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惧生死，深入矿区，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告急》揭露矿难事故和中国矿产资源受到严重侵害的社会问题，获得鲁迅文学奖；他深入山区，采访了用37年时间在山上修建“天渠”造福百姓的老支书黄大发，并写《山神》对这位“平民英雄”进行讴歌和赞美；他的最新力作书写了“两弹”元勋王淦昌科技报国的一生；他说，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冲锋的战士，非典、地震，每一次他都冲在前线；他曾七次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是近七十年来，中国作协中唯一的全国劳模，他对时代有强烈的使命感，始终坚持“人民性”的书写，他就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

作品坚持为人民和百姓说话

“文学是我一生的‘恋人’，它一出现或者一靠近它，我就会有激情，有感觉。这大概是每个作家的血脉里所共通的那份‘文学基因’吧！”何建明感慨地对记者说。

何建明出生在江苏苏州。他从小就爱好文学。有一年的夏天暑假，他在一个亲戚家看到了一本没头没尾的书，看得津津有味，但看完了也不知是什么书。但书中主人公的故事和人名牢牢地刻在何建明脑海中，他叫“保尔”。何建明看到的第二本书，正好又是“保尔”特别喜欢的《牛虻》，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召唤，后来何建明当了兵，还与文学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还有一件事对何建明影响特别大。那是他上高中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们苏州地区抓教育抓得特别紧，“我上高中的考试还是‘ABCD’卷，啥叫‘ABCD’卷呢？就是考试时前后四个学生，拿的卷子是不同的。可以看出当时考试有多严格。”

有一次他们苏州地区进行“摸底考试”，何建明的语文在那次“摸底考试”中获得了第一名，此后每次语文考试他总是第一名。这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语文和文学的浓厚兴趣。上学期间，何建明一直把他们江苏的那份《新华日报》副刊上的文章剪下来阅读学习，自己还练习写作……当兵后，则慢慢从新闻干事，成长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时何建明刚从部队转业到中央地质矿产部门的一家新闻单位工作，后来又在那里当一份文学杂志的主编。在这过程中，何建明发现当时国家乱采乱挖的矿难事故特别多，破坏生态环境也特别严重。

“无论作为一名公民，还是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看到满目疮痍的矿山和污水毒水横流的情景时，我的心里十分难忍！”于是何建明就走了许多矿山，进行了实地采访，完成了《共和国告急》。

“在采访过程中，曾有好几次都是直接与那些有真刀真枪的‘山寨王’和‘金把头’周旋，稍有不慎，命就可能丢了。但我告诉自己不能退缩!因为我守护的是人民的利益！”提到中间遭遇的危险，何建明感慨地说。

最终何建明对一连串悲惨揪心矿难事故的发生和中国矿产资源正受到严重侵害的局面进行了真实的记述，在这过程中暴露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是中国第一部直视生态环境的报告文学作品，发表后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批示。这也是何建明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后来获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共和国告急》之后，何建明陆续写了使他获得更大名气的《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等，它们是何建明三四十岁年龄段的重要作品，充满了忧国忧民情怀，而何建明也开始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在《山神》里塑造平民英雄黄大发

在《山神》里，何建明塑造了一位平民英雄黄大发，他在大山深处，不屈不挠，心中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让家乡焦渴的土地灌上水，让乡亲们吃上白米饭，让村里的女孩子用清水洗上澡，让精壮的小伙子娶上媳妇，不再打光棍。他带领全村人用了37年的时间，硬是穿过数座悬崖峭壁，用双手凿出了一条平常人看一眼都会魂飞魄散的天堑水渠，将相隔几座大山的螺丝河引到了草王坝。

“黄大发是位了不起的当代人民英雄。我称之为‘山神’式伟大的人民英雄，是因为他实在少有！试想一下：有谁能把一生几十年时间花在一件事上，而且这件事在常人看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然而黄大发坚持了下去，并且坚持到了最后的成功。这种精神特别伟大，对今天的所有人都是一种很好的激励！”

何建明在电视上看到黄大发的事迹后，按捺不住蓬勃的激情，马上决定去采访他！他费了好大劲，终于到了大山深处，找到了黄大发所在村子。黄大发老人家已经82岁了，见到何建明，他十分兴奋，马上决定带着何建明去参观他修建的渠。

