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从2007年黄乐平正式创办了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至今已经有十年时间了。这十年来，这家为广大工伤职工做公益法律援助的机构已经免费代理法律援助案件9000余件，替他们挽回经济损失三个多亿，为劳动者提供咨询、培训、代书等免费服务18万余次。其创办者——北京义贤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曾经是律师界最年轻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媒体称，他是工伤维权第一人。

有些案件，一直留在律师黄乐平记忆里：2005年，一家活动房安装公司的10多个工人有工伤，但没有人申报工伤。按医生的嘱咐，受伤工人肖重生应由专人照顾至少两个月。可是，他只能躺在杂乱的工棚里，靠保安送进来的几块烧饼充饥……

在浙江瑞安打工的王华生，在上班路上被摩托车撞倒，需要修补颅骨。为了向有关部门求助，他在雨中步行了两个多小时。没有雨伞，他用塑料袋包住手术后刚拆线的头部……

还有司机蒲友全，值班时被有前科的同事殴打致伤，其爱人找到黄乐平时，蒲友全是一个植物人。

这几名当事人都求助于黄乐平，并分别获得了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的赔偿。黄乐平说，“我以为我一个执业律师，见多识广。可是，总是有想象不到的当事人，刷新我的认知。这些劳动者的困顿，让我不能坐视不理。”

经历 作律师给自己维权尝尽白眼

黄乐平2002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获得硕士学位。他毕业时已经通过全国司法考试，有律师资格证书，应聘成为某国有企业的专职法律顾问。

2002年底，在单位组织篮球比赛中，黄乐平倒地右膝受伤。考虑到今后还要在单位继续工作，黄乐平没有申报工伤，以为休养一段时间就能痊愈。因为单位是打卡考勤制度，黄乐平拖着一只瘸腿每天乘坐出租车坚持按时上下班。在膝伤未愈的情况下，他带着支架飞赴广州，为单位办理一个标的超过500万元的案子，一待就是9天。有一次摔倒在路上，需要别人帮忙他才能爬起来。

半年以后，黄乐平感到行走越发困难，被诊断为右膝关节韧带断裂、半月板撕碎。医生说必须手术！黄乐平说，当时他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妻子刚怀孕，新买的房子要还贷款。手术以及康复所需的费用超出了他本人的承受能力，提出申报工伤确实是不得已。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是国资委直属的大型企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我以为会得到妥善解决。我一遍一遍地找人事部门询问报工伤的情况，人事部门的回复都是正在办理中。可3个月后，一个好心的同事才偷偷告诉我，人事部门根本就没有为我申报，他们也不认为是工伤。在这之前，我为单位挽回了2000多万元的损失，我想该为自己讨个公道了。”

为了证明工伤的事实，黄乐平首先找到知情的同事当证人。然而，公司一方也采取了应对措施，提供证言的同事面临压力纷纷撤回证言。黄乐平只好去找公司工会的一位领导，拿到了以工会组织的名义出具的证言。

受伤11个月后，黄乐平才获得工伤认定。经历了数十次与单位的艰苦谈判，2005年4月，黄乐平终于得到了12万元的赔偿。工伤之后，身高1.87米的黄乐平再也不能打篮球了。他离开了曾经令人羡慕的好单位，而内心受到的伤害更是让他缓了好一阵子。

“其实，我很小就知道工伤的‘狰狞’，1994年，一亲戚在广州打工时中暑猝然去世，不但未能获得工伤赔偿，连火葬费都是家里人掏的。可我没想到都十几年过去了，工伤认定还这么难。”

写书 让普通职工能看懂维权指南

黄乐平说，维权期间他到处找与工伤相关的书籍，把自己能找到的与劳动法有关的书都翻了个遍，发现这个领域的研究存在很多缺陷。“像我这样的法律专业人士，要从中寻求全面指导都相当艰难，普通人哪里看得懂？尤其2004年1月《工伤保险条例》实施之后，工伤认定乃至工伤待遇落实的全部流程，都没有介绍。”黄乐平萌生了写一本专业性强，但能够像“傻瓜”相机一样方便使用的工具书，让普通劳动者都能看懂，都能得到维权的指导。

