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3年第一次站在世界之巅，到完成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壮举，再到后来的2008年珠峰传递圣火，王勇峰被称为“中国登山第一人”。王勇峰是中国登山队队长、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在中国乃至世界登山界，王勇峰这个名字都是一块响当当的招牌。

前不久，王勇峰在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会议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讲述他与山的故事。

选择：因爱山高考填报地质专业

小的时候，王勇峰非常贪玩。可是他“贪”的却不是别的孩子都喜欢的游戏，一有空他就会往山上跑，跑到最高处安静地看山。在山上，他可以散步，可以捉鸟，可以和小动物玩，更可以眺望远处的更高的山——然后盘算着在下一次登上它。

贪玩的王勇峰对学习并不在意，甚至经常逃学去爬山，他的父亲故意对王勇峰说：“你老是觉得自己很行，从今天开始，你每天都要坚持长跑，天天用冷水洗脸，你能行吗？不是会爬山的就是男子汉。”受不了激将法的王勇峰跳起来：“我能行！”老家内蒙古集宁的冬天非常寒冷，零下30℃是常事，但王勇峰真的坚持下来了。每天清晨，他只戴一副耳套就能跑五千米。

在大山的感召下，王勇峰填写高考志愿时报了武汉地质学院，虽然家里人没有反对，但是朋友劝他，学地质太苦了，整天风吹雨淋。但是王勇峰很坚决：“我没想过成为一名登山家，但我真的想和大自然接触。在我看来，这太美了。”

在大学里，王勇峰认识了校友李致新（现为中国登山协会主席）。在今后的数十年里，他们成为亲密的战友，一同走过不平凡的登山之路，并一起攀登了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和南北极极点，被誉为“中国登山界双子星”。

入行：入职受挫 曾做“高山牦牛”

1986年，王勇峰和李致新面临毕业分配，他们的愿望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群山。由于当时中国登山队招收正式队员有困难，他们就主动要求分配到武汉地质学院在北京的研究生部，这样能离国家队近一些。1月6日，王勇峰和李致新坐上了武汉到北京的列车，王勇峰还特意穿上父亲送的呢子大衣。他们憧憬着新的生活，跟随着中国登山队攀登一个又一个山峰。

两个年轻人没有想到，1月7日，他们站在北京站的时候，已经成了“无业游民”。由于一些阴错阳差的原因，北京的研究生部说暂时不能接收他们了。他俩傻眼了。揣着自己的户口本在北京晃悠的滋味很难受。为了糊口，王勇峰甚至想过在北京卖大碗茶。正在万分沮丧的时候，日本登山爱好者“拉”了他们一把。当时，日本神户大学登山队打算独立攀登中国西藏海拔7538米的库拉岗日峰，请中国登山协会联系高山协作人员。

王勇峰和李致新一听，自告奋勇去当背夫，这样总算能与山亲近了，总算是没有白白地晃在北京。

所谓高山协作人员，常被人们戏称“高山牦牛”，就是像牦牛那样把物资背到高山营地上。整整一个月，他们每天把小山一样的背包背上营地，然后看着队员往山上走。他们在山上是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而当时他们只是中国登山协会的临时工。同年，他们被中国登山队正式招进门下。

征服：登珠峰经历28小时的失踪

“珠峰深情地注视着你，所有的艰难和危险，在登山者眼中，变得无所畏惧。”王勇峰告诉记者，在他数十年的登山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登山是参加1993年海峡两岸联合攀登珠峰行动，一只眼睛失明、身体倒挂在岩壁上、氧气瓶跌落山下，28小时和总部失去联系……下山后他的三个脚趾被切除。

在回忆1993年攀登珠峰的时候，王勇峰说了这样的话：“5月5日凌晨，我们6名冲顶队员从8680米7号营地的睡袋里拔出脚。化雪烧水，吃完早餐后，9点我们6人出发了。这高度真是地地道道的生命禁区，走出没20分钟，我就感到憋气难受。这时‘第二台阶’已离我们不远了。但是，向上攀了没几步，我突然觉得右眼一片模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心头一沉，完了，目测不准，怎么向上攀登？一步迈错就会出事，我一咬牙做出决定，绝不告诉任何人，危险靠自己去闯，死也要死在顶峰上。”

