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起，我国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学科、实验室以及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引进了2000名左右的海外人才，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归国创新创业。这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后来被人们简称为“千人计划”。孙乐就是“千人计划”中的一个。

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8年的孙乐回到北京后，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开了两家公司，一家叫“北京天成新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另一家叫“京天成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听起来名字有些相近，但却有着很明确的分工，一个是生产产品的，而另一个则专门定位于服务。

两家公司都与疫苗有关。

孙乐说，他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8年了，知道中国和美国在他熟悉的那个领域里的差距，他回来的目的就是想用自己的知识研发并打造中国的一站式抗体服务。

然而，有如此雄心大志的孙乐，最初所学的专业竟与目前从事的生物医药一点儿都不沾边儿。那时，他学的是化工……

大学学的是造纸专业

孙乐出生在浙江开化县一个小镇上，那里依山傍水，景色迷人，孙乐在小镇上生活了十几年，直到考上大学时才离开。孙乐后来读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觉得自己的家乡就像小说里描写的一样，山清水秀，景色宜人。

1962年出生的孙乐总是对人说，因为赶上了“文革”，自己从小就没念过什么书，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已经读高中二年级的他才开始正经地学习，正经地读书，并在第二年考上了一所他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大学——陕西科技大学（那时叫西北轻工业学院）。

孙乐学的是造纸专业，在这个既古老又现代的专业里，孙乐踏踏实实苦读了四年。

1982年，因为考上了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的研究生，孙乐来到了北京。也就是在北京读研的那三年里，孙乐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谁都知道，造纸是个污染十分严重的行业，如何降低污染，一直是人们研究的课题。

有一天，孙乐到北京图书馆去看英文文献，看着看着就看见了一篇介绍国外用生物方法制造纸浆的文章，觉得这是一个降低污染的绝好出路。他仔细阅读之后，深深地将“生物”二字记在了心里。孙乐后来说，其实那时他对生物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是个生物”。

但他还是决定去碰碰这个陌生的东西。

说来也巧，1985年，正赶上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孙乐藉此之机来到了清华。然而，学化工出身的他半途改学生物，让所有的人为之不解。别的不说，仅就生物课的那些基础理论的缺失，就足以让人对他的选择产生无数个质疑。

那时，倘要拒绝他，甚至无须理由。

但系主任赵南明却看好了这个来自南方的小伙子，当时清华大学生物系和美国纽约州细胞中心正好有个合作，美方也正好要到中国来招生。了解了孙乐的情况之后，美国的大导师说了一句话：不是生物专业也没关系。在中国，能够考上大学的人都不笨，能够读研的人，更是百里挑一。

正是由于有了这句话，孙乐1985年得以去了美国。

借了26美元怀揣梦想飞向美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还十分贫困。那时，一个普通家庭，连供一个普通的大学生都十分困难，更别说要供一个留学生了。孙乐说，当时他手里只有借来的26美元，就踏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飞机从北京起飞先到上海，然后从上海飞到旧金山，再转机到纽约肯尼迪机场。本来从纽约还要继续转机飞上州，但由于晕机，孙乐死活不想再坐飞机了。他跑到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花17美元住了一宿之后，决定乘车前往。这时，他手里仅剩下9美元，连车费都不够，幸好领事馆教育处借了100美元给他，他才勉强坚持到了细胞中心，但在路上，他连买瓶水的钱都舍不得花。

孙乐早就盘算好了，到了学校，只要一工作马上就可以拿到工资，那样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孙乐所习惯的是中国的“上开支”，而美国和中国正好相反，他们是先工作，后拿钱，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下开支”。没办法，孙乐只好又向他的“小导师”（实验室主任）借了200美元，这才买了一些生活用品算是安顿下来。

