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烫样，就是立体模型，是中国古建筑特有的产物。“样式雷”由于制作烫样而得名。雷发达为“样式雷”世家发祥之祖，祖孙七代主持清朝建筑营造事物，是制作烫样的名家。

今年72岁的于正勋，自幼喜爱古建艺术，研究“样式雷烫样”技艺至今已有四十余年。近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走进于正勋的房间，显眼位置就放着一个手工制作的古建模型。于正勋说，喜欢古建，传承“样式雷烫样”技艺改变了我的一生。但我庆幸有这样一生逐梦经历，有这样梦想成真的惊喜。

于正勋的“样式雷烫样”制作技艺精湛绝伦，2008年，他所继承的样式雷烫样技艺成为了崇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0年，他被命名为东城区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而他也有可能成为“样式雷烫样”技艺最后一个专业传承人。

怀揣古建情怀

工作之余制作“九州清晏”

说起与古建艺术的结缘，于正勋的思绪被拉回到了1980年，从小就喜欢古建艺术的他，常常一有空就去北京各大公园游览，欣赏公园里的皇家建筑。“时间长了，对于那些古建的一砖一瓦，我都有说不出的喜爱。”于正勋说，当时他的工作是一名售货员，跟古建艺术可谓是“八竿子打不着”，但这并不妨碍他研究古建的热情。

1980年的一天，于正勋满怀期望地走进圆明园举办的文物展览，希望通过历史资料一睹圆明园辉煌时的精彩，“展览没有我预想的那么丰富，虽然展出了很多历史资料，包括照片、画作等，但却没有任何模型。”于正勋告诉记者，在展览上他还看到了关于“样式雷烫样”技艺的历史资料，得知这是一种模型制作工艺，“但既然有工艺，为什么没有制作模型呢？没有模型算什么展览呢？”年轻的于正勋心有不甘，就亲自找到圆明园管理处去问，希望能做一个模型，参加圆明园的展览。

工作人员在得知于正勋当时仅仅是一名售货员后，劝慰他：“你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吧，又不是专业出身，做什么模型啊？”面对质疑之声，于正勋并没有气馁，他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制作一个模型给大家瞧瞧。

于是，于正勋在工作之余开始琢磨古代建筑，终日研究雷氏烫样图谱，专攻雷氏烫样制作技艺。而雷式烫样的技艺其实并不难，当时的于正勋就凭借自己简单的理解，计划用纸做一个“九州清晏”的模型。

为什么选择制作“九州清晏”呢？于正勋告诉记者，圆明园号称“万园之园”，“九州清晏”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山环水抱，景色秀丽。虽然如今已好景不再，但历史盛名还是不容小觑的。

说做就做，从下定决心那一天起，于正勋就开始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并开始一边收集素材，一边学习建筑知识。“做手工模型我不怕，但还原历史上名园和建筑模型比例换算是需要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知识的。”当时已经35岁的于正勋，不惧怕这些困难，一头扎进了制作模型的世界里。他利用工作之余进行学习和制作模型，还拉着妻子段淑琴帮他给制作好的模型上色。

直到1984年，于正勋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组样式雷烫样—— “圆明园九州清晏”的总体制作，该模型总面积4.5平方米，包含大小房间500多间。于正勋带着自己的作品回到圆明园，这让工作人员也非常吃惊。后来，由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多位学者的研究讨论，认同北大教授、古建筑专家侯仁之的看法——于正勋制作的“圆明园九州清晏”模型总体布局和基本建筑特点符合清乾隆时期“样式雷烫样”的风格。该模型被圆明园管理处定为永久收藏品。

拜古建专家单士元为师

“样式雷烫样”技艺的唯一传承人

圆明园“九州清晏”作品的成功问世，既对于正勋学习“样式雷烫样”给予了肯定，更增强了他传承这项优秀民族传统工艺的决心与信心。

至此，于正勋学习的劲头也越来越足了。他跟爱人商量，希望能进一步学习古代建筑知识和技术。可爱人有点泄气，“你都四十多岁了，好好上班就行了，还折腾什么啊？”但于正勋不甘心就此放弃自己挚爱的古建艺术，好不容易做通了爱人的思想工作，就又开始“折腾”。

“那段时间我看书，查资料，自学建筑学发展史；进大学，找教授，虚心求教，对知识的渴求空前的强烈。”说起学习与成长，于正勋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国家级古建专家单士元。

“单老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古建知识，特别钟情于‘样式雷烫样’的技艺，全面掌握了这一传统技艺之精髓。算得上是雷氏烫样的传承人。”当单士元知道于正勋也在倾心研究“样式雷烫样”技艺时深感欣慰，便收于正勋为徒。“我是单老唯一一名徒弟，也是‘样式雷烫样技艺’唯一的传承人。”此后多年，于正勋一直跟随单先生勤奋地学习和工作，大量阅读相关的古建史籍及记载雷氏烫样的文史资料，如：《样式雷考》《旨意档》《堂谕私谕档》《清史稿》《东华录》等。

