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对女性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谁来带孩子，由此导致的就业困难也让女职工犯难。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二孩”话题备受政协委员关注。对比起来，国外托幼机构很发达，中国呢？孩子3岁以后上幼儿园，0-3岁却没人管。而对于这些问题，委员们也提出了不少建议。

【调查】 工作忙只能长辈带娃

“没办法，儿子只能放家里，让他姥姥带了。”周蜜来自河北，她的儿子今年2岁半。从怀孕到生产再到带小孩，三年多时间中她几乎离不开娘家的帮助。“我丈夫在外地创业，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婆婆也没在北京，只能是我妈搬到北京帮我带娃。”

繁忙的工作之余，周蜜越来越感觉到幼儿托管十分重要。“在小孩上幼儿园之前，是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家长都要上班，只能是爷爷奶奶这些长辈帮着带。但也会产生不少问题。”周蜜说，“比如，教育方式的差异。小孩需要学东西，但长辈只是简单的看，并不会教。再有，长辈年纪也很大了，带个小孩有时实在力不从心。”

今年8月，周蜜又要生“老二”，带孩子的问题，让她更是头疼。“我妈总说，我小时候，家中也是双职工。但是单位会有托儿所，3岁前的小孩都可以在那里入托。上班时送到单位，下班时再接走。不会耽误工作，小孩也有人带。但是现在基本找不到这种建托儿所的单位了。”

周蜜担心，再生老二，长辈还要重复这种带小孩的道路。“长辈的岁数也大了，实在不忍心再让他们帮着带小孩。但是我还要上班，又没有接收这么大小孩的地方。只能重复走老路啦。”

作为长期从事学前幼儿教育的学者，全国政协委员、北师大学前教育系主任刘焱早在几年前就关注到0至3岁的托幼服务这一问题。

刘焱表示，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少企业都会建托儿所，让女职工安置好孩子再去工作。2003年国企改革后，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就纷纷停止了这一福利。而近年来，机构内提供公共托育服务的资源不断萎缩，而社会力量办学的经济、财力、场所、人员等很难达到教育、民政部门等出台的社会办学要求，且国家尚未出台关于其他学前教育机构（托儿所、早教中心等）的相关管理规定。因此，社会力量申请开办托育服务困难重重。目前，0至3岁孩子主要由祖辈带养，不少家庭存在带养困难。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托幼机构应由谁来办？谁来为社会提供托幼服务？”刘焱指出，目前应该明确的一个问题是，托幼服务谁是责任主体？目前政府对此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责任划分。

回归职场怕遇尴尬

“想再要个宝宝，但是又怕耽误工作，两难啊！”梁娜娜抱怨道。1984年出生的梁娜娜有一个一岁半的儿子，工作前她在单位也小有成绩。“我们单位人才济济，竞争压力不小。”为能在残酷的竞争中保持不被击败。梁娜娜即便是怀孕时，都不敢掉以轻心。

“我基本是战斗到了生产前的最后一刻。”梁娜娜回忆她在生产前的几天，还写完了一份几千字的工作总结。“听同事说，领导还在会上表扬了我。谁想这样啊，这不都是被逼的。”产假过后，梁娜娜一刻也没耽误就回到了单位报到。

“变化还真是大啊，单位来了几位新领导，而且不少规定也变化了。”梁娜娜又开始紧绷那根工作弦。“还来了几位新同事，都是90后，个个都是精英。我感觉同事之间变得有些生分，也适应了很久，才又回到曾经的感觉中。”

面对生育二胎的问题，梁娜娜很矛盾。“我这个年纪再不要二胎，就要成为高龄产妇了。生育风险会变大，对大人对小孩都不好。但是工作也不能耽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努力别人就会挤上来。”不久前，梁娜娜参加了单位的一个晋升考试，更加感受到压力。“生二胎，还是保工作，太难抉择了。”

调查中，不少女性职工也表示，在生育二胎时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让妇女在生育“二孩”的同时，获得平等就业的保障。“建议相关部门出台相应政策，让女职工在生育过程中，包括产假期间有更多的保障，减少生育和工作的后顾之忧。”梁娜娜说。

【建议】

全国政协会议上，“二孩”话题备受委员们关注，委员们表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那些既想要“二孩”，又不想耽误工作的家长，为幼儿养育问题伤透了脑筋。如今很多女性在生育后回归职场遇到困难和尴尬，本来有职位的，生完孩子可能位置就没了。由此引发的幼儿托管问题，委员们纷纷支招。

育儿成本政府应建立分担机制

刘焱表示，0至3岁的孩子需要个别化看护，一个大人最多只能同时照护2个1岁以内的孩子，或者同时看护4个1至3岁的孩子，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涉及到比较高的人力成本。家长应当理性看待托幼服务这件事，肯定需要家长承担大部分的费用支出。

现在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托幼服务这块的费用都比较高，而且基本由家长承担。以发达国家英国和法国为例，早在2000年左右开始关注到学前教育，国外的幼儿园大多是半日制，政府只为幼儿在园2至3个小时的免费教育时间埋单。而此外的时间，家长要么接回去自己带，或者自己花钱，请私人的托儿所接送或者看护，这个费用还是要家长自己埋单的。

刘焱表示，政府对于0至3岁幼儿的托幼服务应当建立一个成本分担机制。在国外，这类服务的补贴往往只针对特定的人群，如单亲家庭的孩子等，政府对于孩子送托进行补贴。

可以在社区建立育儿中心

刘焱介绍，目前，有不少早教机构也开始试水0至3岁的托幼服务，但由于没有政府部门对其颁证、注册，民间机构只能以儿童教育中心等名义注册。也就是说，这样的咨询机构肯定是非法的，因为其在登记注册的内容中肯定没有看护这一条。

面对目前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托幼需求，刘焱提出，可以在社区里寻求解决的办法。政府对于现有的托儿所，应该进行分类管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几类标准，分类进行管理，不要只用一个标准一刀切。同时，可以在条件成熟的社区里面建立育儿咨询指导中心，引入专业的社工服务，提供一个专门的场地，给年轻的父母提供一个交流育儿的经验。而孩子也营造一个同伴交往的环境，这些都是社区应该有的功能。

全国政协委员崔郁也表示，可以鼓励现有幼儿园增设托管班，明确将幼儿入园年龄向下延伸；通过公办、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模式，构建多种形式并存的托幼供给体系等，尽快解决双职工育龄夫妇生孩子无人照料的燃眉之急。

重视促进妇女平等就业

全国政协委员孟晓驷还提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妇女面临的工作与生育冲突将更加突出，要想解除妇女生育和工作的后顾之忧，还需重视促进妇女平等就业。

孟晓驷表示，妇女既是生育主体，又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同时承担着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生产的双重使命，因此应该让妇女在生育“二孩”的同时，获得平等就业的保障。

建议尽快将《反就业歧视法》纳入立法规划，在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就业促进法实施细则》或修改完善《就业促进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时，将反对就业性别歧视单独列出，对就业性别歧视定义、罚则、法律救济途径做出具体规定。

同时，加大促进平等就业权的执法与司法力度，增加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性别歧视的违法成本。生育“二孩”确实会增加女职工所在企业的用工成本，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税务部门、财政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对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社保缴费适当予以财政补贴，对雇佣女职工超过40%的用人单位给予一定比例的税费减免。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鼓励用人单位雇佣女职工，为她们解除生育和工作的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