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有句俗话：“大高殿前的牌楼——无依无靠”，形容人活得可怜，幼年失怙，亲朋寡淡，或漂泊异乡，冷暖自知。实际上，这三座大牌楼可是威风得很。

它们是皇家建筑，其楠木楼柱粗壮，深埋地下，外加抱柱石围同，所以不需要戗柱支撑，而一般的四柱式牌楼必定要配八个戗柱，前后顶着牌楼柱子，以求稳固。

为何立三面牌楼

大高玄殿，清朝为避康熙帝玄烨名讳，改“大高元殿”，百姓俗称“大高殿”，建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为明清两朝皇家道观，其位置在北海东南，景山西，陟山门街南，紫禁城西北，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为军队使用。

楼宇失修，但依然完整保存，出现变故的是其门外的三座牌楼，就是著名的“无依无靠”牌楼。

它们原本是大高玄殿附属建筑，其功能非常奇特，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安全通道，在为皇家服务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开放，也可以称之为一个检查审视过往人等的门岗，有皇城的护卫把守此地，盯着过往百姓是否有可疑行踪等。

这三座牌楼实际上是围合了一块“品”字形的“飞地”，这块飞地南北两侧都是皇家禁地——南为紫禁城，北为大高玄殿——隶属于皇室的道教宫苑。两者距离很近，可大高玄殿毕竟建在紫禁城的城外，过了护城河，又过了一条道路（非今天的景山前街，而是南牌楼与护城河之间的路），所以大高玄殿宫苑大门之前的道路就很难处理了：如果断路，显然切断了东西城之间往来的重要通衢，如果还是寻常道路，那车水马龙喧嚣嘈杂，招摇经过皇家宫苑门口，草民接近皇家禁园，太不恭敬。

于是，在“大高玄殿”宫门外建立了三面牌楼，环绕东、西、南三面，实际上围合了一块类似“飞地”的警戒区域。一般百姓只能从南牌楼南侧和护城河之间狭窄的道路挤过去，据说路宽只有4米。不过皇室才不把草民放在眼里，就这么建了个“品”字“堵头”，管你会不会被挤到筒子河里。

如果皇帝要去大高玄殿活动，那就把道路一封，戒严，皇帝出神武门，过护城河桥，穿南牌楼，经过东、西牌楼封闭的通道就可以直接进入大高玄殿了。所以说，三座牌楼围合成了一块“警戒区”。

因此，三座牌楼是不寻常的地界，明、清两朝均立有警示石碑：“王以下官民等在此下车马”。且在牌楼门洞安装木栅栏，便于封闭。

严嵩题额的传闻

原本，这三座牌楼的制式一模一样，其中东、西两牌楼建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距今476年；南牌楼建于乾隆十一年（1746），距今272年。三座牌楼均为四柱三间九楼庑殿式，覆黄琉璃瓦顶，牌楼支柱均采用粗大的楠木立柱，柱脚埋入地下很深，足够牢固。

牌楼正中嵌有汉白玉石匾，上刻题额，据说东、西牌楼题额是嘉靖权臣严嵩的手迹，而南牌楼题额，正面（南面）为“乾元资始”，背面（北面）为“大德日生”，是乾隆御笔，上有钤印。严嵩题额的传闻有可能是真的，嘉靖二十一年，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成为一品大员，开始得势。且严嵩书法在当时朝野堪为翘楚，不少人士收藏，这倒不完全是趋奉，的确是有独特风骨的好字。

妨碍交通被拆除

从李自成进京四处焚烧破坏，到整个清朝的风风雨雨，包括1860年英法联军入城，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扰等，这三座牌楼基本没有受损，维持到民国年间。

最先坚持不住的是南牌楼。1917年，南牌楼的木柱受伤，向南倾斜，有倒塌之险，危及临护城河道路。当时大高玄殿尚属逊清皇室管辖，逊清内务府加设了支木试图稳固，但还是摇摇欲坠。1920年5月，这座牌楼被拆除，仅余下东西两座牌楼。后因沿筒子河的道路只有四米宽，又有东西牌楼碍事，这里成了一个交通堵点，所以1929年将大高玄殿门前两座界墙及牌楼木栅拆除，辟新路通过东西牌楼;又将景山南端两侧界墙拆除，把原景山正门“北上门”划为故宫博物院之外门，原景山之第二门“景山门”改为景山之正门，形成早期的景山前街。