当然，除了潜心研究“样式雷烫样”技艺外，建筑学的基础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填补知识上的空白，于正勋专门就去拜访了当时北京建工学院的臧尔忠教授，得到臧尔忠教授的认可，于正勋就成为教授研究生班里的旁听生。

“在那里旁听，只学习知识，没有学位，没有文凭。”就这样，于正勋以旁听生的身份走进了大学校园。整整三年时间，臧尔忠教授的课，于正勋一堂不落，学习了很多古建筑学方面的知识，如古代建筑的种类、梁架结构、建筑尺寸换算等等。“我跟臧教授的学生一样，登梯子爬高搞测绘，参加各种形式的学术会议。”于正勋说，不断的学习让他成为半个专业人士，但没有参加相关工作，还是觉得业余。

1988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公开招聘。于正勋有了从业余身份到专业身份转换的机会。“那时应聘不像现在，既不要文凭又不看英语，只要实力强就能考进去。”于正勋凭借自己渊博的古建知识和历史知识，笔试合格通过，笔试之后还要考真功夫，在3天内交出两件砖雕作品，于正勋跟故宫博物院的特级技师邓九庵学习过砖雕。拿到考试题目后，就直奔故宫找素材，在五音殿的大院里选了一个立式麒麟（古代麒麟多为坐式），做了个仿唐式的深度浮雕，又选了个古代地漏做透雕。

作品交上去后，得到了博物馆负责招聘的领导们的一致认可。就这样，于正勋调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工作。在这之后，他和工作人员共同完成了历朝历代建筑模型和布局构件近千件。

成为古建模型专家

挑战修复雷氏烫样文物

到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工作的于正勋十分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在梦想成真的喜悦中，他也不忘勤奋好学，夜以继日地研究制作。

“当时面临古建博物馆开馆，需要制作大量古建模型，正是我最热衷的工作。”新岗位上的于正勋干得热火朝天，带领馆里的同事们紧锣密鼓地做着开馆前的筹备工作，一个个精美的模型就这样在满腔的热情和干劲儿之下诞生了。

回忆起过往，于正勋脸上满是自豪的神情。他告诉记者，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开馆时60%的模型都是他参与制作或参与指挥统筹的。

正式进入专业领域后，于正勋对古代建筑的热情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很快，他便成了京城小有名气的制作古建模型的专家。

成长总离不开挑战。1989年，于正勋接受故宫博物院专家的建议，修复一件“样式雷烫样”的珍品，即雷氏第七代雷廷昌在光绪年间制作的“北海画舫斋”样品。修复文物，这对于每个古建筑研究人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更何况是长期制作古建模型的于正勋。

但面对挑战，于正勋二话没说就接受了，当然，这缘于他对自己“样式雷烫样”技艺的自信。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一组快要散架的样品被他完整复原了。在接受鉴定时，古建专家们因看不出作品修复的任何痕迹而大加赞赏，作品的复古高雅之气让专家们爱不释手。而这样的锤炼，也使于正勋更加纯熟地掌握了“样式雷烫样”的技艺。

这期间，于正勋还修复了梁思成营造学社时的作品——木质结构的“双环亭”模型，修复工作进行的有条不紊，在众人的期盼中，于正勋几乎拿出了近乎完美的作品。“修复是还原模型本身，既然是文物，当然不能添加新的材质或颜色。”于正勋严谨地对待每一个作品，甚至每一项工作。“这就是现在说的工匠精神吧。”于正勋有些得意地告诉记者，两件文物经过展出后，最终都归还到了其所属的博物馆，博物馆对修复工作十分满意。

举办个人展览

沙盘还原“京城十六门”

1995年，于正勋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退休了，他带着一身的技艺离开了职场。但对古代建筑的热情和对“样式雷烫样”技艺的执著，却丝毫没有减少。退休在家的于正勋开始研究老北京历史文化，琢磨着建造一套还原北京老城门的样式模型。

“做老城门模型的想法在心里酝酿了很久，我一边找资料，一边找资源。”于正勋告诉记者，制作模型真的是既费钱又费精力的事情。他必须找到支持者，才能将想法落地成现实。

这期间，于正勋特意买了一本瑞典人喜仁龙编绘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里面有过去各城门的数据，外国人测量城门使用的是米尺，可以直接“拿来”利用，着实让他省了不少气力。

