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尹卫东三个字放在百度上检索，跳入眼帘的是这样几行文字——

尹卫东，新加坡国立大学EMBA硕士，高级工程师……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评审专家、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评审专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如果我们把上述文字视为尹卫东头上的光环，那么点亮这光环的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吧——

中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中国第一支甲肝乙肝联合疫苗；中国第一支不含防腐剂国产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中国第一支与全球同步人用禽流感疫苗；全球第一支甲型H1N1流感疫苗，以及全球首创的预防用生物制品1类新药肠道病毒71型灭活疫苗等等，都是点亮那支光环的火种。

更让人钦佩的是，在2003年SARS横行之时，正是尹卫东担负了研制SARS灭活疫苗课题组负责人的重任，并在全球率先完成了SARS灭活疫苗1期的临床试验……

倒插垂杨柳

尹卫东是河北唐山人，生于1964年。从小就喜欢动脑筋，喜欢琢磨事儿，是个做任何事都与众不同的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春天，学校组织学生课外劳动，活儿不重，就是将已经截好的柳枝一节一节地插在地里，中国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插柳成荫”吗？说的就是这个。那天，老师事先嘱咐同学，一定要正着插，粗的那头儿朝下，细的那头儿朝上，千万别插反了……倘是一般孩子，一定会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而且做得一丝不苟，但尹卫东不，他偏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倒着插，他的想法再明确不过，就是想看看倒着插那柳枝能不能成活。或许有人会说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调皮，不听话，但不听话的孩子最多也就是把柳枝倒着一插了事，不会再有下文，而尹卫东却不是，插完之后一直想着这件事，直到有一天他发现那几株倒着插的柳枝一个也没能成活，全枯死在地里才算死了心。以致后来有人对他说倒插柳枝会长出曲里拐弯儿的柳树时，尹卫东锛儿都没打就告诉人家，倒着插柳根本不可能成活。

这是他在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别人再说什么他也不信。

人定胜天和好了伤疤忘了疼

《东周列国志》第二回，有句话叫“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南宋词人刘过在他的《龙洲集襄央歌》中亦云：“人定兮胜天……”其实两人说的“定”字都是指人心安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人都安守本分，力量可以超越大自然。据此，人定胜天的语文释义就应该是“人定兮胜天”（人心定啊，能胜天），而不是“人兮定胜天”（人啊，定能胜天）。

然而有意思的是，不知从哪年起，“人定兮胜天”成了“人兮定胜天”，直到今天也仍是如此。

毫无疑问，尹卫东对于“人定胜天”的理解最初也属于后者，所不同的是，聪明过人的他仅将这四个字安置在一个精神的层面上，并以此支撑自己的行动。

“人胜不了天，但却要有人定胜天的意志”。尹卫东说。

的确，没有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对这四个字不会有更深层次理解，但经历者却正好相反。

唐山大地震那年，尹卫东12岁，小学还没毕业。对于那场灾难，尹卫东已经不愿意再提起，觉得那是在揭伤疤，揭了，会很疼：

“人们总在批判‘好了伤疤忘了疼’，那是没有真正疼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唐山人的疼，那是真疼，疼进了骨髓，我相信每一个经历过那场地震的唐山人最想忘掉的，就是那个疼。忘了那个疼，没有错，总也不忘，沉浸其中，那日子还怎么过？”

说完，尹卫东笑了，说了几个震后的生活片段——

片段一

震后，学校没了，老师带着几个幸免于难的孩子在一片小树林里上课。老师讲的第一堂课就是人定胜天。尹卫东听得血脉偾张，至今刻骨铭心——是啊，什么都没有了，但我还在！只要我还在，就能创造生活，创造未来！

片段二

震后时间不长，尹卫东升入初中，有一次上物理课，因为没有课本，老师就让他们学习开拖拉机，老师先给他们示范了一遍，然后就让同学们轮着上去开，许多同学一上去就发蒙，根本开不走，轮到尹卫东了，他先把老师说的要领想了一遍，然后上去，一次就把拖拉机开跑了。

片段三

也是上初中的时候，学校开了农业课，老师讲玉米杂交，在学校地里种了一片玉米，一共有五垄。该授粉的时候，老师让他们把其中四垄的“雄穗”都掐了，只留下最边上的一垄“雄穗”，风一刮，雄粉飘落，一下子就完成了玉米的杂交。