这时期逊位王室已将紫禁城连带的附属宫院、设施统统交给民国政府，政府才因现代生活便利的考量，将原紫禁城与景山、大高玄殿之间存在的这些零零碎碎的建筑，包括牌楼，进行整理，东西牌楼栅栏拆除，成为人与车马可以通行的道路。

1937年南侧牌楼照原样复建，不过拆除时木头柱子是截断的，四柱为水泥柱刷漆，外观上倒还是明清风貌。只不过没了皇上，老百姓可以自由穿越牌楼门洞，虽然有点碍事，但鉴于当时汽车不多，主要是马车或人力车使用，三座牌楼还算点缀出一道漂亮的风景线。

进入上世纪50年代，北京人口激增，社会发展迅速，三座牌楼虽然好看但堵在道路上，其妨碍交通的弊端日益明显。1955年1月，为了改善景山前街的交通，东西两座牌楼被率先拆除。第二年，1956年5月28日至6月10日，在景山前街道路加宽工程中，南侧牌楼及习礼亭被拆除，同期被拆除的还有已经划归故宫的原景山北上门和两期连房等古建筑。

东西牌楼部分“复活”

这三座牌楼是分两次在相隔接近一年半的时间内拆除的。第一次拆除的东西牌楼作为一堆废料放在了一个地方，或许是仓库或者某个露天料场，而这个施工单位很有可能与当时正在京城西北郊建设中央党校的施工单位有某种关联。

1960年前后，中央党校主校园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学校中部区域挖出一个人工湖，湖边辅以假山，种植花草树木，湖北岸正有一块空阔之地，便有美化装饰的想法。中央党校主校区建设于1955年至1963年，总设计师是粱思成邀请进京的戴念慈先生，参与校园美化并负责建筑维护的是北京市“房修二公司”。“房修二公司”恰恰有一个“古建处”，不知大高玄殿牌楼是不是他们拆的，但1960年中央党校需要美化校园的时候，古建处恰恰有保存的拆下来的大高玄殿文物废料可供挑选。

据中央党校王秀华老师的文章回忆，她上门找到了原“房修二公司”修复牌楼的工作人员马炳坚和他的师傅王德宸、尤桂友了解情况，并从党校原负责校舍建设的老领导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当时党校向有关部门打申请报告，得到批准，从房修二公司古建处料场拉来东西牌楼的散件，同时还把也是1955年前后拆除的隆福寺西碑亭的散件一并拉进校园。

两套牌楼散件木质结构破损情况严重，两套原本共计十八个门楼的牌楼，补充了一些新料，才勉强拼凑出一套只有七个门楼的牌楼。这座牌楼成为现在北京历史最古老的纯木质牌楼，今天依然矗立在中央党校校园里。

南牌楼在原址复建

原西牌楼的石匾正面是“弘佑天民”，背面是“太极仙林”；东牌楼的石匾正面是“孔绥皇祚”，背面则是“先天明境”。中央党校的校园里出现的是“弘佑天民”的石匾。

“孔绥皇祚”石匾至今下落不明。大高玄殿南牌楼“乾元资始”石匾是在月坛公园找到的，1956年南牌楼被拆后，其散件堆放在月坛公园。南牌楼重建，与“乾元资始”石匾被发现有关，如果没有这块匾，复建的南牌楼就是个新物件，失去了文物的意义。2004年，它从月坛公园被请了回来，成为文物的“核心”。

至此，京城的三座著名的“无依无靠”牌楼，两座有了下文，东西牌楼在拆除五年后合二为一，重新竖立在中央党校掠燕湖北岸，历经半个世纪，成为校区地标般的景物。而南牌楼于2004年在原址复建，将成为未来开放的大高玄殿的大门牌楼，复归原貌。

而东牌楼那块“孔绥皇祚”汉白玉石匾如今仍被文物爱好者心心念着，说不定哪天奇迹出现，它可以大白于天下。

摘自京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