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5岁半开始读《千家诗》，7岁拿毛笔写小楷，他的书法作品获过全国大学生优秀奖；他眼见中国书法界重技巧而轻文化，创立“文化书法”理论，为中国书法界注入一股清风；他2003年建立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致力于“文化书法”理论的实践和传承，还主编了洋洋洒洒250万言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他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坚持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一步，还构建了中国文化输出的全方位策略。他就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大中文系文论教研室主任、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王岳川教授。

诗词和书法是童年最美的回忆

王岳川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他名字里的“岳”多少带了故乡山水里的味儿，在外祖父启蒙下，5岁半开始读《千家诗》，7岁拿毛笔写小楷，“进入笔墨、书法的世界，我发现周围的世界都消失了，只剩自己的灵魂，还有眼前的墨和字。书法让我火热的内心，有了温润的包浆。诗词和书法成为我童年最美的回忆。”

对王岳川影响深远的外祖父在去世前，给王岳川留下这样的话：“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从那后，还只有8岁的王岳川慢慢有了“一字不知而为耻”的果敢，而这发展为日后影响他一生的“忧道不忧贫”的信念。

小学毕业后，王岳川曾有一段“知识少年”下乡放牛的经历，一个暮色苍茫的冬天傍晚，他被怀孕的母牛摔了下来，失去知觉，冻了一天后，他被牛舔醒，驮着回去了。这一段大难不死、向死而生的意外，让王岳川对生命和时间有了更深的感悟。

“大概只有经历过死亡的凛冽后，才明白生的可贵，时间的可贵，从那以后，惜时如金融入我的意念。”

在大学的时候，王岳川每天都会坚持写一张书法作品，写完就贴在床四周的蚊帐上，看着不好，就撕。就这样，不断写，不断撕，书法也越练越好了。1981年，他的书法作品获得全国大学生优秀奖，后来毕业后又获得了教育部主办的一个书画展的一等奖。

1983年，王岳川到北大哲学系进修，1988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北大中文系，主攻方向为西方文论，他曾经出版了中国第一本专门研究西方文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续又出版了《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在业界引起不小轰动。37岁，他便晋升为北京大学的正教授。

创造性提出“文化书法”理论

王岳川早年专攻颜楷，用笔取势筋骨厚重，追求浑厚磅礴的大美。其后转向二王行草，用笔行中带草，不激不厉，颇富文人韵意，再后取苏之酣畅意态和米之风樯阵马，结体稳中富险而又真率自然。自上世纪90年代，他全力攻草，潜心王献之，融入自家性格，使得书法既有文人情怀的温润，又有专家练达的风骨。

在进行学术思考和研究西方文化之余，王岳川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上也倾注了大量心血，眼见中国书法界重技巧而轻文化、杂乱纷呈的现状，他痛心疾首，创造性提出“文化书法”的理论，期望为中国书法界注入一股清风。并在他2003年建立的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致力于“文化书法”理论的实践和传承；他为此著有《书法文化十五讲》《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身份》等多种相关著作，还主编了洋洋洒洒250万言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王岳川坚持不懈的身体力行里，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情怀和坚守。

一边钻研西方文论，一边踏足中国国学文化，王岳川的视野变得开阔；他自己追求的理想境界是以文化书法为载体显现中国书法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积健为雄的正大气象。在书写内容上他有严格的审美对象的选择，笔锋所到，出入于经史子集，大凡是历代先贤传世的箴言、佳句。像《诗经·周颂·敬之》、《史记·孔子世家》句、《中庸》句、《道德经》句等都是他写的大幅甚至巨幅作品。他运笔时锋酣墨饱，一气呵成。清劲飞扬的用笔，活泼飞舞的动势，外柔而内刚，显示出豪放的胸臆和温润的性情。