对于自己的这名“小导师”，孙乐一直念念不忘。孙乐说，“小导师”不光关心他的工作，还关心他的生活，甚至连开汽车都是他教的。

在美国学到的东西

孙乐是个极其聪明的人，许是因为知道自己在生物学方面的“先天不足”，到美国之后，他的学习十分刻苦。付出就有收获，很快他便在细胞中心“小荷露出了尖尖角”，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最终没有辜负大导师的期望，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出了文章。他的那篇名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在胸腺细胞表面的表达》的文章于当年（1987年）发表在美国科学刊物《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研究通讯》上，引起了许多业界人士的关注。

很快，1988年，孙乐又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由于“细胞中心”与清华大学是合作关系，孙乐最终回到清华大学完成了论文答辩。

孙乐拿到博士学位是在1989年7月，他本来是准备留在国内的，回国途经日本东京的时候因为行李重量受限，他把一些衣服和日用品扔掉，却带回了满满两箱实验用的细胞培养皿、移液管和枪头。但是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实在是落后，连消毒实验台面的75%酒精都要提前4个月预定，怎么和国外同行竞争？他决定回美国做博士后。

孙乐后来说，没有想到一下飞机，自己却去了公司。因为那时他的大导师在美国开了一家生物公司，公司刚刚起步，急需人手，大导师恳请他去帮忙，说好了时间是六个月。

“大导师对我有恩，有知遇之恩，要不是他当年的那句话，我也许早就被拒之门外了。所以，他提出来要我过去帮忙，我没有理由拒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国人是最讲究报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乐的这一决定，几乎就是一种宿命，或者是一种命运的召唤，其最终的结果不但丰富了孙乐的人生经历，同时也给他日后自己创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大导师的公司，孙乐一干就是两年半。虽然比最初约定的半年时间多出好几倍，但这两年半的时间，孙乐并不觉得很长，而正是这两年半的时间，才让他有条件深入企业，领教了他们的企业文化，知道了“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以及最快的研发速度，最高的研发成功率和最大的客户满意度的企业文化内涵。

除此，孙乐在这家企业，还学到了另外一些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懂得了做科研与做产品的根本区别。懂得了做产品的基本要求：人人都能用，都会用，每批产品都能用，以及要靠标准操作程序，靠质量的稳定去赢得客户的道理。

办企业不光是为了挣钱

2004年，孙乐回国创业，许多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因为尽管他之前已经在美国成功创办过公司，但是在中国开公司办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有许多的“特色”而且许多不合理的东西都能用一个“特色”蒙混过去。但喜欢挑战的孙乐，对于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艰难的路走下去，却有着自己的解释。他说他在美国做了几年肿瘤抗体药研发才发现，当时中国最常见的胃癌和肝癌根本没有人关心。他觉得应该回国用自己的技术为国人的健康做点事，一冲动就回来了。但是当时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几乎没有真正的风险投资，而搞抗体药是要大把大把烧钱的，他自嘲地说，差一点儿，就成为“先烈”。

孙乐说，为了活下来，只好用他带回来的技术边做研发边做服务。他所创办的企业目前还在与社会“磨合”，他相信，他的企业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都对国家有用，对百姓有用。为了证明自己，他把话题转向了一则新闻。

今年3月，山东警方破获了一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就销往24个省市。疫苗含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此次涉及疫苗买卖线索的共有安徽、北京、福建、甘肃、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吉林、江苏、江西、重庆、浙江、四川、陕西、山西、山东、湖南、辽宁、内蒙古、新疆等24个省份近80个县市。检察机关已对涉嫌非法经营疫苗犯罪的125人批准逮捕，立案侦查职务犯罪37人。

孙乐说，由于那一案件的发生，许多家长不敢给孩子打疫苗了，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疫苗实际上对于人类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远的，比如天花，就不必说了。就是近的也有很好的例子。比如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得乙肝的人很多，有时走在街上都能看见眼睛黄黄的人，那就是乙肝患者。1985年中国开始注射乙肝疫苗，如今，患乙肝的人已经很少了。过去体检，乙肝是很重要的一项指标，现在乙肝检查已经去掉了，为什么？因为疫苗的注射，我国乙肝发病率已经很低了，这就是疫苗的作用。