……

唐山卫校飞出的金凤凰

1979年，尹卫东考上了唐山卫校，在学校他学了3年公共卫生。1982年毕业分配到了唐山市卫生防疫站。按理说，在防疫站，当个普通大夫，上班来下班走，“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活很安逸，谁还说不出什么来。而且许多人也都是那么过来的，尽管默默无闻，倒也自得其乐。

但尹卫东却不愿意这样，他想干出点儿事来，他觉得他能干出点儿事来。那时候，甲肝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个十分可怕的疾病，每年的病患者不计其数，尤其是青少年，患病率更高。也许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尹卫东将目光投向了甲肝疫苗的研制。

不过，有关尹卫东这一段经历，由于学术语言的晦涩难懂，以及他本人一直保持的缄默，笔者查找了各种资料，也没有见到更加详细的记载，因此，我们只能简单地述其大概——

1985年，尹卫东在全国率先分离出了甲肝病毒；

1988年，他成功完成了甲肝的诊断试剂的研制；

1995年，开始研制甲肝灭活疫苗，2002年获得甲肝灭活疫苗的新药证书。

作为一名只有中专学历的普通医生，从那时开始，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关注。1988年，他被评为河北省十大青年；同一年，在唐山市领导的支持下，他完成了疫苗从研制到生产的飞跃，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SARS和SARS疫苗

疫苗是指用各类病原微生物制作的用于预防接种的生物制品……

疫苗开发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且成本很高。接种疫苗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对于家庭来说也是减少成员疾病发生、减少医疗费用的有效手段。

尹卫东对于自己为什么要去做疫苗而不再当医生，有自己的说法。他认为，当医生，即便是当一个名医生，穷其一生，能治好多少病人？几万，几十万撑死了吧？而一个疫苗，一下子就可以让至少五千万人免于病痛。

在治病和防病这二者之间，尹卫东更加看中的是后者。

2003年3、4月间，SARS袭卷京城。那时的北京，万人空巷，路人寥寥，往日的车水马龙和市井之声被120救护车尖利的呼啸声所替代；100多个国家向本国国民发布了不要到中国去的旅游警告，整个北京城一时间传闻四起，说什么的都有，人心沉浸在一片惶惶之中，人们大都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北京的一家中医医院开始免费发放中药，闻讯跑去领药的市民顿时排起了长队，不少嗅觉灵敏的媒体见状也迅速跟进，做了大量报道。这则新闻，尹卫东是从报纸上看到的，看到之后，他坐不住了，他认为，这样的事可以做——因为它能起到一点儿稳定人心的作用——但却不宜大肆宣传，因为真正能够控制疫情的是疫苗而不是那些中药，只有迅速生产出疫苗才能真正战胜SARS。想到这儿，他决定给当时的市委书记写封信说明这一情况，但又不知道信往何处写，他只好给114打电话，114告诉他，这种事最好通过他的上级单位——中关村管委会——一级一级向上反映。他觉得有道理，就给当时的管委会主任戴卫打电话。戴卫一听，是有关SARS的，让他马上过去一趟，于是当天下午，他坐进了戴卫的办公室。

戴卫认真地听了他的讲述，当场拍板：

“给你100万，（研制SARS疫苗）够不够？”

第二天，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范伯元又来找他听取意见，范伯元是工学博士，并不清楚疫苗的事，反复问他疫苗到底是怎么回事，等他完全解释清楚了，范伯元脸上露出了微笑，问他：

“研制疫苗，你都需要什么？”

“P3实验室。”尹卫东答道。

“好，明天我就带你（到大学里）去找”。

果然，第二天，范伯元一早就来找尹卫东，用尹卫东后来的话说，范副市长办事真是雷厉风行，到了一所学校，一进门儿劈头就问：有没有P3实验室？对方只要回答一个没有，二话不说，马上走人，再去找第二家，一分钟都不耽误。

尹卫东记得，那次他们跑了一整天，却终无所获。最后只好决定由他们自己建一个P3实验室。

一个多月后，P3实验室建成了。

与此同时，尹卫东也拿出了SARS灭活疫苗的研制计划。

接着就是P3实验室的实验。这种实验，后来曾被外界说成是“上战场”，但尹卫东对这一说法似乎并不认可，他觉得科学家有别于探险家，探险家是在赌命，而科学家则不是，科学家讲的是科学，而科学必须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不能容忍有丝毫的偏差。然而，当我们找到关于那次实验的相关文字时，还是感受到了一丝战场上的味道：实验人员在—40帕的气压下（相当于海拔3000多米的高度），要“全副武装”地一干就是十几甚至二十个小时不能合眼，困倦袭来时，大伙儿甚至连靠都不敢往墙上靠一靠，因为那一靠，也许马上就会鼾声四起……每次从实验室出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渴得能一口气喝完一整瓶矿泉水，然后瘫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粗气……

