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歌有几千年的传统，《诗经》就是中国最早的民歌总集，但作为民歌大国的中国，民歌却门庭冷落，是他精心策划，将民歌音乐会唱进了人民大会堂；每年的新春音乐会，他都要大量邀请农民 工、环卫工人、保安员、交通警走进人民大会堂，享受民歌大餐；为了收集遗落在草野的民歌，他走遍四方采风，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要让中国民歌堂堂正正地唱出国门，成为民族文化的品牌；他就是著名艺术家、北京新春音乐会总编导刘国超——

很多年前，一位年轻的皮鞋匠用自行车驮着儿子去上幼儿园，皮鞋匠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在一个又一个清朗的早晨，他总会一边骑车，一边哼唱着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年幼的儿子还不太懂得歌词的含义，但那宛转悠扬的曲调却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中。很多年以后，儿子长大成人，他以导演的身份让父亲，以及千千万万中国人曾哼唱过的歌曲响彻人民大会堂，他就是北京新春音乐会总编导刘国超。

不忍心看到千年民歌没有市场

在南二环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记者见到了著名编导刘国超。刚一见面，他便掏出手机连上音响，顿时，整个房间里都回荡起民歌的音乐，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刘国超更是许多次“一言不合就唱起了歌”，从陕北民歌到印尼小调，可谓是信手拈来，张口即唱。但如果你要是问他是不是非常喜欢民歌，他则立刻板起脸，摇起头。一个连续执导了14年有“民歌春晚”之称的北京新春音乐会的导演怎么会不喜欢民歌呢？见记者一脸疑惑，刘国超打开了话匣子。

千百年间，在中国农村的广袤土地上，民歌是当之无愧的“流行音乐”，那时的老百姓很穷，别说娱乐，很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饱，但人们的七情六欲依旧在，男人会爱女人，姑娘会倾慕小伙子，放到现在，彼此会互送礼物或请客吃饭，可那时没有能力用物质来表达心情，于是想到了用歌声来表达，这种表达方式不仅迅速、明确，且情真意切。也正因此，在中国传统民歌中，有七成以上都是歌颂爱情的。

刘国超1957年出生，待他懂事时，恰逢那个特殊的年代，所以他首先接触的民歌带有很浓烈的时代特色。他说，有一天在去上学的路上，他听到大喇叭里在播放《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那是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这是首什么歌，只记得自己一下便被那个优美旋律吸引住了，放学后他凭着记忆，给父亲哼起了这首歌，父亲告诉他，这是首陕北民歌，名字叫《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歌之前是不让唱的啊。”父亲小声嘀咕了句，不过马上又笑着给他讲起了陕北民歌的典故，“我父亲唱歌特别好听，我做民歌有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刘国超说道。

刘国超立志做民歌是在2003年，之前，他干了很多年流行音乐，曾策划、投资、制作、销售近千场大型演出活动，蔡琴、王力宏、安在旭等明星在内地的演唱会都由他操刀制作，事业上可谓是风生水起。直到有一次，他在和一位老朋友彻夜长谈后发现，我们国家浩瀚的民歌艺术正在没落，年轻人只知道听流行音乐，这让他感到十分心寒，这种寒心又激起了他的使命感，“我要把中国的民歌做出品牌。”当时，周围的人都以为这是他的一时冲动，想不到，在结束当年他自己负责的6场大型流行音乐演出活动后，刘国超真的开始探索民歌市场了，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

“当时的民歌市场就是没有市场。”现在说起那段时光，刘国超仍带着一丝苦笑，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他心里太清楚了，做民歌充满风险，而且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但他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退，“这件事总要有人去做的，我愿意当那个‘点灯人’。”选好了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走了。

刘国超发现，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那些传统的过年习惯——穿新衣、吃饺子已不再新鲜了，但人们仍旧渴望过年，渴望能够阖家团圆，哪怕只是吃一顿母亲亲手包的饺子。“大家都说年味儿淡了，新衣服想穿就能穿了，饺子想吃就能吃了，那么过年还能干点儿啥呢？”刘国超注意到，有人会在春节期间去听戏，那么听民歌也一定会有听众的，只不过此事没有人做，但是要做就要做成品牌，才值得做，因为节日有需求，观众一定也有需求。

刘国超反复琢磨做成品牌，如何可坚持？一是中国民歌资源丰富，二是歌唱家有成千上万人，三是每年都过春节都可以唱，紧接着刘国超又想，要在哪里干才好呢？“我脑子里首先浮现的就是人民大会堂，我希望人们能在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欣赏中国的传统艺术，感受民歌的无限魅力。” 机缘巧合，当时北京音协也在做类似事情，找到刘国超，他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大家一拍即合，同时得到了北京市文联、北京青年报社、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单位的大力支持，2005年的小年夜，首届“北京新春音乐会”登上了人民大会堂。

