他曾是《工人日报》的记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农民工现象后，他就开始贴身采访；后来他成为《工人日报》的总编辑，他将农民工群体与中国工人阶级的整体发展深刻联系起来，一直深入思考农民工群体的前途和命运；他担任了12年的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主席，同时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将反映基层农民工的辛酸苦辣作为自己的职责，推动多项关怀农民工群体的国家政策出台；他出身安徽农村，很早就与农民工打交道，他作为知识分子，40年来一直将记录与探究中国农民工的迁徙历程作为己任，并写下近50万字的专著《中国农民工40年》；“历史变局里的阶层迁徙，改革进程中的国家力量”——他对中国农民工群体做出的具有历史性的高度评价，足以说明他对农民工兄弟的深厚感情，他就是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原主席盛明富先生——

“农民工这个称号值得所有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尊重。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是广大农民工起早贪黑、千辛万苦干出来的！”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考察江苏南通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这样说道。

所谓农民工，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曾经，农民工这个称号有着些许的歧视意味。而如今，农民工的地位作用得到了肯定，有的农民工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有的成为工会主席，还有一部分优秀的农民工参与到了全国两会等高层次议政场所。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在“中国速度”、“中国制造”、“中国建设”的背后，浸透着农民工的辛勤和汗水。他们虽然朴实无华，却用满满的正能量带来了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不仅如此，在网络时代，无论是信息化还是智能化，都因为农民工的及时跟进而缩短时空。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主席、工人日报社总编辑的盛明富，不仅见证了这40年来农民工的迁徙，还用文字记录下来，并最终成书。

“农民工是改革的直接推动者，是中国制造的中坚力量，是中国创造的底座力量。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农民工群体产生、发展和融入的40年，也是农民工迁徙的40年。” 在盛明富看来，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重新审视中国农民工迁徙历程和演变规律，既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又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历史的责任，对中国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

“记者的职业让我近距离接触农民工”

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的18名农民在饥饿的逼迫下偷偷签署了大包干协议，开始以私人方式开发种植土地，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导火索。1982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盛明富被分配到工人日报社做机动记者，此时，农村改革已经遍及全国，农民工的大潮刚刚兴起。

“你不用刻意去采访，他们都在你眼前晃，回避不了的。”盛明富回忆说，虽然工人日报的主要报道对象是城市职工，但街面上修鞋的、弹棉花的、修车的，他们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

北京的月坛公园、地坛公园、沈阳市的鲁园、安徽省阜阳等地的劳务市场，都留下了盛明富采访的足迹。到大城市打工的农民习惯性地聚集在这些劳务市场里，多的时候七八百人至千人，少的时候也有200人左右。

他们或蹲或站，前面都放着纸片，上面写着“钟点工”、“木工”、“保姆”等自己能够从事的工种。有点手艺的木工、泥瓦工等很快就能被雇主领走，没什么技术的人甚至要一两个星期才能找到活儿干，这些人绝大多数从事的是杂工、保姆等卖力气的活儿。

“他们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在改变自身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历史。”盛明富回忆说，当时，最早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农民工是“修鞋族”、“缝衣族”、“弹棉花族”、“保姆族”和“卖菜族”。

盛明富认为，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给农民进城带来了巨大的拉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对改善生活的向往，为农民进城提供了巨大的推力，粮油统一派购制度的取消给农民进城提供了生活基础，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农村中掌握一些技能的能工巧匠硬生生地把城市的大门挤出“一道缝”来。

发端于安徽的“保姆族”主要是在贫困的压力下，由老乡关系而逐渐形成的。乡里的农村女劳动力农忙时干农活儿，农闲时则无所事事。而城里一些当干部的老乡或双职工则因工作而无法顾及家庭，双方互有需求。于是，同事介绍给同事，老乡介绍给老乡，保姆一族的规模越来越大。

妇女从安徽农村进城，他们的家属和亲戚就跟着一起进城卖菜，无处落脚，很多就栖居在街头巷尾的公共厕所里。在盛明富看来，虽然与都市文明不太协调，但这种都市文明所离不开的“寄生现象”，就像猛兽身上寄生的小动物一样，本身就是保持肌体健康的重要环节。

“这些农民工虽然衣衫不整、高声大嗓、体现不出文明，但是他们身上始终保持着农民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精神。”新闻记者的职业，让盛明富得以近距离地接触农民工，并和农民工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工最早踏入城市。他们比城市的职工更能吃苦耐劳，比农村的农民观念上更超前、更敢闯。虽然他们在城市里举目无亲，凭着一把力气，卷着铺盖卷就进城了。“他们是孤独的奋斗者，是漂泊的奋斗者。”盛明富这样总结说。

“我把反映农民工的急迫诉求当成自己的使命”

盛明富在工人日报社先后担任了机动记者、记者部主任、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并在1999年走上总编辑的岗位。2000年，他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还是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他持续的关注着农民工群体，然而，他们的不解之缘并不止于此。随后，他又担任了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主席、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第一产业的工会主席，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研，了解基层职工的需求，并将这些做成提案，带上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在2008年到2018年，做全国政协委员的十年间，盛明富多次就困难群体权益保护的问题进行提案，其中涉及到的基层职工大多为农民工。

到云南的黎明农场调研时，盛明富看到农场职工的住房还是上世纪60年代盖的，家里除了一张床和一辆自行车外，家徒四壁。“那时是2008年，我们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过去，都不敢相信现实，这部分群体必须引起政府与工会的关注。”

盛明富告诉记者，农垦职工曾经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对稳定边疆、发展边疆起了很大作用。但随后的这些年，发展相对比较慢，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政策都没能覆盖到农垦职工身上。

