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第一张获奖照片，拍的就是宝钢热轧厂的工人。40多年来，一线职工和普通劳动者始终是他镜头前的主角。他先后6次获得中国新闻奖，90多次获得全国性及世界性新闻纪实摄影大奖，他用镜头记录中国普通劳动者坚韧不拔、乐观奋进、敬业爱岗的精神，鼓舞了几代读者。他拍摄的首钢工人、鸟巢建设者、华山挑夫、汶川地震救援工作者群像，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艰苦创业、砥砺前行的历史形象记录。他的镜头灌注了对普通劳动者的人文关怀和对劳动精神的深深敬意，成为了我们民族追逐伟大复兴梦想路上难得的精神养料——他就是著名摄影家、工人日报原摄影部主任于文国——

少年曲折求学之路

1956年11月，于文国出生在山东省桓台县滩子村。父亲本来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上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上“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农民一沟葱”的历史背景下，他的父亲放弃了做企业“固定工”的工作，选择回老家种田。于文国说：“父亲选择当农民，我便成了农民子弟。”他说，桓台县的生活虽然贫穷，但地理位置不算偏远，可以接触到来自大城市的各种信息。是既不优越也不闭塞的成长环境，促使他能够在贫穷中不断接受到现代文明信息的激励，从而立志改变命运。

于文国介绍，上小学三年级时，父亲要去济南打工，母亲天没亮就烧了饭。早饭后，母亲催着他背着被子送父亲一程。没想到这一送就是十几里。那个季节到处都是玉米地，在凌晨的微光中显得阴森森的。父亲说：“不能再走了，远了你就回不去了。”于文国停住了脚步，父亲的眼神是依依不舍，但嘴里却严厉地叮嘱：“回去好好读书。”

然而，于文国上学的经历非常曲折，他因各种原因耽误了一年多的学业，险些没有上成高中。最后，因为一所学校要招体育特长生，他才有机会继续读书。“我初中毕业后曾经在村大队组织的建筑队当了农民工，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家里捎来的口信：我初中时的体育老师吕昌福得知田庄中学校田径队和篮球队要补招体育特长生，就把我推荐给了田庄中学。当时，我背着铺盖卷跑了近一夜的路从工地赶到了田庄中学。到了学校后，我把铺盖卷儿往地上一放跟老师说，我‘死也不走了’……经过一系列的软缠硬磨后最终坐进了梦寐以求的高中课堂。”

第一张获奖照片就是拍工人

1976年，于文国高中毕业，由于没有恢复高考，他选择入伍，当上了一名基建工程兵。在部队里，会画画又有体育特长的于文国进了部队机关宣传股，在电影组当放映员兼美工。1977年，因团里的摄影干事转业 ，于文国被选送参加了3个多月的新闻摄影培训后接了摄影干事的班，开始专职从事摄影。

于文国这样形容自己与摄影的结缘，“1977年底当我接过那台双镜头120海鸥照相机时并没觉得它是一门艺术。但当我真正了解它之后，才发现一个优秀摄影记者需要永远在路上，他必须四肢发达，但是，头脑绝不简单。”

1977年12月，于文国作为通讯员向报纸投稿，他的第一张新闻照片在《本溪日报》上发表，内容为“本钢4号焦炉投产”。

1980年，于文国随基建工程兵部队奔赴上海建设宝钢。1983年，基建工程兵撤销番号，于文国随着部队集体转业成为《宝钢战报》（现为《宝钢日报》）的一名记者。因为当时报社刚刚创办没有摄影采访器材，为了摄影他自费购买了一台旧的海鸥DF相机，配了一个图丽变焦镜头拍摄新闻照片。