邀请最没有可能走进大会堂的人来听

老舍的《茶馆》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爱大清朝，我怕他完了。”对于自己一手创立的“北京新春音乐会”品牌，刘国超也是爱之深。为了能让它一直办下去，刘国超从一开始就为它加入了公益的元素。他关注了这个城市中最没有可能走进人民大会堂去听音乐会的人，包括春节不回家的大学生、残疾人朋友、特教学院的老师、环卫工人、邮递员、保安员、售货员、国旗班的战士、交通民警、退休的劳动模范、社区低收入家庭等等。刘国超说，每年北京新春音乐会有一半的票都是用来做公益捐赠的，不过另一部分的票，他却坚持走商业模式，这样既有公益内容又解决了演出成本。“您花几百元买一张票，不仅能够观看一场高水准的演出，同时还做了一份公益，相当于是您邀请他们观看了一场演出，怎么说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每年，他都坚持为这些群体送门票，“那些一线工人，他们一整年都为别人忙碌，节日期间也要工作，我希望在年根儿底下，他们能有这样一个晚上，走进人民大会堂，好好欣赏一下，借此机会，我也希望能让更多观众感受一下现场的魅力，这就好比话剧和电影的区别，现场观看和通过荧幕观看的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再好的摄像镜头也比不过人类的眼睛。”刘国超颇有感触地说道。

刘国超说，去年，他和北京新春音乐会的主创人员一起到位于通州北京副中心建筑工地上向外来务工人员赠票，并在工地现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赠票仪式，那天的情景他至今难忘。

活动中，歌手郝亮亮为农民工兄弟演唱了一首《京城望月》，歌词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爬上那个脚手架，攀上那个起吊塔，中秋西北望一望呦，月亮下的老家。娘做的月饼甜呀，爹酿的老酒辣，还有我的那个山丹丹呦，怀里头抱着个娃……当时马上就要到小年了，在外奔波了一年的人们哪个能不想家？所以，当郝亮亮唱起这首以外来务工人员思乡为主题的歌曲时，台下的许多工人们听的热泪盈眶，就连见惯了大阵势的歌手都深受触动，“郝亮亮下来后跟我说，刘导，您知道吗，看着他们那样，我差点儿也跟着哭出来。”刘国超心里也不是滋味，但是作为导演的他马上跟郝亮亮说，你绝对不能哭，心里再难受你都要憋着，等下来以后找个没人的地方，敞开哭去，如果你在台上哭了，那这歌儿就断了，就是演出事故了。工作中的刘国超就是这样的，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但是在专业面前，他能把感情和理智分得很清楚。这些年来，北京新春音乐会的名号逐渐叫响，并且捧红了包括龚琳娜在内的一批歌手，这背后，主创团队及各主办单位功不可没，可是他却不愿意更多提及自己，他希望人们更多地记住“北京新春音乐会”这个品牌，哪怕有一天他不再担任总导演了，这个音乐会也依旧能继续办下去。

为了采集民歌走遍了中国的乡野

表面看来，刘国超操办的是一场音乐会，其实在这背后，有着许许多多的支点，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执导北京新春音乐会这14年，他每年都会深入全国各地采风，去听那些原生态的歌唱，目的就是能让音乐会有更加多姿多彩的现场。“当我去过草原，我才真正明白，蒙古族民歌为什么那么悠长，因为如果不那样唱，对面的人根本听不到你在唱些什么。”刘国超说，为了更好地了解民歌，了解每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他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他说，民歌都是源于老百姓的生活，是他们在生活的基础上有感而发的，如果不了解哪个民族的习性，就不能真正了解民歌。他坦言，民歌本身给他带来的满足感是很有限的，他反而更享受探索民歌的过程，如今，走进每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他都不会有陌生感，那片沙漠、那片湖泊、那些山川，甚至是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性，他都曾经在歌曲中了解过，等走进实地，只会有一份亲切感。出去采风的收获除了阅历和知识，有时还会有意外之喜。

有一年，刘国超来到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吕家河村，在这里他遇到了有“歌布袋”之称的村民姚启华，70多岁的姚启华是土生土长的吕家河村人，四五岁时，他便跟着爷爷奶奶学唱民歌，如今他会唱的民歌近2000首，被文化部授予汉族民歌传承人的称号。聊天中，姚老爷子哼唱起了一首曲子，刘国超一听，这旋律太熟悉了，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好汉歌》的曲子，不过姚老爷子唱的词却是杨家将的内容，姚老爷子说，这首歌是他几岁大的时候，跟爷爷学来的，他记忆力好，老人唱一遍，他基本就能记下来了。刘国超觉得有意思，当场便邀请姚老爷子上北京新春音乐会，到人民大会堂去演唱这首歌。“老人听说能去人民大会堂唱歌，特别激动，反复问我这是不是真的。”在2015年第十一届北京新春音乐会上，姚启华当着6000名观众演唱这首歌时，熟悉的旋律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共鸣，原生态的嗓音博得了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

