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如云战将中，坐镇我军大后方，负责后勤工作的开国上将为数不多，其中一人便是被毛泽东称为“红军大管家”的杨至成。近日，在大型系列纪录片《你从井冈山走来》的发布会上，记者见到了杨至成将军的大儿子杨子江政委，听他讲述了父亲的故事。

他让红四军首次穿上统一的军装

1927年，杨至成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毕业，被分配到贺龙部队，当时正值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国共两党分道扬镳之际，杨至成在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可谓“火线入党”。同年8月，南昌起义，杨至成所在连队在现在的“八一广场”（原城东大校场）的位置展开主攻，杨至成身为连队指导员，坚持冲锋在前。杨至成的一首诗，曾生动反映了当时的情景：城东大校场，八一动刀枪。我连幸临阵，烽烟岂能忘。仆前与继后，换得红旗扬。常思建军节，更需强国防。

南昌起义胜利后，杨至成所在部队南下开赴汕头，希望在那里获得国际援助，不料，部队还没到达汕头，就被敌军包围，起义军部队被迫分散。杨至成带领他的连队撤到了三河坝，经历“三河坝分兵”之后，杨至成带领连队去了广东饶平，并在这里遇到了朱德，朱德收容了起义军的零散部队，使革命的火种得以保留。

1927年底，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杨至成所在部队准备参加广州起义，但当部队到达时却得到消息，广州起义失败了。经过短暂休整，1928年1月，杨至成又带领部队参加了湘南起义。湘南起义之后，杨至成成为朱德手下的副官长。杨子江回忆说，当时没有后勤编制，副官长这个职务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后勤部长。

1929年4月，红四军在福建长汀进行整编，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杨至成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官长，直接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开始了漫长的军队后勤领导工作。

从南昌起义开始到转战井冈山根据地，长期的对敌斗争，使杨至成深深地体会到了军队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时，创建中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人口少，经济落后，红军兵力薄弱，装备差，红军为了打退国民党蒋介石、各省军阀和地方反动武装的不断封锁和进剿而付出了血的代价。就在杨至成任井冈山留守处主任后，面对根据地内粮食紧缺、弹药紧张、医药卫生用品贫乏的严峻形势，他就已意识到了后勤物资保障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担任红四军副官长后，他首先就筹款建立了一个被服厂，带领工人们夜以继日地赶制了6000多套军装，这是红四军第一次穿上统一的军装。

卓有成效的后勤保障有力支援了前线

从1930年4月到1933年1月，杨至成担任红十二军副官长、红军总兵站站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统管全军的被服、粮秣、财务、武器弹药、医疗卫生用品等后勤物资的采购、生产和供给。在这一时期，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红军数量日渐增加，加之根据地的地方财政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难以保障红军部队的需求。

杨子江回忆说，最困难时，井冈山根据地上有200多名伤员，没有医药，粮食也极其短缺。当时，毛泽东带领三十一团在山下驻守。身为井冈山留守处主任的杨至成受全体伤员的委托，去和毛泽东见面，希望能得到200元的援助。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委托三十一团的副官长去凑钱，最后凑了160元，并向杨至成作出指示，地方财政收入除了可以加重对剥削阶级的征收外，还应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打破封锁，增加收入。毛泽东还特别提到，治疗伤员是政治任务，如果伤员治疗不利，传到前线部队，将会影响部队的士气。带着毛泽东的指示和160元，杨至成返回井冈山上。带回的160元杨至成将其分成两份，60元用作补助伤病员的伙食费，100元从井冈山买回了一批急需药品，使红军伤病员的治疗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顺利渡过了难关。

与此同时，杨至成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地制宜，兴办了一批后勤工厂，同时加强对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使根据地的军工企业蒸蒸日上。通过已经建成的几条运输补给系统，源源不断地将后勤支援物资运往前线，将伤病员运送回后方进行治疗。这些卓有成效的后勤保障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斗，为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4年10月，杨至成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杨至成任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担负起打通前进道路和筹集粮食物资供给后续部队的重任。他率工作团的同志，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搜集信息，耐心细致地做当地人民群众的思想工作，千方百计地筹集粮食、物资、弹药、药品等供给部队，才使红军能够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地区，为红军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提供了尽可能的物资保障。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为战争需要培养人才。1937年12月，杨至成调任校务部长。此时学校的规模已经不小,共有1000多名学员，其中除了部队的高、中级干部外，还有不少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这些青年大多来自大中城市，革命热情很高，其生活要求也高，这对处在经济落后、物质困难的延安来说，校务部要搞好生活保障，困难是相当大的。杨至成不怕困难，他发扬红军能吃苦、能战斗的大无畏精神，领导大家采取多种途径为学校筹粮筹款，组织学员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养猪、开挖窑洞，建校舍、师生住房和教学用房。通过这些工作，改善了办学条件，稳定了教学秩序，保证了学员们的生活质量，为抗大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后勤有时还得起先锋官的作用”

1938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杨至成和一批同志到苏联治病、学习。杨至成先后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党校、苏联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进行理论上和军事上的深造，系统地学习了《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西方近现代史》及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后方勤务学等，还参观、考察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他从内心感到要建设一支正规化的高素质的军队，就必须有高素质的人才，而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就必须要有正规化的高水平的培训基地，军事院校就是重要的基础设施。

杨至成在笔记中写道：我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革命胜利后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先进的、有规模的工业，是绝对不行的。这对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他来说是一种理论上的升华，对他以后继续从事后勤工作和军事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增强了他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