等见到千米之上的悬崖上，仅几十公分的渠壁时，何建明还是被吓住了。而省市县的领导也坚决反对何建明上去。“我说既然来了，就跟他老人家走一趟吧！这一走，我内心十分忐忑……每走一段，省市县的同志就叫住我，说何主席你无论如何再不能走了，太危险了！我硬是走完了全程，当时我就想，在修好的渠上走，尚且如此危险，当年这条渠是怎样修建出来的？在我心里，黄大发的形象越发高大起来！”

就这样，何建明连续经历了三天的生死考验。从此，黄大发对何建明极其友善，开始向他深情讲起了几十年修渠中的艰难故事……饱蘸了感情的何建明，在激情的写作中，“山神”黄大发的形象越发饱满生动……黄大发的书稿写完后的一个多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专门为黄大发让座的镜头在《新闻联播》放出来后，感动了全世界。

“我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有‘愚公移山’的传说，而黄大发是当代比愚公更伟大的人物，他的故事应当被永远地流传下去！这就是支撑我写他的最大的动力！”何建明动情地说。

《山神》在《中国作家》上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学界的高度评价，有人称其是一部与《老人与海》同等意义和影响的作品，“我想这种评价也许有一定道理，因为黄大发的精神就是我们当代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精神似乎并不太多，因此它显得特别珍贵和值得传扬。”而黄大发，也成为何建明笔下推出的第五个“感动中国”的人物。

最新力作书写“两弹”元勋王淦昌

年初，何建明的最新力作——《惊天动地的“两弹”元勋》（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新书首发式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举行。在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中，何建明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用真切的情感、鲜活的描述、深情的回忆，把“两弹”元勋王淦昌充满传奇、默默无闻而又惊天动地、践行科技报国理想的一生呈现在读者面前。

说到创作缘由，何建明告诉记者，原来，他跟王淦昌同乡，都是江苏苏州支塘镇人。

“他比我大50岁，算是我的爷爷辈了。但我特别敬重这位为共和国‘两弹一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巨人。写王淦昌是老家人的愿望，因为知道我是‘著名作家’，所以家乡人一直希望我能亲自动笔写他。”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在王淦昌在世时，何建明就是第一个写他的作家，那是1997年的时候，王淦昌当时荣获了中国最高奖项。何建明便走进了他在木樨地的“部长楼”里。作品是在王淦昌去世后的一年多发表的。当时何建明有些遗憾：正在采访他的时候，老人意外的被一个骑自行车人撞了一下后，便没有恢复健康，一直到离开……如今的这部《惊天动地的“两弹”元勋》一书，就是在当年作品基础上进行增订后正式出版的。

何建明说，采写王淦昌，没有什么大困难，他们是老乡，一见面一讲家乡话，便亲热起来，没有任何距离了！

“王淦昌这个人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是他的知识渊博，心底纯净善良，耿直无私，他是中国老一代中最接近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却淡薄名利，隐姓埋名17年。”

何建明说，在“两弹一星”的科学研制中，王淦昌是除钱学森之外的最重要的科学家，他可以说是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的“总参谋长”，领导和组织实施了整个“两弹”的一线研制任务，像邓稼先、朱光亚等都是他手下的将士。

“王淦昌的贡献远没有被人认识，因为他隐姓埋名了十七年，即使后来，他也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他习惯了在名利面前默默退让。他身上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情怀，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缅怀。”

何建明内心独白

可以说，我的每一部作品的背后都有艰辛的故事。前几天我到贵州去采访，早晨五点多起床，为的是赶第一班飞机。但人算不如天算，在通往机场路上，大冬天的竟然有一辆自燃车，堵了半天。到贵阳往山区走的路上，又出现车祸，排队排得长长的几公里，又等了半天。等到我们到达贵族与四川交界的山区时，已是夜里十一二点钟了。这种情况在我几十年的写作中早已司空见惯。

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个冲锋的战士，在2003年北京“非典”期间，我是唯一可以跟随当时的中央领导到任何一个前线区域采访的作家。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北京和全国笼罩在极度苦难压抑的灾难情绪之中，我也一样（恰逢女儿那年在高考、她在非典期间又发高烧），受到的精神摧残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们仍然要生存下去，于是必须去战胜“非典”瘟疫。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了一线采访与写作。