应该承认，目前确有一些无良厂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疫苗的申报和生产上前后不一，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像狂犬疫苗，甚至装上糖水就敢出售。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孙乐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

组份定量检测杜绝疫苗偷工减料

孙乐说，他的公司是专门针对那些偷工减料的无良厂家和经营者的，对他们的产品进行组份定量检测。

什么叫组份定量检测？孙乐举了个例子，他说，比如“百白破”（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疫苗，本来将三种疫苗合在一起打，让孩子减少两次打针的痛苦，是件好事。但有一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不按比例投放药品，成本贵的组份尽量少放，便宜的就多放，造成的后果是，对某一种传染病的预防几乎无效，而对另一种传染病，则是剂量超标。

以前，明知道有这种情况，却没有办法检测。没有办法检测，就等于没有证据。这就像交警在马路上查酒驾，你必须要有一个检测的仪器，否则，你凭空说人家酒驾，谁也不服。

孙乐心里十分清楚，在中国各种检测已远远多于国外，但又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也许这些应该被列入“成长的烦恼”，或曰“发展的问题”之中。但他希望这种“烦恼”和“问题”还是越少越好。

不过，孙乐承认，目前国内疫苗生产厂家偷工减料的已经很少了，至少用在人身上的疫苗比过去要少的多。

但过度治疗，却问题多多。

他讲了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

今年夏天，他患了一种俗称叫“缠腰龙”的病，这种病的西医名称叫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急性炎症性皮肤病。他到住家附近的一家医院去看病，他事先还告诉医生他是学生物医药的，结果医生还是让他先去验血，然后打吊针。他告诉医生，带状疱疹不是细菌感染，是病毒感染，无需验血。医生说，那好，那就不用验血了，你去打吊针吧。他又告诉医生，吊针也不用打，吃药就可以解决，那位医生听了老大的不高兴。

第二天，孙乐又去了中日医院，他想看看像这样的大医院会不会也让他验血，打吊针。好在中日医院既没有让他验血，也没有让他打吊针，他只花了100块钱的药钱就解决了问题。

但尽管如此，孙乐还是觉得，在中国，医疗资源的浪费是很严重的。医院动不动就给患者打吊针，好像不打吊针就治不了病。这种过度治疗，所造成的恶果是，等患者真正有了大病医保却拿不出钱了。孙乐认为，这可能既是制度的问题，又是观念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绝非一日之功。

前几年，电视上有则广告，叫“不看广告，看疗效”。

如今，孙乐将眼睛也瞄向了疗效。不过，他要做的是一种对于药品的量和质的评价。也就是说，你生产出来的药，到底有多大的疗效，经过检验就能知道。

以前，有关药品的疗效，只能用于临床，没有其他的方法。但孙乐认同的理念却是：在正确的时间给正确的病人吃正确的药。

孙乐的具体描述是这样：这个药给了这个人，有没有效？是不是还有效？他要给医生提供一个科学的判断。

说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孙乐正在通过自己的研发向着那个目标进发，对此，他充满了信心。

记者手记

孙乐2004年从美国马里兰州回国时年届42岁。那时，他已经年薪百万，并且有了自己的公司。这一切，毫无疑问地可以证明，他在同龄人中是一名佼佼者。

然而，他几乎在一个早晨的时间就将其放弃，然后踏上了归国之路。

假如我们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是很难理解的。

2004年，孙乐参加了香山科学会议，这次会议为我国科学发展定下了基调，同时也确立了抗体工程为生物技术研究的重要方向。

孙乐说，正是因为这次会议，让他萌发了回国发展的想法。“毕竟我是中国人，把聪明才智献给祖国，是我最大的理想”。

孙乐是带着成熟的技术回来的，在美国的实验室里，他曾创造了28天研制成功单克隆抗体的纪录，而这一纪录，到目前为止，全球无人能破……

□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