1946年1月，赴苏学习达8年之久的杨至成回国，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部部长。为适应解放战争时期以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为主，战争规模大、后勤战略物资消耗量大的特点，杨至成认为，没有充足可靠的、源源不断的后勤战略物资作保障，就无法保证战争的胜利。他常常告诫下属工作人员：“我们名为后勤，其实有些工作要做到前面去，只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已经是不够了。现在打仗，后勤有时还得起先锋官的作用。”因此，他狠抓后勤建设和后方基地的发展，建立了一大批军工企业。他还经常深入前线，进行调查研究，并把自己长期搞后勤工作的经验及留苏学习的理论同战争实际相结合，逐步向后勤工作的现代化、正规化目标迈进。充足的后勤战略物资的保障为平津战役、辽沈战役及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1948年12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杨至成领导下的军需生产工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的高度评价。

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杨至成随东北野战军（后改名为第四野战军）各路大军一同南下，进驻武汉。新中国成立初期，赶上中南大剿匪、抗美援朝，连粮库都空了，后勤建设底子很薄。5年时间，杨至成在湖北、湖南和广州等南方省份建立起军工医院、军需学校还有几十座工厂生产服装皮鞋，中南军区还成立了营房建筑部，我军后勤部队基本建设向正规化迈进。杨至成被调到北京是在1954年底，他离开中南军区，前往首都参与筹建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4年后，杨至成奉命筹建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从北跑到南整整奔波了一年多，终于建成了一座解放军的现代化科研城。1964年，由于身体原因，杨至成放下手中的工作，奉军委之命，负责组织全军后勤历史的编写。杨子江回忆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看到朱德、贺龙等老领导受到攻击，气愤难耐，他本来身体就不好，于1967年2月3日因突发心脏病逝世。

杨子江：来自父亲的影响让我受益终身

来自父亲的影响让杨子江终身受益。杨子江说，父亲对他的影响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心系大局、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二是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三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思想境界。除此之外，让他记忆深刻的还有父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参加文化大革命串联的时候，杨子江回到家，身上长了不少虱子，父亲见状笑着对他说，这个是好东西，它叫“革命虫”，当年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条件非常艰苦，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身上都长过虱子。听了父亲的话，杨子江也笑了起来，为自己有一身“革命虫”而骄傲。

杨子江回忆道，解放以后，父亲的战友常会到他们家里来串门，老战友聚在一起，便会聊起革命往事。他和姐弟在一旁，自然也会受到熏陶，在这种光荣传统的教育下，家里的6个孩子都非常要强，每个人在学校里都是优秀的少先队员。1968年，从学校毕业后，年仅17岁的杨子江光荣参军了。至今，他还记得在1976年，正在野战38军114师炮团服役的他和战友们一起赶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时的情景。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7月29日，他所在的部队便出发赶赴唐山，是当时第一批进驻唐山的部队。他们的连队首先抵达唐山陡河电厂，展开救援工作，连续一星期在倒塌的房屋中进行搜索，营救埋压人员。“遍地都是死人，太惨了！”说起那段经历时，杨子江的声音有些颤抖。

之后，他所在的连队又被安排到裕华中路银行，挖掘被埋压的现金。“一共挖出了70多万元，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了。”杨子江说，他和战友们冒着随时可能发生余震的风险，钻到了倒塌的房屋中，从银行金库和营业厅中把钞票抢运了出来。因此，杨子江所在连队立了集体二等功。“我们在唐山驻扎了三个月，条件非常艰苦。开始我们住的是窝棚，后来才有帐篷。晚上下雨，积水把我们的窝棚压塌了，我和战友们半夜爬起来，‘一二三’喊着号子把雨水抖下去，然后再接着睡。”杨子江说，在入伍时，父亲曾告诫他，一定不要有任何的特权思想，进了部队，就要把自己当成普通一兵。父亲的话他一直牢记在心头，参军多年始终严于律己，以至于当兵多年之后，身边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开国上将杨至成的儿子。

1978年，杨子江被调回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担任后勤管理工作。“从这时候起，我真正接过了父亲的枪，和他一样干上了后勤工作。”杨子江说，这一干就是十多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又被调到总后勤部一干三分所担任政委，虽然是领导，但他身上一点架子也没有。“那个时候条件不好，逢年过节发了大米白面水果，我们要逐户给老干部送去。一忙就是一整天，早上先到火车站卸货、装车，然后把物品拉到干休所，再挨个送到老干部手中，有的老干部行动不方便，我们就帮他们扛到家中。晚上回到家，累的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杨子江回忆道。

2006年，杨子江自己也成了“老干部”，不过他并没有因此闲下来。“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曾经成立过一个将军业余合唱团，当时有200余位将军都参加了，其中也包括我父亲，合唱团的排练他都参加了，只不过后来由于身体原因，没能登台演出。”杨子江说，2008年的时候，他参加了将军后代合唱团，当时这支合唱团是为了庆祝建国60周年而建。合唱团自成立以来，先后走遍全国十几个省市，公益巡演200余场。用《东方红》《父辈之歌我们唱》《在太行山上》《英雄赞歌》等经典红歌，引领人们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直到现在，杨子江还一直坚持参加合唱团的活动，每周排练一到两次，通过歌唱父辈和英雄，歌唱亲爱的祖国，歌唱勤劳的中国人民，歌唱英勇的人民军队，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来传承革命的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张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