12时40分，四名藏族队员首先登顶；13时20分王勇峰登顶；随后台湾队员吴锦雄登顶。这时，藏族队员看到王勇峰氧气耗尽，便把自己的氧气送给他。在极度疲劳和顶峰猛烈高空风的冲击下，氧气瓶还没放稳就骨碌碌滚落到山下去了。王勇峰懊悔至极，但没有办法，这个高度意外太多了！

没有氧气支撑的王勇峰，在右眼失明的情况下，行动十分艰难，眼见5个队友离自己越来越远。终于到了“第二台阶”，这里陡度足有80度。他一再提醒自己，要沉着别慌。但是，下到金属梯一半时，王勇峰右脚突然踩空，一个倒栽葱向山下扎去。一瞬间，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这下命要丢在这里了。”

“第二台阶”是横亘在珠峰北坡传统线路上8680米至8700米之间的岩石峭壁，其中一段是近乎直立的4米左右的悬崖峭壁，立在通往山顶的唯一通途上。1975年，中国登山队的前辈在岩壁上架起了一座近6米的金属梯。这里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门，也是一道鬼门关。

王勇峰记得当时对自己说：“我得活着回去，必须活着。”可能是上天在帮助王勇峰，让他的身体一下翻了过来。他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前方的营地，因为那里有氧气，幸好帐篷的门没有拴死，否则，王勇峰冻伤的手是解不开栓门扣的。

在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当晚已从大本营电台得到消息，王勇峰失踪，很可能已经遇难。中国登山协会的领导整夜未睡，守候消息。直到天蒙蒙亮时，大本营的工作人员都没离开过望远镜。他们看着自己的表针滑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当表针指向10时30分时，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上，一个晃动的小黑点出现在望远镜里。这个时候，28小时已经过去了。大本营哭声一片，“王勇峰还活着！王勇峰还活着！”

回到北京，王勇峰连被直接送到积水潭医院，右脚的三根脚趾头严重冻伤，只有截下去了。这个30岁的登山家从此成了三级残疾。他的妻子一直在一旁默默地掉眼泪，她说：“用什么荣誉换这三根脚趾头我也不愿意。”

登山是一项户外探险活动，存在着受伤和死亡的危险；然而，山的神秘、奇特、多变又吸引着众多登山者前往探索。正如王勇峰所言：“登山就是这样，不管死多少人，都有继续上的。上的人总比死的人多！”应该说，登山也是一种信仰吧，有了这种信仰，就会义无反顾，就会一往无前！

辉煌：珠峰传递圣火

珠峰传递圣火，也是王勇峰登山生涯中值得骄傲的一件事。2008年5月8日，经过6个小时的艰苦跋涉，北京奥运会“祥云”火炬于9时许抵达珠峰顶峰，并进行传递。这是奥运历史上海拔最高的火炬传递。

藏族队员罗布占堆从火种灯中点燃了取火棒后，用取火棒点燃了第一棒火炬手吉吉(女)手中的奥运火炬。随后经过王勇峰、尼玛次仁、黄春贵的传递后，第五棒、也是最后一棒火炬手次仁旺姆（女）于9时16分在珠峰顶峰8844.43米处展示了手中的“祥云”火炬。

此时，大本营里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所有的火炬手和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登山队的队员们在珠峰顶峰簇拥在奥运圣火周围，并展示五星红旗、五环旗和北京奥运会会徽旗。

参加本次活动的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已经45岁，这在中国登山界不算是年轻的年龄。这次登珠峰的登山队员36人大名单中，王勇峰仅仅比队伍中最年长的加拉年轻一岁。

