钗光钿影的上世纪30年代，旗袍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成为女装的典范。曾经师从北京老字号“双顺”便服店王禄师傅的史立萍在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经过十多年潜心研究，延用传统手工艺来完成旗袍的教学和旗袍定制。一件工艺不是很复杂的旗袍要二十多天才能完成。从喷水软化布料，到手工打制用来浆布料边沿的“浆子”…… 每一步都要求手工考究。一件旗袍看似简单，然而滚边需要“镶嵌滚”多道程序，旗袍上的盘花扣也是要依照面料的花色设计手工盘制的，腰身要向上提三公分，连袖子都与裙身相连贯，而不是后来缝上的，200多个小时的制作时长每一分钟考验的都是精细。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件旗袍的美不可或缺的元素。

史立萍是北京服装学院天工传习馆“裳艺1930旗袍工坊”创始人，也是北京服装学院的授课老师。近日，记者在“裳艺1930旗袍工坊”，听史立萍讲述了她与旗袍相逢的三十年。

巧遇名师王禄

史立萍是北京人，出生于1963年。年少时，她在体校练习中长跑，曾经想成为一代体育健将。但是梦想没有成为现实，传统的父母对女儿的将来有另外的安排。“我父亲是一家国企的老职工，他希望我能进入他的单位，有一份安身立命的稳定工作。”史立萍听从了父母的意见，进入了一家国企，在北京朝阳区一个著名的商场里做了出售布料的售货员。虽然没有驰骋赛场，命运给史立萍打开了另一扇门。她开始对面料产生了兴趣。每次有新的面料出现，史立萍都异常的高兴，虽然已经三十多年了，她现在还记得第一次拿着“玻璃纱”的幸福感，“那种布料太美了，有暗花，半透明，质感软软的，2毛5分钱一尺。”

作为一名卖布的售货员，史立萍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她有机会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布头。爱美的她自己报了培训班学习剪裁，开始用布头给自己做衣服，尤其是连衣裙做的最多。“那个时候，花布连衣裙叫布拉吉。我记得给自己做的第一条连衣裙是一条白底玫红色大花的裙子，在腰部下方贴了俩兜儿，裙子后面有绑带，可以束出腰身。我还给朋友做了类似的裙子，受到大家的夸奖。”

工作两年不到，史立萍居然辞职了！那个年代的“铁饭碗”得来不易，史立萍的父亲从老同事处听说了这个消息，气得差点揍了亲闺女。其实史立萍辞职是事出有因。史立萍说，1983年，外交部成立了外交出国人员服务部，将双顺便服店的王禄师傅请到服务部带学徒，培养传统服饰的制作工匠。史立萍因为经常手工裁衣，在亲友之间颇有口碑，而得到朋友推荐成为王禄的学生。史立萍说，她很珍惜能学习真正手艺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向单位递交了辞职信，短短一周就办结了离职手续。当父母知道的时候，生米已经成熟饭了。“现在想起来，那一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是我和旗袍相遇的开始。”

开始学徒生活

史立萍初见王禄师傅并没有得到认可。那一年王师傅已经七十多岁了，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认为手艺活是“传男不传女”，因而对史立萍这位女学徒颇不满意。不过最终师徒还是确立了深厚的感情，史立萍也在两年后开始真正的学习剪裁。

“我的师傅是老一代的手工艺人，他5岁进了师傅家门开始学徒生涯。15岁才开始帮师傅打杂，给师傅打下手，然后经过三年的历练才能摸到面料。所以他带徒弟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在王师傅那里，史立萍看到了何为精工巧做。按照面料的质地，制衣工艺为软活和硬活，软活是指真丝类的衣服制作，硬活是指毛呢料的衣服制作。王师傅是软活师傅，主业是制作真丝类的旗袍。旗袍的制作工序是繁琐的。比如，料子在剪裁前，就有一道工序来预缩定型，因为真丝面料有一定的缩水率，而过水洗面料会影响其表面光泽度，所以要先在面料的反面上喷水，闷十几分钟，让面料软化缩到极致，再打开面料用熨斗找经纬纱向熨烫平整，达到预缩到极致的效果，才开始动料子进行裁剪。“仅仅喷水这一个环节也有难度，我师傅曾经说过，他学习喷水是从喷地面开始的。每天早上拿一壶水，用嘴把堂屋里的地面喷一遍，练腮帮子和舌头的力度。喷水要非常均匀，不能出现水点。”师傅带我时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有喷壶了，但他仍坚持口喷。史立萍说，她一直没有学会“喷水”这项技能，因为后来有了更为先进的喷壶，然而她折服于老手工艺者这种坚持传统工艺的精神。

