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静安区繁华的闹市中，一排灰白色的石库门建筑在绿树的映衬下显得庄重而静谧。辅德里625号，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签发了一个通告，特意提到下一次大会将在次年的7月举行。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在上海召开。 其实，党的二大会址的确认也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二大开会多次变换地点

吸取第一次大会的经验，1922年7月16日到23日的中共“二大”决定分几次召开全体会议，每次都变换地点，其余时间则分别安排在党员家里进行小组讨论，以免引起租界巡捕房和反动当局的注意。

中共“二大”第一次通过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党的宣言，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并提出组织民主联合战线——最早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总结。中共二大的主要贡献就是提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把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作为党的最低纲领。而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作为党的最高纲领。这一纲领犹如在黑暗中为路人指路的明灯，引导千百万民众前赴后继，走向光明。中共“二大”将工人运动引入新的高潮。

陈毅指示寻找二大会址

上海解放后不久，陈毅市长就指示上海市有关部门寻找中共“二大”会址，然而事隔数十年后，物是人非，许多代表已经去世，会议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召开的，一度众说纷纭，直到1954年2月23日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收到一封来信，争议才尘埃落定。

来信者是正在湖南大学教书的李达。他在信中写道，中共“二大”的第一次会议并不是在杭州西湖召开的，而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附近的几处地方举行的，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一共开了3天大会。第一天的大会是在他的家中——今上海市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的。第二三天的大会是在另一个地方举行的，里弄和门牌号码他记不得了，但都在英租界，这是千真万确的。

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根据从各处收集到的资料考证，当年召开会议的代表中，李达是其中两位上海代表之一，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原来1921年4月，李达与王会悟喜结连理，租借了辅德里625号一套两层楼的房子，并在那里印刷了大量革命书籍。

筹备召开中共“二大”时，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就建议在自己的家里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等1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后来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又拜会了王会悟，她证实了李达的话。这位曾经协助筹备中共“一大”的年轻女子，又为中共二大做了大量会务工作，开会时，她抱着不到1岁的女儿李心田在门口负责警戒。

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赶到南成都路辅德里考察。辅德里始建于20世纪初，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这里曾属法租界，但位于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分界线福煦路（今延安中路）与老成都路交会处。老成都路同期建造的石库门建筑共有4排，两排2层楼房一字排开，一排8间，中有骑马墙相连，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弄堂。但筹备处的工作人员碰到了一些疑问，因为整条弄堂总共只有49幢房屋，怎么可能出现625号呢？后来调查得知，原来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房屋门牌编排较混乱，每条弄堂建成后，均由工部局捐务处按所在马路的门牌次序来续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其实就是南成都路625号，1932年改为成都路7弄30号。抗战胜利后，成都路改称成都北路。

李达亲自指认昔日寓所

1958年，在中共二大召开36年后，李达专程到上海协助寻访重要的革命旧址，指认成都北路(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为自己昔日的寓所，这一栋两层建筑位于深巷中的第二排，建筑面积为74平方米，楼上为李达的书房和卧室，楼下为客厅。它和同排其他房屋都由一位姓韩的大房东所建，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相当隐秘和安全。中共二大会址最终得到了有关部门确定。但是中共二大的其他几次会议地址再也没能找到，因为即使在当时，四通八达的石库房弄堂也着实让外乡人摸不着头脑。

会址确定后，根据李达、王会悟等人的有关回忆和文献记载，筹备处对它重新进行复原布置，1959年，辅德里625号正式被挂上了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2002年中共二大召开80周年之际，包括辅德里625号在内的两排房屋建立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摘自《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