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体育锻炼，厉害的敢跑马拉松，再不济也要每天在微信运动里拼个步数，这劲头令人联想到昔日的广播体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播一响，千百人便同时做操，这道独特的风景不仅是我国群众体育运动的缩影，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段温暖的记忆。

“辣椒操”变身首套广播体操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大家来做广播体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到课间或工间，收音机里，机关大院、厂矿企业的大喇叭里，就会响起这种亲切的呼唤。那千百人一同做广播操的盛景，上了岁数的人至今记忆犹新。

早在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并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便规定，要“提倡国民体育”。可当时我国的体育事业毫无基础可言。当时的北京城，只有一座正规的体育场——1937年修建的先农坛体育场。

1950年底，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收到一份报告。报告是我国首支体育代表团成员杨烈从苏联考察回来后递交的，她建议新中国学习并效仿当时苏联的“劳卫制”（即“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由于她这个建议与国家“把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放在首位”的思路不谋而合，很快便得到了批准。后来，杨烈求助同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同事刘以珍。刘以珍是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科班出身、曾学过日本体操的专业人才。早在上大学期间，她就开始做一种“辣椒操”，还曾经在全校做过推广。

所谓“辣椒操”，就是一种从日本引进的、有音乐伴奏的徒手操。随着来华日本人的增多，“广播体操”被带到中国。日语广播的发音，非常类似汉语的“辣椒”，很多中国人便把这种体操称作“辣椒操”。

在“辣椒操”的基础上，刘以珍创编出了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并为其配上了文字说明。她还请来著名的体育教育家、清华大学体育老师马约翰做这套操图解上的模特。

1951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这一天，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

《新四军军歌》作者为首套操谱曲

首套广播体操创编出来后，还要给动作配上音乐。有人向刘以珍推荐了著名作曲家何士德，何士德曾经谱写过雄壮的《新四军军歌》，请他来谱曲自然合适不过。

但是，让音乐和体操动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一首好的音乐作品有自己的节奏，而且要非常连贯，但是广播体操动作是分节的，一节和一节之间要有停顿，从配乐的角度讲必须有区别，做操的人才能听得明白。而且，给广播体操配乐的时候，编操的人要求动作做到几分几秒完成，音乐到了几分几秒也必须有一个停顿。所以，让体操动作和音乐完全合拍，是录制工作中最大的难题。

以后来的第五套广播体操为例，中央乐团的音乐家们录音时，乐团和工作人员七八十人，愣是录了三四个通宵才完成。

1952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一位老市民回忆：当时政府机关和厂矿企业一般都有工间操，学校有课间操，军队也有出操制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早晨6点半起，一上午就播好几次广播操乐曲。那时候，学校出操率接近100%，厂矿企业也有80%以上的人做操。在工人体育馆和北京体育馆还经常搞广播操比赛，人们做操的积极性非常高。

用广播传媒手段，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全国开展做体操活动，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体育文化现象。我国自1951年颁布第一套广播体操以来，至今已推出九套，平均五六年推出一套。此后，国家体委又根据不同年龄、不同工作，制定并推行了成年、少年、儿童三套体操，公布推行了适合工人做的钢铁工人操和纺织工人操，大大丰富了广播体操的内容。

唤醒更多人的健康意识

“文革”期间，广播操和其它体育活动基本上停止了。1980年8月，北京市政府发出通知，批转了市体委《关于恢复机关工间操和其它体育运动的请示》报告，要求各机关切实开展好工间操和其它体育运动，增强职工体质。

尽管有一些单位坚持不懈地做广播体操，但广播体操的声音还是越来越少，跟着做的人也越来越少。2003年，北京市推出了5套工间操。此后，工间操又发展出20多种花样，多了融合体操、舞蹈、音乐于一体的双环操、专为女职工设计的很有时尚感的瑜伽健身操，以及专为办公室经常用电脑的白领设计的“座椅太极”。

按照北京市总工会要求，2011年全市职工参与健身活动比例应达到60%以上，国有企业参与工间或工前操活动应达到100%，机关事业单位应达到70%，工间操的开展情况成为各单位一把手的考核指标之一。

时至今日，“全民同做一操”的盛景或许不会再重现，但只要广播体操能提醒各单位切实重视职工的健康状况，能唤醒更多人的健康意识和健身习惯，便是其价值所在。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