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伍30年来，她始终心系国防安全，创建吸血昆虫地理信息、智能分类和远程鉴别系统，为有效应对突发新发虫媒传染病储备了关键技术装备，以系列创新成果获国家、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她始终心系官兵健康，常年深入边、海、防一线部队，以身试蚊，用有“温度”的科研实践成功解决了困扰边防部队数十年的蚊虫侵害难题，被官兵们亲切地称为“防蚊大姐”。

她就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媒介生物学家赵彤言。

赵彤言名字的后面有着一长串光鲜亮丽的头衔：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媒介生物学与防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卫生部病媒生物控制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昆虫学会常务理事兼医学昆虫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军媒介生物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等等等。

作为一名女性，能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编织出如此绚烂辉煌的光环，在这些光环的背后有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听故事立志要当解放军

赵彤言的老家在河北保定。在这个有着三千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赵彤言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高中，赵彤言一直品学兼优，是个听话的乖孩子。

赵彤言的父亲有个好友在38军工兵团当政委，休息时常到赵彤言家来玩儿。政委参加过抗美援朝，上过前线，打过仗。所以他一来就和父亲聊抗美援朝的事，聊他们怎么打仗，怎么在敌人飞机轰炸的情况下让自己安然无恙。还有志愿军战士们生活的艰苦，他们面对死亡的那种大义凛然和对家乡父老的一往情深。

有一次，政委讲到一名小战士在牺牲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我妈”时，在一旁的赵彤言忍不住哭了。她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有血有肉，感人肺腑的话，觉得那名小战士离她很近，就像是她的一位兄长，一位朋友。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赵彤言关注起解放军来。那时学校常请部队官兵给学生作报告，每一次赵彤言都积极参加，认真听讲。

有一天，那位政委叔叔又来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赵彤言什么也没干，就坐在两个大人旁边翘着小脑袋听他们讲故事。政委叔叔讲了一个又一个，每一个故事赵彤言都听得津津有味儿。

政委叔叔临走时突然回过头来，问她：姑娘长大了想干什么？赵彤言奔儿都没打，回答道：当解放军！父亲和政委叔叔都笑了。

报考院士陆宝麟的研究生

赵彤言大学本科四年是在南开大学度过的。因为是名校，加上品学兼优，毕业之后，在她面前的是一条金光大道。

但赵彤言却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

那是1985年七八月，天热得像一块烧红了的铁烘烤着大地。赵彤言独自一个人坐在家里啃那些报考研究生的课程。她报考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六室主任、我国生物学领域泰斗级人物陆宝麟的研究生。

报考陆宝麟的研究生谈何容易？陆宝麟是什么人物？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公认的医学昆虫专业的开拓者，35岁就被提名调往中国反细菌战调查委员会的最年轻的科学家。他在蚊虫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在国际上都屈指可数。除此，陆宝麟还曾长期担任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治理媒介联合专家组成员。

据说，他对研究生的录取几近苛刻，能迈进他的研究生大门的人几乎凤毛麟角。

但在198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赵彤言硬是用自己的实力敲开了那扇大门。

老师的言传身教

1986年盛夏，已年届70岁且刚刚大病初愈的陆宝麟决定对北京地区展开白纹伊蚊调查。赵彤言和另外几个研究生觉得老师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又不好，就劝他不要到现场去，留在室里指导指导就行了，大家会按照老师的预案完成采集任务的。

但陆宝麟没有答应，坚持要去。

那天，北京的气温高达38度，连树上的知了都热得躲在树叶下，叫都懒得叫一声。赵彤言他们冒着酷暑来到京郊一座废轮胎厂。一进厂大门，一股难闻的气味就迎面扑了过来。赵彤言他们怕老师的身体受不了，就建议老师站在原地不动，“您就站在这儿，支支嘴就行了”。但陆宝麟仍旧不答应，抄起吸蚊器就朝最脏最臭的地方走去……

看见老师都“动”起来了，赵彤言他们几个研究生也赶快跟着“动”了起来。

由于天气太热，加上难闻的气味，那天赵彤言被熏得头昏眼花，看看采集的蚊子差不多够用了，就找了个阴凉的地方坐了下来。陆宝麟看在了眼里，却没有说话。

在回城的路上，陆宝麟特意坐在了赵彤言的旁边问她：累了吧？老师率先打开了话匣子。接着两个人就聊了起来。聊着聊着，老师突然严肃起来，说，干我们这一行，应该学会适应各种环境。年轻人要想干出一番事业，有时就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磨难。为了科研的需要，甚至要有一种牺牲精神。

老师的话说得十分婉转，但赵彤言心里明白老师为什么要说这样一番话。

她的脸红了。

接着，陆宝麟给她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年，他和另外两名教授在四川采集完标本乘船过江，不料，船到江心遇上了漩涡和暗流，船一个劲儿地打转，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船上的人都慌了，大呼小叫，这时只有他们三个人在讨论着与自己的生命无关的事情，即如何能把这些标本安全完整的送到岸上……