心声：山就在那里 一切皆有可能

登山户外运动中存在着较高的风险。面对这项每年近千万人参与的运动，安全问题正以前所未有的严峻态势摆在我们面前。

王勇峰现任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作为登山家和管理者，王勇峰对此有最切身的感受：欧美等户外登山运动发达国家，都有发达的立体化登山户外救援体系，很短时间内就能完成从预警信号的发布到救援的实施。

而在中国，由于山难救援机制和救援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一旦发生山难事故和危险，如何报警、如何救援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即便救援人员获知消息，由于受软硬件条件所限，没有成熟的救援方案可以操作，很难迅速实施救援；加之近年来登山户外爱好者人数迅速增加，热情有余而科学不足，在安全意识、知识和技能方面稍显薄弱，户外活动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中国山地旅游业的发展也因此陷入瓶颈。

为此，王勇峰就和多家保险公司沟通，强调救援保险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并用一系列数字阐述和论证自己的观点。王勇峰说，到2020年，我国的泛户外人口将达2.6亿，按每人户外装备1500元算，所拉动产业将创造出4000亿元左右产值。如果将这些泛户外人口纳入户外保险计划，保险公司的商业愿景是十分可观的。

有关保费的问题，王勇峰也和保险公司进行了深入探讨，力陈自己的观点：目前登山户外活动的经费还不是很宽裕。如果一项活动的保险费占去太多的费用，那么会阻碍这项活动的开展。为此，中国登山协会也和相关部门一起努力，登山户外险的条款正在积极制定中。

我国是登山大国，如何向登山强国迈进？今年53岁的王勇峰正在围绕这一主题开展工作。他计划搭建起登山救援体系，开展户外登山安全计划的培训，推动户外山地运动在全国的发展。王勇峰说：“我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工作，干劲不减，和年轻时一样！”

现在，由中国登山协会主办的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每年有8到10站。王勇峰会像年轻人一样，挥动臂膀、迈开双腿来一场与山地的约会！而平时，每周他会打一场篮球，跑一个10公里，或者山地徒步一次。记者问他：是否还有不断攀高峰的意愿？他笑着说：“山就在那里，一切皆有可能！”

【 对话王勇峰 】

记者：对您来说，整个攀登珠峰过程，最难的是什么？

王：在我20多年与珠峰打交道的过程中，最难的是坚持。无论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还是步入不惑之年，都能站在珠峰顶峰，但须有恒久的坚持与忍耐才能做到。

记者：珠峰与其它山峰相比，特别之处有哪些？

王：每一座山峰都有独特的魅力和攀登特点。作为世界第一高峰，珠峰的极高海拔、漫长的攀登周期加上大风、极寒以及充满挑战的攀登地形，如北侧的北坳冰壁和“第二台阶”、南侧的孔布冰川和“希拉里台阶”，都是其与众不同之处。

记者：攀登珠峰过程中，您最畏惧的是什么？

王：畏惧死亡。在攀登过程中，生死只是分秒之间的事。在我1993年第一次登顶珠峰那次攀登中，因为高山反应严重缺氧而右眼暂时失明，登顶后倒挂在海拔8800米的“第二台阶”金属梯上，可以说是命悬一线。不过也正因为经历过生死，从山上回来的人才会更加珍惜生命，感恩生活。

记者：要想成功登顶珠峰，需要具备怎样的登山品质？

王：不畏艰险把生命置之度外，坚韧不拔、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这些是攀登任何一座雪山都需要具备的品质。成功登顶珠峰，需要更多的坚持与忍耐，需要更强大的内心支持。

记者：对广大的登山运动爱好者，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王：登山是科学性很强的一项运动，在登山过程中，不能允许自己在任何细节上犯错误，那是会危及生命的，哪怕是错带一双袜子；要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帮助别人，哪怕这会断送自己的成功甚至生命；登山过程中，不要做那些超越自己能力的事。对于普通人来说，攀登山峰，享受过程比登顶更重要。

记者：现代人登珠峰目的很多元化，在您看来，登山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王：登山是人与自然对话的一种方式。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人在问：登山究竟为什么？登山家马洛里说得好：因为山就在那里！

□本报记者 黄葵/文 白宇/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