1986年，于文国拍摄的《在荣誉面前》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报眼位置，同时获得《人民日报》首届摄影比赛一等奖。“这张照片拍摄于宝钢热轧厂建设工地的现场，我在工地高空钢结构上爬上爬下，瞄了很久，一直都没有满意的镜头。这时候，青年突击队长张恩才凑过来跟我说，‘于哥，别拍我们了，我们突击队的老顾问潘师傅已经年过半百，一天顶着俩月亮上下班，表扬表扬他吧。’可是听说要上报纸，潘师傅又不死活不同意，推着其他人往前站。几个人你推我让，都把别人往我的镜头前推。”于文国眼前一亮，觉得这场景真实有趣，于是，举起相机连拍了5张。“那时报纸照片相对呆板很多，这种‘嬉皮笑脸’的画面怎么处理？尤其是这种照片能不能上《人民日报》我吃不准。不过，我最后给照片起名为《在荣誉面前》，邮寄给了《人民日报》。”照片获奖后，于文国还收到了时任人民日报社摄影组组长蒋铎老师的一封信，蒋老师在信中说“自从人民日报社举办摄影比赛以来，这是我见到最好的一幅作品。”

这是于文国首次获得的一个全国性摄影比赛的奖项。在他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有过无数次的获奖经历，仅中国新闻奖就有6次。

记录在大灾难面前不屈的普通人

于文国说，“当下，绝大多数新闻媒体考核记者的主要方法是‘工分制’。但是，摄影记者如果只为工分而干，那他就难以摆脱急功近利……身处灾难现场，内心恐惧就做不好新闻摄影。而事实上，真正处于采访状态里的摄影记者并不恐惧。”

1998年夏天，长江、嫩江、松花江出现特大洪水。长江流域的洪水是继1931年和1954年两次洪水后，20世纪发生的又一次全流域型的特大洪水；嫩江、松花江洪水同样是150年来最严重的全流域特大洪水。受灾最重的是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四省。时任工人日报社摄影部主任的于文国迎着洪峰而上，辗转于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在灾区整整呆了42天，拍摄了《脊梁》《洪水来了》等优秀作品。同年9月，全国抗洪救灾战役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于文国意识到军民万众一心并肩抗洪是个大新闻，抗洪胜利后子弟兵与地方百姓的分别，更应该是展示军民深情血浓于水、体现人性光辉的新闻。于是，他把目光聚焦在了抗洪最危险最艰苦的江西九江城。

于文国说，一到九江碰上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找不到住处。一个多月来，为抢堵长江九江段决堤，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社会救助力量齐聚九江城，宾馆都客满了，尤其是能打长途电话的宾馆抢手的很，找不到床位。他费了好大劲儿才在军区招待所住了下来。安顿好以后，于文国了解到，抗洪胜利后，老百姓舍不得子弟兵走，而部队为了不扰民，计划在深夜悄悄撤走。9月14日子夜，于文国经过多方“侦察”，终于摸清了第一批部队撤出的具体时间是9月15日凌晨5点。

对于40多万住在九江城的居民来说，那一夜是个不眠之夜。上千九江人带着礼物跑到马路上等着部队。上午8点钟，于文国从沸腾的人群中挤出来，用手机向报社领导汇报：“现在整个九江城都在哭啊……”总编当即下达任务——让于文国写个现场特写回来。回到住处不到一个小时，他一口气写就了一篇名为《九江城哭了……》的文字稿，此后连同现场拍摄的照片传回了编辑部。

这篇报道用921个字的篇幅，细腻的笔触和极富镜头感的12个细节，记录了九江城百姓挥泪送别子弟兵的历史场景。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一位20岁姓姚的女青年向车上的两位战士高喊：大李、大江，以后来九江还认识吗？ 透过长焦镜头，记者看到，两位战士泪水已挂在腮上。”于文国透过镜头看现场，通过现场写感情，令文字生动，如情境再现。他在《九江城哭了……》采写体会中写到：当记者一定要有感情，如果当初我对解放军没有一种格外亲的情感，我在现场就少了发自内心的激动。

