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轮中超，大部分球队最没有悬念的就是换人这个环节——为了完成足协的硬指标，替补上场的球员，或1个或2个都是U23球员。足球的一大魅力就是教练员的临场指挥，而这个乐趣被足协的U23政策无情剥夺，中国足球的管理者竟然改变了足球的规律和规则。开玩笑说，中超的这些外教如果将来回到欧洲，恐怕都不会换人了。

中国足球管理者制定U23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证本土年轻球员的出场率，也许初衷是好的，但显然中国足球管理者的“数学”不大好，这笔账始终没有算清楚。从这两年特别是今年的U23新政看，本土球员的资源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开发，反而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浪费。以国安队对泰达队这场比赛为例，当下半时施密特换上于大宝时，国安队的23岁以上替补球员都回到了替补席，因为他们知道后两个换人名额是给U23球员巴顿和王子铭的。巴顿还算是有一定即战力的球员，而施密特在比赛胶着时，始终不敢换上王子铭，德国人心里很清楚，这个时候如果耐不住性子早早换上实力不足的U23球员，很有可能会搞砸比赛。

伤停补时阶段，U23球员王子铭终于出场，但就这么几分钟他得到锻炼了吗？U23球员走过场式的出场已经成为了一种“程序”，而23岁以上本土球员的利益则在不断被侵蚀。于大宝是中国国家队的主力前锋，但他如今只能在国安队打替补，因为外援挡着他的路，因为U23球员挡着他的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少23岁以上的本土球员受到了外援和U23球员的“双重压迫”。强如于大宝都不能保证出场时间，你说这个新政合理不合理？于大宝还算“幸运”，毕竟他的名头和能力摆在那儿。还以国安队为例，一批有实力的23岁以上球员根本得不到出场机会。比如曾经在国家队非常亮眼的门将池文一，为了不时之需，大部分球队的替补门将都是U23，直接导致池文一连替补席都进不了。再比如欧洲冬训时表现出色的边路快马胡延强，球队根本挤不出位置给他驰骋。更不要忘记因为处在年龄边界点，如今流落到中乙的杜明洋。U23新政的本意是照顾本土球员，但实际效果却像是让场上多了3个“低水平外援”。于大宝、池文一、杜明洋这些球员，本应该是中国足球的宝贵财富，但是他们的利益得到充分尊重了吗？中国好的球员本来就不多，经得起这么浪费吗？白花花的“大米饭”，就这么眼都不眨地扔到“泔水桶”里？

多少年了，中国足球的管理者总是想通过顶级联赛的调整迅速提高国家队的水平，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碰壁。顶级联赛是最高水平的比赛，应该是能者上庸者下，让最好的球员出现在最好的比赛中。如果觉得外援压榨了本土球员的空间，完全可以通过减少外援的办法，给本土球员腾出地方来，比如现在是三个外援首发，可以规定再减少一个变成两个。让所有本土球员的利益得到保证才是真正的好政策，而本土球员之间也应该有起码的竞争，不能在本土球员中形成所谓的“特殊群体”。国家队球员如果在联赛里得不到真刀真枪的锻炼，甚至保证不了出场时间，国家队的成绩从何而来？培养年轻球员的任务应该由基层来完成，而中国足球现在的颓势恰恰是为前些年不重视基层青训工作还债。类似U23这种政策，更应该出现在中甲、中乙这样的低级别联赛。你还没跑呢就想飞？别逗了！不要让23岁成为中国球员的一道坎儿，现在的年轻球员压力越来越大，表面看U23政策是照顾他们，但一旦23岁踢不出来一切就全完了。中国足球最缺的是球员，既然缺就不能让现有的球员再感到“不踏实”了。

□本报记者 段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