独立制作旗袍

初学手艺，史立萍还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有一次，师傅将一位参赞夫人的旗袍交给史立萍熨烫。临近下班，相约出游的小伙伴早已等在门口，在窗前探头探脑招呼史立萍快点出来。史立萍的心里像猫抓一样着急。可是师傅交办的任务还没完，心不在焉的史立萍忘了“用手沾唾液测试熨斗的温度”的要点，那时的熨斗是没有温度调控，熨斗就按在旗袍的前胸，好端端的旗袍糊了一大片。第二天，史立萍怯怯地向师傅认错。平时沉默寡言的王禄师傅一听，发了脾气，将手里的制衣竹尺挥了过去，一尺子打在挂衣架上，尺子当即就断为两截。史立萍倍感难过，王师傅也气得再没吭声。后来，王禄师傅亲自向客户致歉，说自己做坏了衣服，让客户再等几天。师傅连夜赶制新衣，史立萍一个月的工资赔了衣服料子。

“我确实很难过，师傅也不怎么跟我说话，我满心的愧疚。”史立萍说，年轻的她有点倔强，也有些巧思。她用打断的半截竹尺亲手削成了“浆刀”送给王禄师傅。浆刀，是用来刮浆的工具。王师傅当时用的是一把金属铁浆刀，平时遗忘在浆子里，生出的锈就会把浆子污染成黑色。平时，王师傅都是把浆刀泡到水里，然后用毛巾蘸湿盖住放浆子的瓷碗。这把竹浆刀颇有创意，避免了生锈带来的困扰。史立萍说，王禄师傅拿到这把浆刀，颇有些感动，也很为这位女徒弟的灵性动容。师徒的一场误会就此化解，史立萍也很快上手开始学习旗袍的裁剪。

在学习中，史立萍看到，王师傅制作一件旗袍，要先在操作台面上预先铺设较厚的垫衬和白坯布，便于用手针固定面料。旗袍最适合的面料是真丝面料。把选定的料子放在操作台面上，将面料在长度方向上对折。对折的线就是旗袍的垂直中心线，然后再在面料上画出胸、腰、臀的水平线。“腰线”要向上提高约二三公分，一来提高腰线能使人体比例更完美，显得腿长。二来提高腰线能满足腹部所需的空间量，活动方便，穿着舒适。传统工艺中，最有特点的就是不用“省（sang）”。“省”就是为了使衣服立体起来分片剪裁再进行拼接的缝隙。用“省”，能迅速的突出人的胸部线条。但是王禄师傅制作的旗袍，是从腰线的中心线一边横向腰侧“推”“赶”面料，行话是“推”“归”“拔”“烫”边推拔再用熨斗平整地将面料定型。这样制作之后，中心线在腰线处就会出现内凹的效果，弧度的大小要根据穿衣人的形体来确定。当曲线趋于完美，再用针固定。这样再结合实际尺寸画出侧面优雅的，形似花瓶的侧缝曲线。这样的制作程序，令旗袍成品不仅能勾勒出人体曲线之美，而且有塑型的效果，最难得的是并不紧紧包裹身体，令行动自如。“你现在看到，旗袍适合各种身材的女性，胖些或瘦些，都能穿出旗袍的风韵。”史立萍如今制作旗袍的工艺完全继承王师傅所教授的工艺，但是师傅教的裁剪是破肩上袖。“我一直想传承中式服饰，真心不想辜负我师傅的教授和培养。”1987年，史立萍开始独自制作旗袍。

推崇传统工艺

史立萍说，1987年以后，王禄师傅因年龄和身体缘故，渐渐离开工作岗位。随着改革开放，外交出国人员对服装的需求逐渐多样和西式化，对旗袍的需求越来越少，服务部改制为礼品部，大部分的工作内容变成销售。而史立萍还是想做旗袍，想学手艺，用手艺，再一次站在人生路口，史立萍还是选择辞职，来到一家合资的大型服装公司工作——顺美服装有限公司，并在那里，学习了西式的剪裁。

1989年，史立萍因公司原因来到了北京服装学院工作，成为北服校办企业的一名员工。在那里，史立萍逐渐成熟，负责制版、经营和采购面料多项工作。1992年年底，因北京服装学院服装系需要教工艺的教师，史立萍和几位老师一起成立了工艺实验室，教授学生制作、制版等工艺，不仅教旗袍、还传授裙子、裤子等手艺。在教学中，史立萍极力推崇传统工艺。在这期间，她辅导的很多学生获得多项服装赛事大奖，如兄弟杯、汉帛杯，国际青年设计师大赛等。

在北服工作期间，史立萍日益感觉到，很久没有接触新事物，她要提升，要接触新的时尚和新领域。她主动联系了国外的公司，并向学校提出了到外国工作的申请。2000年，史立萍到迪拜工作。高级婚纱礼服的订单大多来自迪拜。多少美服在这里汇集，成为新娘或贵妇身上的装饰。史立萍在这里的一家法国高级礼服定制公司做设计和制作工作。

在迪拜工作期间，史立萍对一件事情记忆犹新。一次，她给客户设计的礼服运用了对襟和盘扣的元素，带有鲜明的中式服饰的风格。当这件礼服在客户面前被缓缓展开，在场的公司老板高兴地鼓起掌。一直以来，史立萍都知道民族服饰的魅力，但那一刻，史立萍意识到中国传统服饰不缺少美，但缺少推广。2001年5月，在老板的极力挽留下，史立萍还是决定回国继续执教。“这位老板还到北京找过我，他希望和我续约，最后谈定我可以在国内完成设计，通过邮寄发回迪拜。我们远程合作了几回，后来由于我工作忙，而且与客户沟通不方便而中止了合作。”

