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南六环外，有一所利康医院，附近居民也会来这里寻医问药，但很少有人知道，与这所医院紧连的还有一所特殊的名字——北京市利康教育矫治所。在矫治所内，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是关押的主要群体，与其他戒毒所不同，关在这里的人员全部都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在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记者来到这里，通过与民警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零距离”接触，了解到这里有两个特殊的群体，一方携带HIV病毒；另一方却因为职责所在，一天24小时面对HIV携带者。他们同样游走在生命边缘，却用爱在进行一场“心灵的博弈”。

进入矫治所要通过严格的安检，手机不能带入。居住的地方看起来更像是医院的病房，阳光通透的走廊，每间房内有6张床，配有图书阅览室、心理咨询室、谈话室。楼下还有箱庭沙盘室、活动室等。为了防止犯人碰撞流血，屋里很多设施都磨去了棱角，床头都是圆的，并用塑料制成。

“所管人员”是对矫治所内人员惯用的称呼，每天，矫治所为他们制定详细的“一日管理流程”。

HIV感染者：希望早日回归社会

今年30岁的晓国出生于一个5口之家，有个哥哥和弟弟。“父母喜欢女孩，哥仨儿当中我又是比较乖巧的一个，所以家里一直拿我当女孩养，这可能是我性取向形成的重要原因。”2007年，晓国第一次接触男同性恋圈子，2011年，因为感情失败后他沉迷于夜生活，很快染上了吸毒。他生活的轨迹从此发生了变化，每天只沉溺在毒品和淫乱的生活状态中。2013年，当确定自己感染了HIV，他不敢面对，开始逃避现实。终于在2016年的10月因吸毒被抓，于同年11月开始执行了两年的强戒处罚。

“刚开始心里总有一种‘我怎么这么倒霉’的心态，后来转到利康所，这里在押的都是同病患者，民警跟我握手，跟我交谈，没有歧视。”通过民警的教育和对艾滋病治疗知识的了解，晓国的心态慢慢有了变化：“回看多年来的吸毒经历，我悔恨难当。自从染上毒瘾，几乎一切成空，积蓄光了，也拖累了父母。现在我的身体一日比一日健康，心态也在民警耐心的教育下日益平静，每次和家里通电话，妈妈总是鼓励我，让我争取早点回家。”晓国说，现在，他学会了戒毒方法，认识到了毒品的危害，也有信心要跟毒品决裂，希望自己能早日回归社会。

民警：不敢把工作内容告诉家人

与艾滋病人员为伍的日日夜夜，民警们承受着压力，还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职业暴露的风险。彭长胜是艾滋病大队管教副大队长，2014年来到这里工作，他自认为心理素质很过硬，可刚开始集中管理几十号艾滋病人员，他也有点发怵，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对艾滋病的抵触心理。

“到岗后的第一课就是关于艾滋病常识和职业暴露风险。”彭长胜说，虽然通过学习了解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最初与这些所管人员近距离接触，还是不自觉地想要戴上口罩、戴好手套，穿好几层衣服。那时候，从监区出来脱衣服、洗手、反复消毒都是常见的场面。可如今，干警们与所管人员面对面交流，已然都是零防护。”

“干着干着就顾不上那么多小节了。再说，总带着防护就总有隔阂，走不进他们内心，工作就没有效果。”彭长胜说，现在如果民警戴口罩，那肯定是自己生病了，怕传染给艾滋病人员，他们的免疫力比普通人低很多。

防护脱下来了，可心里的压力还在。一天晚上，一名所管人员在洗澡时不小心脚趾踢到了暖气片，流了很多血。正在值班的彭长胜带他去医院治疗。上下楼梯需要搀扶，面对一名正在流血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身贴身、手挽手地接触，彭长胜并非没有犹豫，但他没有选择。

现在，彭长胜依旧不会把上班的衣服穿回家，进家门第一件事仍然是认真洗手。因为怕家人担心，他始终不曾把单位的真实情况告诉家人。

在禁闭室与所管人员谈心

在矫治所，民警的重要职责还包括如何让所管人员以健康的心态回归社会，箱庭沙盘室、心理咨询室，都是民警帮助所管人员心态回归的地方。

潘培闪是艾滋病大队最年轻的民警，90后的他去年9月才到岗。今年3月15日下午，所管人员晓伟与他人发生打架，因此被送往沐林所禁闭15日。晓伟在禁闭期间情绪激动，拒绝进食，不服从管理。作为责任民警，潘培闪前往沐林所，在禁闭室里待了一天，与他谈话，帮他分析违纪的原因。通过引导和教育，疏解了他的情绪。目前，晓伟有了很大的转变，能够主动接受自己的性格缺陷，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以及行为造成后果的思想根源。以前打电话回家对家人只提要钱，现在开始关心和安慰父母，能够为家人着想。

用医者仁心守护生命健康

对于所管人员，治疗非常重要，戴晶平是利康教育矫治所的医生，从走出校门正式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起，她就告诫自己，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担当起“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之责。

那是周末的一个清晨，戴晶平正在家里准备早饭。手机响了，电话那头值班医师急促地说：“重点病号吉某突然高烧，呼吸急促，嘴唇发紫……”她来不及多想，摘下围裙就赶到病房，看到吉某虚弱地躺在床上，嘴唇青紫，满身脓包，皮肤没一块儿好地方，脓液混杂着血液把病号服、床单都染得血迹斑斑。

做检查时，吉某费劲地挤出了几个字：“戴主任，我是不是快死了？”“想什么呢？发个烧算什么事儿，这是起水痘的正常反应……”戴晶平一边安慰吉某，一边组织医护民警采取措施，几个小时后，吉某的体温逐渐下降……走出抢救室，想到吉某因患有艾滋病，他的血液、体液、呼吸道都具有高度传播风险时，戴晶平反复叮嘱值班医生和大队民警做好防护，尽可能地减少安全隐患。事后一次查房，吉某对她说：“戴主任，那天发烧啥情况我真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您对我说，治这个病最拿手。我信您，谢谢您！”

戴晶平说：“作为一名医生师，当竭尽所能把一张张饱受病痛折磨的面容，变成灿烂笑容的那一刻，我深深地为我所从事的职业感到欣慰和自豪。”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彭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