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士大夫群体中逐渐兴起了一股改革的呼声。其中，王安石不仅受到当时士大夫集团的推崇，而且也因为自己的“经术以致用”观念，获得了宋神宗的信任。

与司马光等人相比，王安石提出了一个更具创新性的改革方案。他将当时存在于商业中的理财术主动纳入国家体制的转型中，要求政府学习商人的“长袖善舞”。而这一方式，向来被儒家治理传统所排斥，如历史上对桑弘羊的评价。而王安石将其拉到儒家的传统中，并通过阐释 《周礼》，使其成了周公之法。他要用这种方式建构儒家的均平政治。青苗、均输、市易等法打击大富商对国家经济秩序的破坏，努力解决谷贱伤农、谷贵亦伤农的局面； 方田均税法致力于税赋在各个阶层的均平，实际上打击了富农；农田水利法直接鼓励农业的生产；免役法本于去害农之募役，求役法之公平。总的来看，这个改革只是打击了大富商，并没有针对商业。

在新的语境中，王安石还创造性地转化儒家思想资源，为变法寻求根据。他重新解读儒家的民本观念，发展了新民本主义，其核心在于实现均平政治，首要是恤农，兴修水利，开垦农田。仁民要有一定的法度，不能一提仁民，便是减税。一些地方官员通过减税为自己捞得好的官誉，但国家花费不足时，又加倍盘剥。这是媚民，不是仁民，最终依然是害民之政。他提倡贤能政治，重视培养法律、军事等专门人才，奖用功实，鼓励官员的敢于作为。希望通过一个高效、廉洁、奉法的政府来实践德政理念。不难看出，德政是王安石念兹在兹的问题，他的抉择带有鲜明的儒家特质。

王安石的这套经济改革方案并没有为司马光等人所接受，他们坚持理财只是“小人之事”。理财是必要的，但根本要靠节约。司马光论证说财富总体是相对稳定的，不在民则在官。他批评王安石只不过是变着法敛财罢了。很多人可能会倾向认为司马光的政策有一种自由经济的倾向，即主张政府越少干预经济越好。这其实也是一种不恰当的“格义”。司马光没有看到市场的价值，更不会去为它辩护。以古代思想的脉络而言，司马光的主张其实是一种传统的民本观念。它也是一种德政理念，有着强大的传统，只是无力面对当时社会分配不均、农民得不到体恤的状况。

围绕这场经济改革，各方的争论极其激烈。每个人都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支持或者反对，后来甚至与人品和学问直接挂上了钩。刘彝是胡瑗的弟子，因晚年为王安石所用，便被评为“晚节为可惜也”。无形中，党派风气对每个人都构成了压力。人们太过于关注经济改革的内容，以至于忘记了在其他方面。事实上，在这些地方，士大夫集团可以取得更多的共识，如程颐、朱熹一直都是王安石庙制改革的支持者。此为北宋士大夫风气的一大变化，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