为科学献身，这是对每一位科学工作者最起码的要求。老师说。

老师讲的这个故事让赵彤言终身难忘。

难忘的第一次“单飞”

1989年，赵彤言开始准备她的博士论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尖音库蚊。

赵彤言后来把完成那次博士毕业论文说成是她科研历程的第一次“单飞”。

那次“单飞”的区域在新疆伊利地区的霍城。这对于一个刚满25岁的女孩子来说，不啻是一次艰苦的历程。

7月的霍城，太阳像一尊烤馕火炉，烘烤着大地，地上的石头一摸都烫手，树叶被晒得打成了卷儿。赵彤言独身一人来到了一片距中苏边界只有几百米远的地方。凭借着文献的记载，她在这里找到了尖音库蚊的巢穴。为了能吸引更多的尖音库蚊，她从边防哨卡借了一匹军马当做“诱饵”，谁知那匹军马并非尖音库蚊的最佳诱饵，等了一天，也没见几只尖音库蚊肯飞过来。

怎么办？在最困难的时候，赵彤言很自然地想到了导师陆宝麟：要是老师在，他一定会想出办法来，即使不在，此时只要打一个电话，老师也会告诉她应该怎么办。

可是这电话能打吗？

赵彤言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人在那种时候是很容易动摇的，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力作为支撑才行。而她的支撑则是老师常跟她说的一句话：困难时刻，只有用不怕牺牲的精神才能打开未知的大门。

既然军马不行，那人行不行？

赵彤言想到了自己，她想用自己的身体去吸引那些尖音库蚊。

多年的军队生活使赵彤言养成了做事雷厉风行的习惯，既然想到了，那就立即实施。于是，她就地支起了本来是为了防蚊的蚊帐，然后敞开口，一头钻了进去……

很快那些蚊子就“闻讯”飞进了蚊帐，一时间，赵彤言的腿上、胳膊上、脚上，甚至脖颈、脸颊都落满了吸血的尖音库蚊。

为了保证蚊虫活体的完整性，那天，赵彤言忍受着被蚊虫叮咬的痛苦，小心翼翼地捕捉了上百只尖音库蚊以及其他类型的蚊虫。

一个月后，她将这次“单飞”的成果交给了导师陆宝麟，原以为陆宝麟看到后会表扬她几句，或者起码说几句勉励的话。没想到，老师告诉她的竟是：“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你要为继续单飞做准备。当时，赵彤言并不明白老师的话中之意。直到几年之后，她才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那年她32岁，成了全所最年轻的研究室主任。

不寻常的六年

1991年，硕士博士连读六年的赵彤言，终于完成了学业。

就在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准备迎接新的科研以及科研环境的时候。导师陆宝麟找到了她。导师的话直截了当，就是要求她继续留在他身边，帮助他再带一届硕博连读生。

赵彤言愣了，她有点儿想不通，觉得这样会影响自己的学术前程：老师又不是我一个学生，为什么偏要我留下？老师考虑过我的前途吗？

陆宝麟听了赵彤言的话，态度十分坚决： 你的前途我当然要考虑，但我更要考虑的是咱们研究室的未来。赵彤言听老师这么说，不说话了。

她知道老师对研究室的感情有多深，也知道老师对她寄予的希望有多大。

就这样，刚刚完成六年硕博连读的赵彤言原地不动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六年。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六年对于赵彤言的成长是不可或缺的六年。它不但为她的科研能力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让她在领导意识、管理水平以及对事物的把握能力上都有了超常的飞跃。

对工作心细如发一丝不苟

赵彤言的学生郭晓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六室的标本馆存有200多万个标本。2009年5月，馆里更换新标本柜。换完后，赵彤言过来检查，发现少了4件标本，就问郭晓霞是怎么回事。

郭晓霞说，没少啊？

赵彤言看了她一眼，告诉她，肯定少了，而且是4件，就让她去找。

郭晓霞觉得赵彤言可能记错了，坚持说没少。

赵彤言听了，一笑，然后拍着她的肩膀说，先别那么肯定，去找找看。

郭晓霞虽不情愿，但还是去找了，结果发现确有4件标本因遗忘在旧的标本柜里被送到了基层部队。

那4件标本最终虽被找了回来，但这件事对郭小霞的震动却很大：能在200多万个标本中清楚地记住其中的4个，这需要怎样的用心啊！从此，她也用赵彤言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情。

