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升金湖畔。以前，村里人家大多以打鱼为生，一家或者两家就有一条小船。男人们下湖打鱼，女人们就留守在家中。等到男人们上了岸，女人们就会挑着鱼到附近的村庄去叫卖。

当然，也有那好强的，就像国珍婶，她就不愿意留在家中，而是跟着竹生叔下湖。据说，她不但在月光下看鱼群的本领比村里的男人强，还懂得根据季节的变化去寻找鱼群。因此，每次下湖，他们夫妻打的鱼始终是最多的。

有一次，四个小伙子和她打赌，谁要是晚上捞的鱼少，谁就把打的鱼都给对方，还要请对方一餐。四人对两人，这也太不公平了吧。竹生叔有些胆怯，但国珍婶把桌子一拍，你几个臭小子，能有几斤几两，这个赌我赢定了。那四个小伙子，一看，乐了。就这智商，你也能赢！他们担心国珍婶反悔，还专门找来了中间人。

小伙子们以为胜券在握。但是，等到第二天早上归航的时候，他们傻了眼——尽管他们为了多捕鱼偷偷地比约定的时间早一个小时出船，但国珍婶他们捕了一百多斤，而他们八十斤不到。愿赌服输！他们准备把鱼倒进国珍婶的船舱里，却被她制止住了。这鱼是你们一晚上辛苦的收获，我不能要，但是一餐饭，你们得请。人嘛，我喊。那一顿大餐，国珍婶没有喊一个男人。十多个女人一坐，四个小伙子吓得赶紧溜了。那一晚，渔村的女人们一下喝掉了八瓶白酒。就是今天，说起当年，国珍婶她们还津津乐道呢。

渔村的女人大多是以村庄为中心的，她们用自己充沛的精力打扮着自己，创造着美好的生活。或许她们做新娘的时候，还有些娇羞内敛，但是一系上围裙，拿起了锅碗瓢盆，她们就热情豪爽了起来。早上，挑着一担鱼走村串巷，一路吆喝，把自己的鱼儿夸得仿佛能唱歌，惹得乡亲争先恐后地去买她的鱼。一担鱼，转不到几个庄子就卖完了。这时候，她们又风风火火地跑回家，下地摘棉花或者下田去割稻。她们就像不知道疲倦的陀螺一样，始终绕着家这个原点兢兢业业地使尽各种手段，安安稳稳地做着女儿、做着媳妇、做着母亲。

渔村的女人嘴一张手一双，能说更能干。她们心气儿高，日子从来都是比着过，再柔弱的女子在这样的环境里也会练得强壮、泼辣、能干。她们在一起，喜欢比谁家打的鱼多，谁家的孩子有出息，谁家的房子收拾得干净……只要是能比较的。就是收个芝麻打个黄豆，她们都能计较半天。一旦丈夫收了网大鱼或者孩子光耀了门楣，女人们就会乐颠颠的，把喜乐挂在脸上。

到了鱼汛的时候，她们既要卖鱼，又要补网，还要想着田地。一个人常常要忙到月上柳梢才能回家。这时，家里早就鸡飞狗跳了——孩子哭，猪儿哼。女人呢，一样一样地去安排，去伺候，直到夜深人静了，她才能捶着背坐下来。女人们如此奔命，免不了要编排丈夫，怨天恨命，一副不罢工不罢休的泼辣架势。可是，一觉醒来，她们就什么都忘记了，又日复一日、死心塌地地为日子奔波了起来。

现在，升金湖不再容许捕鱼，渔民都上了岸，开始了满世界的闯荡。女人们也大多进了城，村庄渐渐变得冷清了。站在码头前，只有湖水还是那么清澈，却再也找寻不到过去那份热闹和充实……

□章中林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