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是民间游乐场所

1947年，我随同母亲从辽宁锦西迁居北京，住入西四北大街小糖房胡同甲四号。这个小院落位于胡同路北的最东端，胡同口上，与我家东南角院墙相接处立有一座不高的灰砖牌楼，上刻“西安市场”四个大字，自右向左，楷书，每个字约尺半见方，端庄凝重;左下方有一行小字——遗憾的是，在那里住了二十年，我始终未曾留意那是书法家的名款，还是建立牌坊的时间。

牌楼后面，即西安市场。市场呈长方形，东西窄，南北长。北端在我家向东的延长线上，南端临马市大街，我估算得差不离的话，其面积约有足球场的三分之一左右。

西安市场历史悠久。据说，明清两代这里以卖鹌鹑闻名京城，而那时宫廷里的太监多以饲养鹌鹑为乐，就像今人养小猫小狗一样。西安市场在皇城根儿西边，距皇宫不远，也就成为众多太监常来常往之地了。到民国期间，这里已经像天桥一样，聚集了不少的民间艺人，各占一块场地，唱大鼓，变魔术，拉洋片，说相声，成了底层市民的游乐场所。那期间，几间茶馆也应运而生。有的请评书演员献艺，有的接待京剧爱好者清唱自娱。据说，其中一间茶馆聚集了不少谜语爱好者，并结成了诗社，定期活动，其成员多为饱学之士，他们设计的谜面均来自烂熟于心的学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时调俚曲，民俗掌故，无所不及。想来那是一群智慧不凡的雅士吧！

记忆中的茶馆与电影院

我结识西安市场时，它已失去了往日的风光。

市场西墙下，以及市场正中部位，盖了四排房子，未免堂皇了些，说是棚屋，更为准确。一间紧挨一间，低矮破旧。从屋檐下伸出的长长的棚子几乎遮挡住了全部阳光，每间屋子都黑黢黢的。

在市场正中心的两排棚屋里面，尚有一片空场，有两个篮球场大吗?差不多，那里疏疏落落地排列着十几张厚重的大木案子，每张木案边，都支着一根大木杠子，杠子上套着几个黑黢黢油亮亮的大铁钩子。天麻麻亮时，这些大铁钩子都挂上整扇儿的猪肉，放眼望去，市场上虽无“酒池”，却实实在在是一片“肉林”。西城大大小小饭馆里来采购的厨师便在这里闹哄哄地讲价还价。待天大亮时，猪肉批发商们就收摊儿了。这期间，也有不少穿着大褂儿，夹着包袱的银元贩子，吆喝着“买两块，卖两块……”手上一摞银元掂动着，哗啷啷响，很清脆，很动听。

每逢春节期间，肉贩子们歇业，这里便呈现出一抹零落的节日景象。又有些民间艺人来了，他们把彩绘的兔儿爷、木刀、木枪、花脸儿和亮晶晶的噗噗镫儿，摆在切肉的木案子上，当然也少不了花生、瓜子、橘子糖、关东糖。在木案子的间隙，地上摆着花花绿绿的瓷瓶、泥人、纸烟、兔儿爷，那是套圈儿的。孩子们买十个竹圈儿，一个一个地套。有的大人则满天花雨，十个八个一齐往前扔。抬眼看看，整个市场总共也就四五个摊子吧，远不成气候。

市场东边，还保留着一间茶馆，很宽敞，很干净。每逢夏天，店主便在茶馆前用苇席搭起一座凉棚，并搬出几张茶桌，供客人纳凉。茶馆里总是冷冷清清，落落寞寞，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想必是时局动荡，很少有人能优哉游哉地坐茶馆了。当时西安市场最大的亮点是建国西堂电影院。它坐落在市场的西北角上，几乎和我家毗邻。它常常设连环场，观众可随时买票进去，没看到前半截儿，没关系，散场之后不必出去，等下一场放映时再补上。如果你愿意，可以坐到半夜，想看几场看几场。影院的经营状况大概也不甚佳，因为它有时停放电影，改演京戏。每逢那时，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便飞进我家院子里，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建国西堂迁至马市大街路北，那便是今天的胜利电影院。

北京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西安市场没有什么变化。好像在“文革”前夕，市场正中央的两排棚屋拆掉了，改建为一座三四层高的简易楼。而市场西边的棚屋和东边的茶馆仍在。那时，我已离开小糖房胡同了。

摘自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