《九江城哭了……》这篇报道获得两个新闻奖，一个是中国记协举办的评选“98抗洪救灾优秀报道”一等奖，另一个是第九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之后这篇报道被诸多大学新闻专业收编入教材。

在于文国30多年的摄影生涯里，只身赶赴灾区的采访经历不只一次。1991年6月，我国华东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灾害最重的安徽、江苏两省，200多万人无家可归。于文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先后拍下了《补觉》《洪水围城》等多张照片。《补觉》记录的是同年6月17日，安徽省全椒县农民躺在被洪水漫过的淮河大堤的围堰上补觉的惊人场景。照片上，农民躺在也就一人肩宽的围堰上，盖着草帘子席地而眠，四周已是大水漫灌。《洪水围城》记录的是同年7月，洪水围困下的安徽寿县古城成为孤岛，城内居民翻墙出城的场景。

1993年6月，沂蒙山区大旱，上百个村庄饮用水短缺。于文国又背着相机来到这里。因为村庄缺水，政府用卡车将水运到各村，一位老人不慎把刚刚配发给他的救济水洒了，老人赶紧用水舀子从地上舀水，于文国的镜头记录下这一刻，起名为《沂蒙山大旱》。

2008年汶川地震，正在医院打吊针的于文国带领工人日报采访小组奔赴灾区，冒着通讯中断、余震不断、山体随时滑坡等险境徒步走进映秀，在44个小时内仅吃了半碗粥。从震中走出来时，他的脸部浮肿，胳膊严重脱皮。于文国不仅拍摄了许多优秀的图片，还发表长达两万四千多字的《抗震日记》。

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人文关怀

作为一名记者，于文国并不是见到任何事情都无所选择地拍下来。他认为“做摄影记者不能见了什么画面都去拍，有时候不拍也是一种高度。至于不拍的标准和答案，应该先问问自己的心。”就在采访汶川地震时，于文国就经历了“举不起来相机”的时刻。

2008年5月15日，于文国在映秀电厂采访抢救生命时。被埋在了废墟底下的是一位姑姑叫周蓉和侄女王倩。姑父从都江堰赶过来跟救援队员一起救人，于文国赶到的时候，此处的救援已经持续了七八个小时了。救援人员在想办法，但这处砖结构的宿舍楼被震塌后，动哪块砖都有可能引发进一步坍塌，一直想不出办法施救。

于文国说：“我就在现场，也是静静的等着拍，但是到最后那个声音越来越微弱。来自上海的救援专家蒋宜山队长静静的走到姑父面前说‘你得做最坏打算了。’那个姑父一下就僵住了，现场气氛也凝固了，大概过了50多秒，他从身上颤抖着拿出一盒皱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根，拿着打火机就往烟头上对，但因为极度的悲痛，他手中打火机的火苗无论如何对不到烟头上…… 我是搞摄影的，当时本能的闪过了一个将这些画面拍下来的反应。但是我的照相机无论如何也举不起来，始终站在那一动没动。现场凝固得一丁点声音都没有，我眼看着，这位姑夫最后实在点不着了，一把将打火机摔到地上摔得粉碎！我现在想，如果当时我把快门按下去了，那个冰凉的快门声，但凡给对方有一丁点的干扰，我会后悔一辈子。记者要抢新闻、有人文精神，但是，更要有人文关怀！”

工人一直是镜头前的主角

从端起相机那刻起，普通工人一直是于文国镜头中的主角。在他的镜头下，有在海拔4800多米青藏铁路工棚里养病的护路工；有在春运期间与恋人挥泪告别的打工妹；有在新疆塔里木最偏远的地点进行油气田勘探作业的勘探队队员们；有在蛇口开发区进行建设的农民工和包工头；有商业街的营业员……他的相机也记录着40年来一个大时代中众多职工群众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