于正勋做的第一个城门模型是崇文门。资料和数据找全后，先画平面图，再拓到木板上做成底盘，接下来做城楼和箭楼，之后是周边铺舍等附属建筑，最后是城墙和花草装饰。一丝不苟地制作，精益求精地完善。之后每一个城门模型都如精心之作一般，被于正勋视为珍宝。

直到1999年，最后一部分——“前门箭楼”完工，历时4年，16座比例为1∶200的古城楼模型终于大功告成。而制作过程之艰辛，于正勋不想过多渲染，他说：“没有什么比完成了作品更让人兴奋的，中间的再多苦，也都是值得的。”

2002年7月，应中华世纪坛之邀，于正勋携此全部16件模型举办了个人作品展，产生轰动效应。北大侯仁之教授特意保留了一套模型的照片，他对新闻记者讲：“于正勋是样式雷烫样 这一民族瑰宝的守护者，是苦读求真知的人，是没有文凭的孙悟空。”

挖掘整理“样式雷烫样”工艺，虽然费时、费力、费钱，且做起来枯燥无味，但于正勋却乐此不疲。这项耗费了他人生四十多年时光的传统技艺，让他难以割舍，他愿倾注毕生精力来传扬“样式雷烫样”的工艺，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财富。

于正勋是一个痴迷于古建制作的手艺人，而非一个追求名利的商人。有一天，一位美国人找上门来，看到他制作的广渠门模型精致可爱，便出价1 万美元想把它买走。钱，于正勋太需要了，他为建“城”已欠债2 万多元。但他婉言谢绝了那位美国人的要求。他说：“我要造一座北京古城，留给后人，让后人了解北京，热爱北京，增强爱国之心。”他把“老北京崇文区全貌”送给了原崇文区政府收藏。

说起自己的得意之作，于正勋滔滔不绝，他告诉记者，他的得意之作不仅有“九州清晏”这样被圆明园永久珍藏的作品，还有京城16门模型、1949年崇文区全貌等颇具规模的作品，以及故宫角楼、颐和园大戏楼和万春亭这样别具一格的作品。

随着一件件旧北京古建模型的制成，于正勋名声在外，有请他去讲课的，有请他去介绍古建筑的，无论多么忙，他也要抽空去讲，讲北京古建筑的伟大，讲热爱古建筑的意义。

传承遭遇困境

惋惜“老技艺”后继无人

在制作古建筑模型的过程中，于正勋还有一个惊喜的收获，他有机会了解更多老北京的建筑文化和人文文化。“我视这些历史资料为珍宝，认真整理和保存。”于正勋说，为此，他还写了一本名为《话说老北京城》的书，内容记载了不同历史时期，北京城的基本面貌和部分京城老胡同、寺庙、会馆的相关文化。

“书里的内容都是我翻阅大量历史资料，整理汇总而来的。”而可惜的是，这本书并未出版，于正勋只印制了几十本，送给朋友或有需要的人翻阅。而收到赠书的很多文化学者都表示，“这本书像一本工具书，可以让人最直观地了解北京城的发展史。”

于正勋爱古建模型，将它视为毕生的追求。可是提及传承，他爽朗的话语背后透露着些许无奈。“社会在进步，有了更多模型制作工艺，样式雷烫样技艺显然是过时了。”于正勋无奈地表示，如今，根本没有人在学，作为第九代“样式雷烫样”技艺传承人，他可能是最后一个了。

当然，后继无人是于正勋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也曾经受民盟委托，举办一个下岗职工培训班，希望借此扩展下岗工人再就业的视野。当时的于正勋也在考虑技艺传承的问题，所以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开班。“开始的时候，还有人愿意来学，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发现这种技艺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学的人也就失去了耐心，培训班也就散架了。”对此，于正勋也非常无奈。

“传承是件难事。”于正勋无奈地表示，对于这样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手艺，传承陷入了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于正勋感受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沮丧，在他多年制作“样式雷烫样”作品过程中，也曾负债制作，过过没有钱的苦日子。于是他理解，年轻人追求的生活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对这种日渐式微的老手艺，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话语间，于正勋仍满是无奈与惋惜：“老手艺真的要在我手里断送了。”

如今的于正勋已经很久不再运用样式雷烫样技艺制作模型了，但家里精心制作的模型对他来说却依旧爱不释手，他常常把模型拿出来，用纸擦拭一番。望着自己的作品，于正勋的眼神里带着对古建筑的挚爱，对传承的无奈，对岁月的感慨和一生工匠情怀的百转千回……

事实上，无论是什么样的技艺传承，凭借一个人微薄之力，恐怕难挽颓势。手艺的式微或许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处境。但是我们相信，这种凝结了中国传统手工艺人智慧和汗水结晶的精巧技艺，一定会在合理的保护之下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于正勋传承了样式雷烫样技艺，我们期待这一中华古建筑绝技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 孙妍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