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的书籍已成为一种普遍读物，再不像古代那样珍贵难得，但即便是如此，借书也要费一番周折。一些现代作家借书，发生过许多饶有趣味的逸事。

胡适晚年颇为得意地说，我一生向人借书从来没遭过拒绝。之所以会如此，是与他乐善好施的品行相关。胡适听说某人在做什么研究之后，便主动将自己的独家书籍资料借给对方。

周汝昌先生就曾回忆自己年轻时少不更事，竟向胡适提出借用胡先生所藏世上唯一一部无价之宝“甲戊本”红楼梦。要知道，胡适去台湾时唯一带走的一本书就是这本“甲戊本”红楼梦。此后，这本书在北美红学会上展出时，仅保险费就高达数万美元。不想，胡适居然借给了他这个素昧平生的穷学生。胡适不但让专人将此书送到周汝昌手中，而且此后从未催问。

沈从文晚年在致友人的信中曾有如下抱怨：“最感到无办法的，即我充满好意与热心，把一些重要资料借人后，收不回来，可谓糟糕之至！……又能有个什么办法，使得那些借用我材料的朋友，也能回报我的好心，能一一把借去的图书资料见还。”他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常将书借给学生。当时文学系的学生几乎人人手中都有一两本沈从文的书。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在心上。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

与胡适、沈从文的慷慨不同，周作人对书异常吝啬。他和鲁迅反目后，将鲁迅的许多书据为己有，不许鲁迅搬走。晚年他又教诲子弟不要将书借给别人。

台湾作家柏杨在《借书不还，天打雷劈》中说：“知识分子最大的伤心之事，莫过于书被人借去如石沉大海，等到自己需要时，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因此他的书概不外借。

近代学人黄侃，治学不倦，爱书成癖，家富藏书。其师章太炎谓其“有余财必以购书”。即便如此，却仍不免借书之苦，曾有诗云：“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借书痴”的典故，则是古今读书人所共知，且津津乐道的。

余秋雨曾在《文化苦旅》“藏书忧”一文中写过一件事：他的朋友不知何时借过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一次他去那位朋友家，在书柜中意外地发现了那本书。那位朋友看余秋雨看书看得入神，便说：“你要看就借去吧，放在我这里也没什么用。”令余秋雨哭笑不得。

叶灵凤是香港著名的藏书家，他自称是爱书家。他曾说过：“借书给人，好像在沙漠旅途上将自己的水壶慷慨地授给同路者，是希望获得一个伴侣和同好者，能够共享自己已经感受到的满足和愉快。”他买的书除了自己读，也从不拒绝借书给别人读。他相信一个真正的爱书家必然“是将书当作了友人，将读书当作了和朋友谈话一样的一件乐事”。

□文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