构建了中国文化输出的全方位策略

在对西方文化经久的研究中，王岳川慢慢发现东方文化里那些被人忽略的典雅之美，就像只有走出过大山的人，才明白大山里的风景是山下怎样不具备的拙朴和幽美，然后更珍惜这种拙朴的美。而这种“珍惜”，演化成他“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的学术理念，这在恨不得“西方月亮都圆”的15年前，几乎是一种石破天惊的大胆言论。

王岳川说，全球化与人类两个重大危机相关，其一是当今世界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危机，其二是人类精神痼疾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的人文精神生态危机。面对当前出现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文化思潮，他在学术上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中国身份”，坚持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一步。他还认为中国应该从一个世纪的“文化拿来”推进到当代中国的“文化输出”，使自己幽美的精神文化走向世界。

他著作等身，更是提出了中国文化输出的全方位策略。在思想输出上，他建议向海外推出300种中国思想文化著作。这输出的300本著作分为三层，每层100本。第一个层次是思想型输出，从先秦到19世纪的《左传》、《论语》、《老子》，一直到《西游记》、《红楼梦》等100部经典翻译成英文；第二个层次是对话型输出，主要是经过欧风美雨现代性冲击以后的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严复、胡适，一直到今天的张岱年、季羡林的100本著作。

“这项工作我从1994年就开始做了，1994年，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主编了60卷《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这些学者在西方留过学，接受过西方文化，通过这些书籍的结集和翻译，向世界展示东西方思想火花的碰撞，我计划扩充至100卷，全面反映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王岳川感慨地说，第三个100本是20世纪到21世纪之间的中国文化生态书，如中国书法生态、中国戏剧生态、中国建筑生态等，让西方重视当代中国学者的最新思想和中国最新文化进程。

“在形象展示上，我建议向海外发行100集《发现中国》高清电视文化片。系统地‘发现东方’，探索‘文化中国’的精神价值。在文化机制上，应建立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校，成为海外中国文化热可持续发展最坚实的基地！”王岳川激动地说。

对话王岳川

复兴书法是树立大国文化自信的战略举措

劳动午报：谈谈您对“书法”的理解和分类。

王岳川：我把书法分成名人书法、职业书法、学者书法三类。其一，名人书法，书因人贵，其人的社会地位显赫，但书法法度不高，缺乏韵味，最后走向孙过庭所说的“凭附增价，身谢道衰”。其二，职业书法，他们严格按照书法的技法操练，线条和章法都很是自信，其作品有专业的笔墨、笔法、技法，并以书法为生计，但限于文化地位和学识，甚至人文关怀精神不展，而大多成为技法的重复展示。其三，学者书法（文人书法），这些书法家大多以学术专业著称，他们大多是某些学科的顶级学者专家，如沈尹默、于右任、郭沫若、启功等，他们在学术文化和书法技法都到了专业水准以上，成为中国书法的文化中坚力量。

劳动午报：采访中，我曾亲眼见过很多书法写得漂亮，可是“腹内空空”的人，他们很明显在割裂“文化”和“书法”，对于此种现象，您如何看？

王岳川：被书写的内容长时间会潜移默化影响到书法家书写境界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书写内容其实是书法的“根”。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历代书法名家名迹，有哪一人哪一篇，不是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传诸后世，他们固然有书法技艺，但最打动人的，却是字里行间的文化气息。文化，是书法本体中的本体。文化书法，是通向书法文化的秘径。

劳动午报：您在理论上提倡“文化书法”，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请具体阐释下您的学术观点？

王岳川：我把文化书法概括为：“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回归经典，走进魏晋，指的是对源远流长的书法传统的敬畏学习。经典是宏大的，要广泛学习，同时也要归拢到魏晋，那是中国书法最为天人合一的境界，有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风度。守正、创新是书法繁荣发展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最终体现在书法面貌上，则是一种与文化古国文化大国相应的“正大气象”，正大气象，即在书写过程和书写结果中展示中国书法的博大灿烂，集“多美”为“一美”。此外，练习者要不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只有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才能写出漂亮优美的书法作品来。