走访老手艺人

史立萍回到北京服装学院以后，正赶上民族服饰博物馆筹备开馆，她被调到了博物馆工作。从事各民族服饰的收藏、修复和复制工作。“你看这件褐色的旗袍，这是一件三十年代的手工制品。它的衣袖处没有接缝，是连肩处理。旗袍的下摆在膝盖以下，面料的上的花纹有凹凸，是纺织时形成的。与现在面料的花色是印染而成的不同。尤其是领子，很有特点，是黄色透明塑料材质，在三十年代非常流行称赛璐璐，加布料滚边的，既不会搁到脸颊，又有新意。”史立萍接着介绍说，这件褐色旗袍边角有破损，面料有包浆，很有年代感。每一只盘扣都有手工制作的痕迹，而且盘扣设计成梅花样子，与旗袍上的暗花是一致的，做工的细腻考究一望而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旗袍制作工艺繁琐，而且东方的剪裁突出的臀部线条，你可以看到这件旗袍就是这样。还有做工更为繁复的，有‘十八镶嵌滚不露底料’的说法。到了民国时期，就出现了突出女性胸部的剪裁方法。”史立萍解释说。

为了收集旗袍，史立萍“快把北京潘家园市场的大门踏破了”，她还经常走访老手艺者，还从天津、上海等城市收集了不少古典服饰或民族服饰。有些衣服的边角破损严重，需要重新修补，有些衣服的领子需要缝补，有些需要补充扣子，史立萍都用传统工艺修补好。目前，民族服饰博物馆内有五六百件服饰是她收集得来的，其中有50多件经她的手而重获新生。

史立萍还收集各民族的传统服饰。有些民族的服饰已经没有原品，比如布朗族、土族、柯尔克孜族等，她参照民族服饰书籍上的插图进行手工仿制。她带着藏品去了法国百年时尚展，获得很好的反响。比如，在北京服装学院的民族服饰博物馆内，展览的一件“鄂温克族鹿皮镶边女袍”，就是史立萍和学生一起复制的。这件女袍是根据鄂温克族服饰的图片，用翻毛皮仿鹿皮制的，“你看，盘扣都是手工用牛皮条编织的。制作了一年时间，皮质特别厚，特费劲才能把针扎进面料里。”史立萍还参与复制了柯尔克孜族刺绣袷袢、新疆维吾尔族爱德丽斯裙等。

在博物馆工作期间，史立萍了解了民族服饰的文化，在此期间，她还开办过旗袍培训班，为今后的教学和传承打下了基础。

开办工坊培养学员

2014年底，在北京服装学院创新园的支持下，退休后的史立萍在北服的创业园天工传习馆创办了“裳艺1930旗袍工坊”，以传授旗袍传统制作工艺为主业，并对社会招生。“我们工坊每一期大约有15个人进行学习。我对学生的要求是，在学习期间能够制作一件成品旗袍。”

面对这些零基础的社会学员，史立萍从旗袍的特点，传统工艺制作手法来进行讲解，并坚持让学员手工制衣，体验传统工艺的制作之美。“比如，打水线，很多书上写棉线蘸清水，在面料上打一下，然后扣烫。能保证扣烫的线条笔直。其实，老做法是用唾液，因为唾液含有酶，能软化布料，才能形成扣烫的线条。而用清水的效果要差很多。”史立萍说，另外在制作前，处理面料也需要多个步骤。要先取了浆糊，在手掌上一层层匀开，随后蘸取一点敷在布片边缘，均匀地抹开，再用布条仔细压住，喷些水，再隔着布，小心地熨烫。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精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旗袍工坊十分兴隆，截至目前，已经有700人从工坊毕业。不少海外华人也来此学习，培训班里还有不少男士。在这些学员中，有些是对传统裁剪有浓厚的兴趣，有些是为了学习一门手艺谋一份职业，有些是要为家人亲手制作一件礼服。“男士们大部分是为母亲制作，当然情人或爱人也占很大的一部分。”史立萍说，一件成品旗袍，她自己做需要一个月，而学生们常常要两三个月才能完成。一件旗袍的几千个针脚，数百次的卷扣，都是对亲情、爱情的诉说。有时候，她看着学生们一丝不苟地裁布料、缝边角、做盘扣、绣花样，仿佛看到了昔日的自己。

现在，史立萍又“惦记”起了下一代。她组织的“高参小”项目目前在四个小学开展活动。她的工坊与小学社团合作，由她出老师，培养孩子们制作简单民族服饰或历代传统服饰。“今年我们就要学习制作旗袍。”

史立萍钟爱着旗袍，已经年过五旬的她，还有穿旗袍最美的“一握小腰”。她的工作室中间摆着宽大的操作台，铺着白毡布，放着精致的针线包和绸缎面料。从高大的窗户处，撒进了落日的余晖。工作室的墙上挂着她自己制造的数十件旗袍。在阳光下，这些旗袍似乎都在暗暗挪动着腰肢，默默诉说着传统服饰工艺之美。

□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