黄乐平在搜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工伤问题的一些思考，写就了《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该书于2004年9月1日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一版印了5000册，在短短4个月内全部售罄。2005年推出第二版，第二版收集了更多疑难案例，同时全面收录了包括黄乐平亲自执笔的一整套工伤处理文书。2005年中国法学类图书排行榜上，《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位列第27名。6年的时间里，这本书重印了7次。

黄乐平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留在书里。铺天盖地的求助，是黄乐平始料未及的。2005年他收到的求助信400多封，摞起来有一人多高。媒体称，他的电话后来几乎变成了“工伤120”。

第一案 为摔残的油漆工争来85万

而张先法一案，是黄乐平印象最深的，因为这是他代理的第一个职工维权的公益诉讼案件。

2005年年3月14日，河南农民工张先法来到朝阳区某家园工地，做油漆工，与负责人约定每天工钱50元。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也没有经过任何安全生产方面的培训，张先法上岗了。他在3楼外墙施工时，现场突然停电。在与同伴协商后，张先法下楼找电工。由于缺乏相应的防护设施，张先法不慎掉入地下室，脑部严重受伤，被送往医院，经检查为重型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在进行简单的处理后张先法被拉回了工地宿舍。

张先法的家人赶往北京才将他再次送到医院，而此时，医生告知家属已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黄乐平第一次去见张先法，他和妻子住在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平房里。屋里只有一张上下铺的木板床，和一张折叠椅。黄乐平记得，他进屋时，躺在床上的张先法发出“嘿嘿”的声音。此刻的张先法大小便失禁，无法直立行动。

“我帮张先法的家属到区劳动部门申报工伤认定。经过4次反复交涉，申请才被受理。”黄乐平说，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劳动部门要求张先法提供有关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然而，黄乐平了解到张先法给包工头干活，与北京这家公司没有直接联系。而且出事后，工友已失去了联系。黄乐平带着家属跑了很多个部门，几经辗转，然而张先法的工伤认定最终成了进退两难的困局。

因为不能证明劳动关系，工伤认定无法成立。为争取时间，黄乐平协助张先法家属申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立案。这个官司一共打了三年半。在诉讼中，经司法鉴定，张先法的伤情属于二级伤残，一级护理依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黄乐平协助家属再次以家属的名义起诉。

一审就经历了四轮开庭，黄乐平在法庭上与两个单位的法律顾问进行了多次正面交锋。一审判决下达经历了1年9个月，张先法获赔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85万余元。案件又经历了二审和申请强制执行。

在整个儿过程中，黄乐平外出调查128次，垫付了数万元的差旅成本。直到2008年，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赔偿款。

因为在工伤维权领域的突出贡献，黄乐平被中央电视台等众多媒体誉为“工伤维权第一人”，于2007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律师界最年轻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建平台 帮更多的劳动者

黄乐平逐渐意识到：要想帮助更多有维权需求的人，必须组建专门的维权团队，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专业维权平台。经过黄乐平和团队成员的不懈努力，经过相关部门的层层严格考察，2007年10月25日，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黄乐平说起义联创立之初的难处时用了七个字“没钱、没人、没执照”，言尽千辛万苦。2010年，义联因矿工职业病案件而为人所知。

2010年5月31日，按照北京市要求，房山区某乡最后一批煤矿全部关停。黄乐平在同年6月6日接到的房山区一煤矿工人的求助电话。求助者在电话里反映房山区的煤矿关闭，很多矿工患有职业病但是得不到解决，请求给予法律帮助。同年6月7日，义联的维权热线接到了三个求助电话，都是与房山煤矿相关。求助者分别来自不同煤矿，通过不同的信息来源找到义联，有通过老乡介绍的、有通过相关部门介绍的、还有通过义联曾经的受援者介绍的。黄乐平隐隐感觉，这几个案件相互之间有关联，并判断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案件。

