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性事件，不仅彻底改变了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也对当下的中国政治和国际格局产生着持续影响。从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到即将在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其间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知来时路，可以更好的走向未来，本期我们共同寻访中共诞生地所在的“树德里”，了解这里所发生的历史故事。

中共诞生地所在的“树德里”坐落在上海望志路（今兴业路）西侧，建成于1920年夏秋之间，属当时法租界管辖的西门区。法租界对革命党人和政治组织而言如同一座“安全岛”：一是巡捕房任何拘捕行动须获得法国总领事许可才能执行，且批捕程序繁琐；二是法租界警务处的警力有限，尤其是对西门区这样的新区控制力不足。西门区人口流动频繁，里弄建筑内部的四通八达，易于长期隐蔽潜伏。

法租界扩张在上海建起新街区

20世纪的最初二十年，对上海而言，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大时代。一方面，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不断利用国内政治危机，一次次扩张租界，破坏中国主权；另一方面，在政治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下，上海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个新街区不断涌现，现代上海的城市骨架就此奠定。

法国人是租界扩张的最后一个受益者。1914年，他们利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之机，以“法租界不得用作反抗袁世凯政权的根据地”和“不得成为革命党人的隐藏地”等两条空洞许诺，轻易换得北洋政府对上海法租界第三次扩界的许可。这桩“一本万利”的交易，不仅使法租界获得了六倍于前的土地，同时也使上海县城以西的大片土地，脱离中国当局管辖，进入了法租界公董局的管理范围。

扩界完成以后，公董局大兴土木，启动了规模庞大的筑路计划，构成了一个新街区的框架。这个新街区即“西门区”，中国共产党后来就诞生在此区域内。吕班路是区内最早建成的一条马路。另一条重要的南北向道路是贝勒路，中共诞生地所在的“树德里”就坐落在这条马路西侧。与中共诞生紧密相关的另一条道路是望志路。

与道路修筑一同推进的是拆除老旧建筑、整理土地、铺设下水管道以及安装照明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随着这些工程的相继完成，资本开始涌入这一地区。尤其是江浙移民在1910年代后期的大量涌入，使得这一地区的房地产业开始兴起，一幢幢中式里弄建筑开始出现在这一街区，计有福寿里、勤余坊、明德里、树德里等。

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树德里”建成于1920年夏秋之间，业主为一名李姓妇人。法租界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四处“树德里”，中共诞生地所在的树德里又常常被称作“贝勒路树德里”或“望志路树德里”。这幢建筑有2排，共9幢楼房，坐北朝南，砖木结构，风格属于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式样。第一排5幢楼房沿着望志路而建，房屋落成不久，沿街的106号、108号（今兴业路的76号、78号）两所房屋被李汉俊兄弟租下，1921年中共“一大”就在106号内召开。

租界成为清末革命党人“安全岛”

尽管在第三次扩界后的五年内，西门区的建设开发已取得了很高成就，但尚不能将此时的西门区与后来人们心目中繁华、发达的法租界相提并论。1920年时，望志路北侧已有一些建筑建成，但南侧还是一片菜地，沿马路西边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多年之后，随着南侧的开发与建设，整个望志路的面貌发生变化，以至于前来辨认“一大”会址的杨淑慧，久久不能确定“树德里”的所在。

1853年爆发的“小刀会”运动，不仅为外国租界的扩张提供了第一次机遇，也为租界当局设置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警务和司法机构找到了借口。此后，伴随中国国力的一步步衰颓，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上海的中国当局对租界的警察和司法管辖权早已名存实亡。不仅华界的巡捕、警察无法进入租界办案，就连设在租界内的会审公廨。也被租界当局控制，租界由此变成了特殊的“国中之国”。

对革命党人和政治组织而言，租界就如同一座“安全岛”。无论在晚清还是北洋时期，他们都会把这里作为首选的革命基地，开展思想启蒙、政治宣传，甚至策划武力对抗等活动。

职业革命家纷纷落脚西门区

民国建立后，军阀当道，政治氛围变得更加压抑。“五四”前后，军阀势力控制下的北京，已呈现出政治高压的态势。相对而言，殖民者控制下的上海租界，有很多缝隙可以利用。政治生态不断恶化，大批北方知识分子纷纷南下，使得上海成为宣传共产主义等种种新思想、新理论的中心。

比起英美公共租界，上海法租界对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吸引力更大。法租界巡捕房由于受法国总领事领导，因此任何拘捕行动必须首先获得后者的许可才能执行，法国领事经常要坚持自己的价值理念，不肯轻易对中国当局的要求做出回应。而公共租界巡捕房更趋于为了金钱利益答应捕人或放人。

法租界能够赢得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青睐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法租界警务处的警力有限，对租界社会，尤其是对新区的控制力不足。

作为一个新兴社区，西门区附近地区，对当时上海的一些特定群体和社会阶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些群体既包括同乡会、学术文化组织，当然也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团体，如“中国各界联合会总会”、“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等。

相较于其他群体，职业革命家可能更看重这一地区特殊的空间结构和居民构成。从法租界的空间布局来看，西门区以东是以公馆马路为代表的法租界旧区，商业繁盛，人口稠密，同时也是上海帮会势力的盘踞之地。而西面则是正在兴起的西式高级住宅区，环境优雅。北面紧邻霞飞路，南面则靠近上海著名的棚户区和法租界工业区。因此，西门区就成了法租界贯通新旧、联系中西的要冲地带。

在西门区内，中式石库门建筑占据着主导地位。石库门的前弄是大门，后弄是后门，前后相通。在空间上，通过支弄、总弄和街道相连接。此外石库门的布局和形态又极为相似，因此陌生人一旦进入其中往往摸不清方向。有研究显示，“一大”期间闯入会场的陌生人可能就是法租界密探程子卿。而他突然闯入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对树德里内部结构不了解而错入所致。

由于租金低廉，西门区一带的石库门常常成为外来者来到上海后的首选落脚点。居住在这里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里弄建筑内部的四通八达，有助于预警和逃脱，而区内居民成分的复杂，又易于长期隐蔽潜伏，所以职业革命家常常将秘密据点设在西门区的石库门之内。

国共两党都曾在永吉里活动

由于规模有限，树德里还无法完全展现此类建筑在开展革命活动方面的种种优越性，仅仅一街之隔的“永吉里”则可以完全体现出这种优势。

永吉里坐落于树德里西侧，望志路将其一分为二，形成了北永吉里和南永吉里的格局。永吉里始建于1922年（现已拆除改建为高层公寓），共有石库门住宅80余幢。该里占地面积庞大，区内建有相互连接的支弄9条，这些支弄又分别与外部的望志路、马浪路和萨坡赛路相连。得益于此，国民党、共产党都曾在这里活动。

1924年5月中旬，国民党江苏临时省党部在松江成立。由于交通不便，后迁入永吉里34号。次年8月23日省党部在永吉里正式成立，并将永吉里41号租下，作为各部办公室及宿舍。包括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内的柳亚子、朱季恂、侯绍裘和黄竞西等都曾在此处工作生活。“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5月30日动员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总指挥部就设在永吉里34号国民党省党部内。

由于常有革命分子居住在此，永吉里常常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1926年10月，法租界大批巡捕突袭永吉里34号，搜查共产党机关。由于及时撤离，巡捕并未捕获共产党员。但有时革命党人也未能成功逃脱，1927年2月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期间，一批密探突然闯入永吉里86号，陈富文等六名革命学生被当场拘捕。

由于永吉里的种种优势，即使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仍在这里设置秘密据点。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