我白天一个人在前线采访，晚上躲在一个封闭的地方写作和整理材料，每天只能吃方便面，体重急剧下降了几十斤。再一年后，医生告诉我：“你患了糖尿病”，一直到今天……我是唯一在现场及时把北京非典疫情报道出去的作家，所以我自豪。

后来又有了“5·12”大地震的采访，以及亲临前年天津大爆炸现场……我始终认为，国家和民族遇到危难时，作家不能缺席。

前不久我采访山区老支书黄大发，他用37年时间在千米之上的悬崖上开凿挖渠，就为了乡亲们能够吃上大米饭，十分可贵。那次采访后，回到北京我的腿一个多月都没好。为什么？当时在走“天渠”时太用力了，拉伤了筋。其实这种辛苦和艰难在我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经常碰到。

多年来，在我内心深处一直存放着一把金铸的秤杆，那就是：“人民群众喜不喜欢我写的作品，我的作品是不是为人民和百姓说了话。”无论多艰难的环境下，我都坚持把老百姓的呼声发出来，坚持“人民性”的书写，让“金铸的秤杆”在内心深处永远绽放着灿烂的光芒！

【对话何建明】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您于是饱含激情写了浙江余村，最终成书《那山那水》，这本书记者有幸看过，被您充满深情的笔触打动，讲讲您在采写《那山那水》中的难忘故事吧！

何建明：这是第一部用文学形式记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品。从2016年9月正式出版以来，一直在全国热销。我因此也到各地讲课宣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多达几十场，听课人数达二十几万人次，多数是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文学家和社会学家。

我们常说文学要成为时代的先声，《那山那水》的意义便在于此。现在许多地方党政干部都在学习《那山那水》，主要是它用文学形式阐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能生动、可触的学习到改变社会、造福百姓的“真经”。一个作家如果能通过作品对社会有所贡献，还有比这更让人高兴和欣慰的事吗？

记者：您觉得报告文学的意义在哪里？您怎样理解一名作家的使命感和价值感？

何建明：报告文学的意义在于现场记录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时代人物精神。它区别于电影电视及新闻，更区别于小说等虚构作品。真实永远是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最可贵的精神财富，是带着温度的文字和感情，也是一名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所在。

一名作家的价值感来源于他对时代、对历史、对民族和对人民的情感。报告文学作家的价值感，是对当下的时代进行独立的价值判断后，所得出的记录意义。

记者：您的报告文学创作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在您所创作的作品中，您是如何用情节、故事和语言来构筑“人民性”的书写的？

何建明：比如我写天津《爆炸现场》中的消防官兵在爆炸现场的献身精神，可以说是通过滴滴鲜血写出来的，每一个现场故事都是“人民性”的表达，是我们消防战士的伟大精神在张扬的过程。在写《山神》时，黄大发的每一个为了挖渠道所经历的故事，都是“人民性”的构筑，是最精准的“人民性”的具象表达。在写《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作品时，“人民性”则是通过提醒人民不要忘记历史、不要不注意反省国家和民族自身的问题，这样的“人民性”具有更别致的意义。

记者：在您所有的作品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部？为什么？哪一部带给您的触动最大，为什么？

何建明：我喜欢自己的作品《落泪是金》，这部书当时影响特别大，引发了全国性的救助贫困大学生热潮。它改变了数以千万计贫困家庭出身的大学生的生存环境，对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作用。我也喜欢《部长与国家》这样的作品，它在人物书写上是最美的；《忠诚与背叛》是我另一部喜欢的作品，它对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代青年的影响让我感到满意。

记者：很多人都在讲，文学一直在被边缘化，古人讲，三十年为一世，如果注入时空的概念，比如30年后，50年后，您最希望后人能记得您的哪一部作品？为什么？

何建明：我并不知未来是什么，我只知今天的时代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人们记住的。报告文学作品首先是给当代人看的。对历史和未来而言，报告文学可能成为一种“史料”及历史的佐证。一个作家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在未来的时空中有所延伸，但并不是所有文学作品都可以留传下去的，报告文学更是如此。但从文体本身而言，加之中国社会的特定性，我想我的《落泪是金》、《国家》、《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我的天堂》等等可能会在未来一百年后仍然有人感兴趣。因为它们是中国社会不太容易重复出现的事件，其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值得人们去记忆与重新认识它们。

□本报记者 余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