正当尹卫东他们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北京乃至全国的SARS疫情突然降了下来，且大有即将消失的可能。这对于一般人来讲，当然是一个绝对的利好消息，但对于正在研制疫苗的尹卫东他们来说，却有可能因找不到感染者而使整个试验前功尽弃。为了能够赶上试验，避免国家投入白白浪费，他们无形中加快了研制速度，那段日子，他们每个人都在以“白+黑”的工作节奏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奉献。

他们在和时间赛跑，在和SARS比速度。

在写作本文时，笔者无意中看到了一篇《中国药事》当年的报道——“记者2003年11月22日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经过6个多月的努力，我国已基本完成SARS病毒灭活疫苗的临床前研究，预计今年12月底前可进入临床试验。”

这也就是说，SARS疫苗的临床前研究至少在2003年11月22日之前就已经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就是1期临床试验。

尹卫东记得十分清楚，那一天是2004年的5月22日，地点在中日友好医院，有24名志愿者申请参加。试验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几个月之后，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通稿——《中国率先完成SARS疫苗1期研究》。

文章中说，人类在战胜SARS的征途中迈出坚实一步，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了SARS病毒灭活疫苗1期临床研究，证明疫苗是安全的，并初步证明疫苗有效。

……

首都各大媒体也在同一天对此作了相应报道。那天，尹卫东整整一天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当中，心情格外放松，下午，他给自己放了半天假，想到理发馆去理个发，然后早点回家。刚一进理发馆的大门，就听见理发师拿着一张当天的《北京青年报》对旁边的人说：“这回可好了，SARS有治了，咱们的买卖又该火了。（SARS期间，理发馆门可罗雀）你们看，连疫苗都研究出来了”。

尹卫东听了，心里顿时涌出了一股自豪感：“要知道，全世界只有我们完成了SARS疫苗的研究。”

体制内和体制外

体制一词在中国古代大都指诗文书画的体裁和格调。如嵇康《琴赋》序：“然八音之气，歌舞之象，历史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 而其作为一种组织制度，则最早见于南朝宋孝武帝《重农举才诏》：“尚书，百官之本，庶绩之枢机；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而顷事无巨细，悉归令仆，非所以众材成构，群能济业者也。可更明体制，咸责阙成……”到了近代，体制成了专门的政治学概念，即有关组织形式制度，限于上下之间有层级关系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等……并由此派生出了所谓的体制内和体制外。

尹卫东的企业——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用现今人们习惯的说法，尹卫东是一个体制外的人。

毋庸回避，近些年，由于体制内外在所谓待遇上的悬殊，许多年轻人都将择业的目光瞄向了体制内，本科、硕士，乃至个别博士为了拿到体制内的那张“饭票”，一毕业就开始了考编制、考公务员的竞争。甚至出现了百名硕士觊觎一个城管的可笑场面。

对此，尹卫东有着自己的看法：你在体制内，是为国家效力；我在体制外，也是为国家效力！他觉得虽然他身在体制外，但一点儿也不影响他的爱国情怀，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为国家做贡献。他认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不应该成为把人分开的界限，更不应该据此还把人弄出个三六九等的来。在尹卫东的头脑中，从来就没有这些概念，他也无暇去关注这些。SARS过后，从2005年的人用禽流感疫苗，到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尹卫东一路马不停蹄，一次又一次地用那些疫苗实践着他一直倡导的“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的工作理念。

近几年来手足口病在我国持续高发，在全国法定报告传染病中的发病数排名第一，死亡数排名前五。自2008年至2016年，全国累计报告发病1600余万例，死亡超过3550例，对儿童的健康和社会的安定造成严重危害。而这其中肠道病毒71型（简称EV71）危害最为严重，因EV71导致的手足口病重症和死亡比例高达74%和93%。为此，尹卫东和他的团队自2008年开始全力以赴加快EV71疫苗的研发和产业化的速度，最终于2015年12月获得新药证书和药品注册批件，并于2016年5月正式上市。

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形式，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现在，科兴控股正在进行私有化，通过资本市场促进科技创新。在尹卫东看来，把自己的企业做强做大就是对国家最大的创新。

□乔健/文 本报记者 彭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