同年6月8日一早，黄乐平召集义联副主任毛素梅、朱茂林、法律援助部部长韩世春等管理人员开会，确定法律援助部启动快速应急工作机制应对矿工职业病案件，尽快核实情况、制定工作预案。6月10日，义联接待了三名尘肺病职工代表的来访，这些代表说案件涉及的人数众多，煤矿关闭后矿方没有针对矿工职业健康检查与职业病待遇的任何处理，矿工面临极大的困难。在之后的几天里，每天都有数拨不同的职业病工人赶往义联，向义联申请法律援助。

这时矿工职业病案件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同年7月上旬，《半月谈》和《法治周末》等媒体对案件相继进行了报道，描述了矿工维权的窘境。

根据报道，矿工们在医院体检后出具的“尘肺X线诊断报告”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因为正式的职业病诊断报告要单位开证明，提供相关的材料，医院才能出具。矿工无奈地说，“让我们找矿主开证明，这不是难为人吗？听说出事之后，矿里老板把我们的合同、上岗证等材料都烧掉了，老板怎么可能给我们开证明！”除了8个矿工拿到了矿主出具的相关材料，大部分矿工的维权进展不顺。

媒体的报道称，矿工们失去了收入和健康，只能在矿上租房等待，维权四处碰壁，生活状况窘迫。

与此同时，黄乐平带领同事们抓紧处理案件。2010年6月18日，义联中心的四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前往工地为工人们办理法律援助申请手续。律师们在现场一一核验工人的身份、证据，指导工人填写法律援助申请书，了解每个工人的具体情况，详细解答工人们提出的各种咨询问题，共为122名自费检查的尘肺病工人办理了法律援助申请手续，并采集了工人的尘肺病医学检查材料。对于采集的医学检查材料，结合工人申请法律援助提交的材料，工作组律师进行了整理，按身份证明、籍贯、工作单位、工作年限、劳动关系证明、社会保险关系证明、临床诊断结论等基本信息分类制作了电子数据材料等。

根据义联团队的工作报告，在被遣散的工人中已经确定被诊断为尘肺的矿工有122人，其中尘肺一期92人，二期28人，三期2人，工人们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无法进行职业病诊断，义联当时就受理112名职业病工人的法律援助申请。此后，维权的矿工不断增加。根据统计，从2010年6月18日至8月2日（职业病诊断前）这段时间里，义联律师每天平均要与每个煤矿的代表至少联系一次，共计与13个煤矿的代表通话超过600次，在办公室共接待工人72批454人次。同时，义联在处理案件时依托相关部门，不断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并给予建议。

有关部门了解到案件情况后，也抓紧研究处理对策，对矿工职业病的事情予以重视，加速解决。

据黄乐平介绍，截至到2011年3月份，义联团队直接帮助212名职业病工人获得了超过2600万元的赔偿，带动了第一批总数超过400名的职业病工人获得赔偿超过5000万元，义联的努力也直接推动了北京市关于房山职业病案件处理政策的出台。

而通过对案件的实践调研，黄乐平发现职业病领域的法律问题甚多。他组织义联研究团队，以义联直接处理、咨询过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职业病案例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

2011年2月，黄乐平团队发布了国内第一份《职业病调研报告》。 黄乐平以此为基础，对当时正在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提出建议。

2011年12月31日，《职业病防治法》第一次修订获通过，加大了企业违法成本，对企业不提供职业病诊断手续提出了解决方案。新修改的《职业病防治法》吸收了黄乐平团队提出的15条立法建议。

10年坚持 搭建网络平台 设专人值守

黄乐平介绍，现在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义联不仅设置了热线电话接受职工的求助，还搭建了网络平台。求助的职工可以通过电话、论坛、微博、微信、QQ群进行咨询。

黄乐平在介绍时说，“十年了，义联的热线坚持工作日开通，专人值守，有问必答。非工作日必有登记和回复。”

2017年10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刊发专题简报中写道，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成立于2007年8月，是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十年来，义联共提供服务超过18万人次，直接解答法律咨询超过3.5万个，接待来访咨询2.6万次，代理法律援助案件近9000件。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超过3.8亿元人民币。

而黄乐平认为，正义一直在行走，没有停止。

□本报记者 李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