赵彤言还有个学生，叫李春晓。李春晓是高材生，也是赵彤言最得意的学生之一，硕博连读后就留在了六室工作。

2004年夏天，赵彤言带着李春晓和几个学生到野外做调查，在取得的数据中，李春晓忽略了一个行走路径数据。赵彤言在分析汇总时，问李春晓该数据的分析结果。李春晓说，那个数据不太重要，别人早就做过分析，而且这个数据与我们这次任务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没有记录。听了李春晓的回答后，平时很少发火的赵彤言发火了：什么叫不太重要？我们搞的是科研，在没有取得成果之前，任何的忽略都是不负责任的。这件事，别人这么说也就算了，但是你这么说，绝对不行，我必须要严肃对待。

严肃对待的结果就是——李春晓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多么严厉！

有人看见，李春晓那天是含着眼泪离开的会场。

然而，几天之后，当李春晓将检查交到赵彤言手里的时候，赵彤言竟当着所有人的面自我检讨起来：这件事和我也有很大的关系，是我事先没有把那个数据的重要性交代清楚。至于别人做出的数据，仅仅是一个参考，我们必须要拿出自己的数据来，这才符合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品质以及对待科研的态度和作风。

赵彤言的一番话让李春晓备受感动，当即表示：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敢于向定论挑战

从事科研的人都知道，在任何一项课题研究中，每一个不同数据的出现，都有可能意味着一项伟大的发现。因为这些数据的出现说不定就会给研究人员送来一把打开突破之门的钥匙。

赵彤言在长期艰苦的科研中寻找的正是这把钥匙。举个例子吧：学界一直认为尖音库蚊是一个包含4个亚种的复合组，这一结论已经统治了多年，几乎无人敢去碰它，也就是说，它差不多已经是一个金科玉律般的定论了。

定论谁敢去碰？

赵彤言敢。

但赵彤言的这个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是浅尝辄止那样的投机取巧。她的这个敢是建立在20多年的刻苦努力之上，从一个不起眼的数据中寻找到的路径后的一个发现。正是由于有了对于这一蚊种诞生、生长、发育的最新途径的掌握作为有力的支撑，赵彤言最终用自己找到的新的数据证实了尖音库蚊其实只是一个亚种，从而一举推翻了原有的定论。

她的这一科研成果后来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震动，其论文也作为理科唯一的昆虫学论文，入选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

我们不是神仙

由于长期从事蚊虫研究，赵彤言好像对蚊虫这一词汇特别敏感。只要谁说话一提到蚊子，她马上就会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过去。

有一次，海军某部干休所派人到所里领取灭蚊药剂，她听说后急忙找到那位同志询问蚊子的情况。领药的人一听有人打听蚊子的情况，就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赵彤言一听，就觉得那地方的蚊虫密度和活动特征都不寻常，极有可能具有研究的价值，于是当天就和室里的同事携带诱捕工具赶到了干休所。到了那儿，他们一边指导药剂灭蚊，一边采集蚊虫标本。

有人说，科学的大门永远都是朝着有准备的勤奋者敞开的。此话用在赵彤言身上，一点不假。那天在采集到的标本中，她一眼就发现了一种叫做骚扰库蚊的蚊虫，这种蚊虫正是她们想要准备研究的对象。赵彤言笑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对于这家干休所，多年来，赵彤言一直进行着跟踪观察。后来有人劝过她，那里的情况也就那样了，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赵彤言却说，我们不是神仙，能掐会算，所有的成果不都是多年的积累得来的吗？多一个地方就多一份成功的可能。

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2010年4月，青海玉树发生强烈地震。

赵彤言作为军队防疫专家第一时间赶到了灾区。

到达灾区之后，她发现那些奉命前来救灾的战士们竟然连起码的防疫常识都不懂，心里十分着急。

本来那里的人员就紧张，一旦这些战士们倒下了，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她找到了部队领导，主动提出要给救灾的战士们讲一堂自我防疫课。

领导同意了。

然而就在她讲课的时候，几名坐在后排的战士突然站起身准备离场。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要接受电视台的采访。赵彤言知道新闻报道的重要，但她更知道救灾的刻不容缓。领导能拿出这么宝贵的时间来让她培训，不就是为了保护好更多的生命吗？

在生命和宣传的天平上，赵彤言倒向了生命。

她先是阻止了那几名战士，接着又将记者也请了进来。她告诉他们，这堂课对于他们能顺利完成各自的任务至关重要：“仗还没打呢，自己先倒下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正是她的这句话，让记者和战士们都乖乖地听完了那堂课。

……

采访札记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没有受到献身的热情所鼓舞的人，永远不会做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

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眼前出现的“献身的热情”几个字，更像是一组健康的基因，它在形成于赵彤言所在的六室，又在六室生发并传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彤言真应该感谢她的导师，感谢导师的那些言传身教。而作为后来人，则应该感谢赵彤言本人，因为是她承上启下的言传身教，使这组健康的基因得以传承。

□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