劳动午报：您认为，中国文化应该在一个世纪的“去中国化”之后思考“再中国化”问题——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这一切都造成了全球知识分子在问题意识、自我身份、知识价值定位等方面的全新立场和身份定位。请具体阐述下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必要性。

王岳川：大国形象包含四重形象：经济形象，政治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中国形象中的经济形象是辉煌的，政治形象正在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军事形象也正在崛起和获得认同，但是文化形象却处于不利之境——我1998年到日本去当客座教授，后来也参加了不少国际会议，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中国文化的话语权是很微弱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四海之内皆兄弟’提升到全球的层面，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能提炼出“双赢”的普遍性价值等。于是我认为，新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在于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发现东方，意味着中国强国文化身份重建与中国文化复兴紧密相关；而文化输出是发现东方的题中之义。

劳动午报：您曾当过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学术助手，后来您提出“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中国身份”，坚持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一步，是否受到季老的影响？

王岳川：影响肯定是有的。季老在我眼中一直是睿智渊博而谦和的，他精通英、德、梵语、巴利语、俄语、法语，以超常的工作热忱而“止于至善”：从东方语言学到东方学，从印度历史文化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从佛教语言研究到中国文化身份思考，皆拓展出一个多元的文化研究域。

季老对书法有自己的研究，他对学者书法有颇新颖的认识：“学者书法有自己的历史，起码清华过去有梁启超，北大过去有沈尹默等，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从学者书法作品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而且季老很看重书法：“中国书法是世界上独特的文化。弘扬中国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弘扬我们的书法文化。”季老还提出中国文化要“送出去”，我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文化输出很重要，而作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载体——书法，则是文化输出的第一步。

【记者手记】

“中国文化在新世纪

必将逆风飞飏”

约了很久，终于采访到了北大中文系文论教研室主任、书法所所长王岳川教授，走进他的书房，《四库全书》、《二十四史》、《永乐大典》……密密麻麻陈列在书架上。记者大约估略了下，有5000册。到处是飞龙走凤的书画作品，使整个书房有一种蒸腾的文化气息，让人震撼。

很快王教授进来，他戴着透明眼镜，个头不高，但温润的书卷气十分动人，古今中外，引经据典，渊博学识可见一斑。他对孔子充满最炽烈的崇敬，两次提到孔子的学生子路，对于同样颇负盛名的子贡，则一次没有提到。记者于是知道，王教授儒雅的外表下有一颗子路般强悍好勇性情中人的心。他其外温润、内敛，其内则包蕴了东坡般豪放、热烈的刚直，或许正如他一生所珍视的“嫉恶如仇、惜时如金”八字格言那样，字里都是他“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般铿锵有力、广博积极的人生姿态。

王教授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他以颜体正楷开蒙，气势开阔，上溯二王行草，求飘逸灵动的魏晋气息，下探苏、米的旷达放纵，最后进入笔走龙蛇天马行空的草书世界，布局强悍大气而不失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温润其表、筋骨其心。

王教授提出“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中国身份”，他建议办一所“新西方”文化学校，进一步完善汉语水平考试和中国文化考试，教外国人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体悟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样一所学校确实有点乌托邦的色彩，但是我坚信‘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起飞’，当人们都去做某件事情时反而意味着这件事情已经快要成为历史，而人们还没有想到要做的新事情才有更美好的未来。”

今年是北大建校120周年，也是沈尹默先生在北京大学成立书法研究会100年，又是王岳川先生在北大倡导文化书法理论15年。王岳川说，东方和西方艺术门类中都有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电影、建筑，而书法是东方艺术所独有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书法是向西方证明和体现中国形象的东方代表性艺术形式；为了加强文化输出的持续性，建立国家电视台的中国书法频道就非常有必要，可专门用来从事书法文化的介绍、传播和输出。

“在这种时候，中国老子所讲：‘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主张做‘生命减法’的东方文化或许到了发挥自己能量的时候；我坚信，未来在解决世界性精神困惑难题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大有可为！”王教授坚定地说。

□本报记者 余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