2008年两会期间，盛明富专门有一份提案，要求关注农垦职工的医疗保险。第二年，针对他的提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给予了答复，黑龙江、新疆兵团等地开始着手解决这些人的医疗保险问题，把党和政府的关心落到了农垦职工身上。

让分布在高山、荒漠、高原的700多个艰苦气象台站的职工，尽早改善工作生活条件，更加体面地劳动，也是盛明富一直关心的问题。围绕如何解决基层职工的生产生活问题，盛明富曾先后写过六七份提案。

不仅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案，作为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主席，他号召工会系统通过“职工书屋”项目，向全国的艰苦行业和地区捐赠图书，以改善那里农民工兄弟的精神文化生活。

“工会主席的使命就是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职工群众。在第一产业，基层最需要维护、最需要服务和关注的群体就是农民工群体。反映他们的酸甜苦辣、所思所想，就是我的使命。” 盛明富神情严肃地说道。

“带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书写农民工迁徙的历史”

盛明富从事新闻工作的24年，正是中国农民工从形成到发展的阶段。他目睹了农民工迁徙的艰难、与资本大鳄博弈的惨烈后，开始试着用文字记录下农民工迁徙的脚步。后来，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化，写作计划一度中止。

在中国农林水利工会工作的12年间，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都与农民工密切相关。对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了解的越多，盛明富内心冲动感便越强。为了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他快马加鞭，夜以继日，加快创作步伐。终于在今年7月，约50万字的专著《中国农民工40年（1978—2018）》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本书的内容分为大潮涌起、“双潮”叠加、前赴后继、走向融合四个篇章。盛明富说，中国农民工群体从产生、发展到融入的历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就是新体制、新法规、新政策不断建立和完善的历史，就是人不断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提及这本书的创作初衷，盛明富提起了自己另一层很深的农民工情结。盛明富的老家安徽舒城属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他同村的两个同龄人有一个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外出打工，至今60多岁了仍在城乡之间不断地奔波；另一个一直在农村做农活，家庭条件也相对更差一些。盛明富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也都曾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每年春节，这些老老少少回家过年时，盛明富都能听到他们讲述打工的故事，诉说迁徙的艰辛，感受他们跋涉的汗水和泪水。

“无论你干什么，无论你离家有多远，这种情结都深入骨髓，挥之不去。正是这种情结，给了我勇气，让我带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去书写他们迁徙的历史。”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他这样写道。

在盛明富看来，一部农民工迁徙的历史就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和社会发展史。这本书以时间为脉、以重大事件为珠，以公开见报的事实为依据，通过见闻、见证与思考，把农民工与资本博弈、与旧体制抗争和与新体制建立互动的重要事件节点相串，反映农民工迁徙的历史进程。

由于农民工的迁徙仍在进行中，因此，书中还对有关问题的解决和政策举措的落实给出了意见和建议，意在推动这一举世瞩目的“迁徙工程”能够完美“收官”。

“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对过去已发生的各类迁徙事件进行梳理和反思，让今天的人们和后来者看清中国农民工大迁徙的轨迹，以史为鉴，昭示未来。”盛明富预测，再过若干年，中国的农民工将完成迁徙的使命，社会舞台上也不会再有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但是，只要有城乡差别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流动就不会停止；只要有社会流动，就会有旧有秩序的打破和新秩序的建立，就会有矛盾和摩擦。

对此，盛明富从社会学的角度上分析，社会流动往往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然而，如果不能及时而有效地化解由社会流动引发的矛盾和问题，社会流动又可能会因矛盾激化而导致社会震荡，阻碍社会前进的步伐。“倘若能从过去的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少走弯路，则是民众之幸、社会之幸。”

对话盛明富

必须将新生代农民工

打造成优秀的产业工人

劳动午报：在您看来，新时代的农民工与传统的农民工有何不同？

盛明富：从第一代农民工，到现在的第二代农民工，不久之后还会有第三代农民工，这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时代的农民工有自身的特点，例如，文化素质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方方面面的生活条件也优于老一代农民工。

老一代的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然而农村经过了几代的积累，如今即使不出来打工也能生存下去。新一代农民工到城市来不仅是改善生活，还有谋求自身发展的更大目标。

当然，新时代农民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也有不足之处，普遍没有经历过农村的生产劳动，缺乏吃苦耐劳的品质，容易受到城市五光十色的影响。因此，要把新生代农民工打造成新兴的产业工人，任重而道远。

劳动午报：把新生代农民工打造成新兴的产业工人，具体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盛明富：在我看来，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门槛的问题。

第一是技能门槛，这不仅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门槛，也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门槛。当下，全国东西南北中，全部都缺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供需严重失衡。从农民工的视角来看，能否最终融入城镇、能否顺利转型为新兴产业工人，能否以一代“大国工匠”的身份托起“中国创造”的明天，关键依靠技能水平的提升和自身素质的提高。

第二个是文明的门槛，文明是一种综合素质的体现，需要社会培育和自我涵养。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要将长期在农村生活所形成的习惯和行为方式，向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所遵循的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和公共行为准则等行为方式转变。这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发展和提升。这种发展和提升，对于一个庞大的群体来说，同样是融入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必要条件。

劳动午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工会组织应如何作为？

盛明富：在帮助农民工打破技能门槛方面，工会大有作为。首先，工会有组织优势，从上到下的各级单位都有工会组织，可以通过开展技能竞赛，调动大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其次，工会具有阵地优势，大多拥有自己的培训机构，可以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力度，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

此外，工会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劳模和大国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这些人同时具有老黄牛的品质和千里马的技能，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人，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工会应该发挥创新工作室的平台作用，引领更多的农民工成为高技术的新兴产业工人。

□本报记者 刘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