在他的镜头下，有上海市在人民广场首次举行大型用工招聘会的场景；有大年初三 “农民工专列”即将启动的情景；有我国最早的“外卖”——温州一餐馆将客户的“电话订餐”送进居民家中的场景；有农民工学校首批学员毕业的场景；有上海首批民企工会诞生的场景……

1992年9月，在青藏公路五道梁道班的采访中，身挂两台相机的于文国，因过度劳累和高原反应而昏倒，栽进了5米多深的沟坳，左脸摔得鲜血模糊，当时环境温度接近摄氏零下30度，苏醒后他艰难地爬回工棚才免遭冻死。

2002年8月，为了深度报道青藏铁路工程，他带着感冒再度进藏，沿着建设工地摄影采访，最后身患急性肺炎被送进了医院。

2014年4月，在我国第二条亿吨级煤运大通道太焦铁路的太行山深处，为了用照片深度报道最危险、最偏远、最艰苦的孔庄站54位护路工，58岁的于文国被绳子吊挂在近百米高的石壁上拍摄捅山工。

2013年之后，智能手机普及，传统媒体势弱。在人人都能拍，人人都能通过互联网发文传图的时代里，摄影记者这一职业遇到挑战。2013年这一年，于文国拍摄报道了《独臂挑夫何天武》，一时之间被各媒体铺天盖地地进行转载，何天武也被媒体称为“最著名华山挑夫”。

说起采访经历，于文国说，2013年2月19日是大年初十，他去华山采风，巧遇挑夫何天武。老何在一起大型绞车钢丝绳断裂的事故中失去了左臂，妻子因病去世，弟弟也在矿难中身亡。“我背着相机，跟着他走了整整一天。我身上只有相机，但是他的身上是上百斤的担子。最后我都快跟不上了，他一直扛着。有一段路只能容一个人通过，健全人可以换换肩膀，但是他是独臂，身体几乎都要贴在台阶上一点点地往前挪。”已经四年多了，于文国对老何的腿印象极深，因为几乎每天都会被石阶碰破腿，老何的双腿膝盖以下都是密密匝匝的疤痕。于文国跟着老何上了山，下了山，拍下了老何一天的生活。于文国看到老何大年初十的晚饭——4棵小白菜，半筒挂面在白水中煮熟后用筷子抹了点猪油和辣椒。当俩人谈起未来时，老何说：“等我攒到10万元时，用7万元在华山买套房子，再装修一下，然后，把我的父母从汉中农村接过来度晚年。”

“老何这个梦想，我也觉得有点悬，等他攒够了十万元钱，房价说不定又涨价了，但是人总得有点梦想才能生活下去的劲头，老何让我最感动得就是这股子劲儿。”于文国说，现在已经进入全民摄影时代，时代倒逼着摄影记者不仅要用腿，更得用脑子，不仅要在现场拍摄出与一般人不同的角度，还要通过作品透析事件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大主题，从而真正做到记实、记事和记史。有了这三点，这一职业才会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如今，于文国已经退休，但是他手中的相机一直没有停止拍摄。在《于心无悔》摄影展上，他曾9次在自己的作品上诠释当时拍摄心态。其中有一段话写道——“职业特点决定了有作为的摄影记者永远在路上，而这个手里拿着相机的行者，他的行囊中一定‘半是胶卷半是书’……摄影记者最好少往权贵交际圈里挤。记者的高贵不在奢侈斗富，不在觥筹交错，不在附庸风雅，而在植根于骨子里的信仰、担当和高尚。”

于文国，中国职工摄影家协会副会长，《工人日报》高级记者、原摄影部主任。从事新闻摄影40余年来，曾6次获得中国新闻奖， 90多次获得全国及世界性新闻纪实摄影奖。是目前我国惟一一位获得过中国新闻奖“摄影、通讯、论文”多类奖项的“两栖”记者。他是中国摄影记者《金眼奖》（连续三届）、第十一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第十三届长江韬奋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称号的获得者。

□本报记者 李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