盼望让民歌走出国门

除了每年到全国各地采风之外，刘国超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坚持听民歌，从14年前立志做民歌到现在，没有一天间断过，算下来，经刘国超之耳听过的民歌接近万首，他自己能哼唱下来的也有上百首之多，而且覆盖面很广，每个民族的歌曲他都能唱上几句，这一点，甚至很多音乐学院的教授都自愧不如。即便如此，刘国超仍坚持说，自己是“不喜欢民族音乐的”。

十几年前他曾经是一个职业且成功的演出商，如今，他是一个策划人、编导，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的名片上各种协会、基金会的理事，大学的授课专家、客座教授的身份，达八九个之多，每年创作、推出不同的舞台原创作品，奔波于各地政府和大学讲课，然而他心里最牵挂，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把中国民歌推入主流的视野，把新春音乐会的品牌做大做强，让新春音乐会能够像法国的红磨坊、美国的百老汇一样，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所到一处，必是一票难求。

“我知道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我正在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这个差距逐渐缩小，我希望在五年之后，到北京新春音乐会举办第20届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出国门，我觉得每一位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在异国他乡听到家乡的小曲时，都会为之动容，中国民歌的旋律，早已深深印在每一个华人的心中，这也是我相信新春音乐会一定能够走出国门，叫好叫座的理由之一。”在这里，刘国超还特别提到了“叫好”的同时，必须要“叫座”，要有观众自己掏腰包买票来观看，而不是靠赠票来支撑。

创新的京味更能赢得听众

他说，一台音乐会想要持久的办下去，离不开创新，再好看的节目，老看也会觉得腻。所以，在新春音乐会打响名号后的这几年，刘国超坚持创新，每年都要在其中注入一些新鲜元素，让观众们有常看常新的感觉。

今年，新春音乐会则推出了两首“新·北京民歌”——《京华春早》和《五彩风车》。歌词中有许多描述老北京生活的内容，歌手在演唱时还特别加入了“儿”化音，让这首歌更显得京味十足。一边说着，刘国超一边用手机给记者播放起这首歌，他自己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旋律哼唱起来，可见之前已听过许多遍。刘国超说，筹备一场新春音乐会，只用几个月的时间，但构思一场音乐会，却要提前一年甚至更久，“2019年，我想在新春音乐会中加入乐器独奏的环节，比如在章节转换时，用一段乐器独奏来进行衔接。”

采访中，刘国超几次提到“一花引来百花香”，经过十几年的打磨，新春音乐会在国内已小有名气，随之而来的效仿者层出不穷，“在我们之前没有人在人民大会堂做民歌音乐会，也很少有人在春节前搞大型演出活动，现在做这个的人多了，我很高兴，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民族音乐，来探索民族音乐的市场。”然而现实却让刘国超很失望，效仿者多，但却鲜有人肯花心思创新，结果就是新春音乐会“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刘国超说，这些年中他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能坚持下来，也不是因为自己的肩膀有多能扛，而是他善于创新，以此来吸引人们关注，让音乐会能够一年接一年地办下来。在此他也特别感谢十几年来给予新春音乐会大力支持的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团市委、市文联、市总工会、市青联、北京音乐家协会等各主办单位；还有历届新春音乐会的艺术总监、音乐总监，以及每一位歌唱家和演员。说到这里，刘国超很有感触，“这些歌唱家是真正在用生命热爱着歌唱，他们身上的那种对民歌艺术的执著，令我钦佩，歌唱家和观众们的强烈需求，以及党和政府倡议，让我更加坚定，坚持把弘扬民歌这件有意义的事做下去。”

刘国超简介

著名编导、大型演出、节庆活动策划人、文化产业专家、北京音协理事、北京市残疾人基金会理事，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大学文化产业授课专家，国家及北京市多项演艺文化品牌策划编导。从业20多年来创意、策划、投资、制作近千场大型商业演出和节庆、公益活动。近十几年来，则专志于民族音乐在艺术舞台上的呈现，有志于原创舞台剧目的创作和艺术舞台的品牌创作：如“中华情”、“北京合唱节”、“北京新春音乐会”（已连续举办14届）、“北京798创意文化节”、“北京森林音乐节”等；发起、策划、编导的公益慈善活动：如全世界第一场纪念帕瓦罗蒂逝世音乐会，为南方特大冰灾举办的《爱心融化冰雪》首都大型赈灾慈善义演，为汶川地震举办《万众一心抗震救灾》首都音乐家慈善义演等。

□本报记者 张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