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年轻时是北京化工二厂的青年工人，干活非常卖力，还很喜欢读书。在国企奉献了8年多青春以后，他于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就读。1982年毕业后去《北京日报》工作。30多年来，他始终在新闻报道和文艺评论领域孜孜不倦地耕耘，以自己的不懈努力跻身为当代作家中评论范围最广泛的极少数评论大家之一。

解玺璋是著名文艺评论家，几十年间，撰写了大量文学、电影、电视、戏剧等方面的文艺评论，陆续出版了多部评论集。2013年，他的转型力作《梁启超传》（上、下册）赢得无数好评并畅销热卖，影响很大。2016年8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他告知说正在埋头创作《张恨水传》，预计30万字，年底完成。

在工厂与书结下不解之缘

解玺璋祖籍山东，1953年生于北京。1970年6月，初中毕业的他进入北京化工二厂上班，岗位是操作工，所在车间是一个生产硅材料的试验型车间。解玺璋坦言，他们这些人是化工二厂文化水平最低的一批工人，在他们之前进厂的一线工人大多都是化工学校毕业的中专生，甚至还有不少大学生和科研人员，他们特别注重学习。而给一线工人当师傅的，竟然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车间里的知识分子虽然是技术干部，但都看了很多书，文化底蕴深厚，谈话中会推荐很多书，所以我看书很杂，这段工厂岁月是我看书最丰富的时期，而且我在这里养成了一种学习的习惯。”自1970年夏到1978年底上大学，解玺璋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熏陶了8年半。

尽管厂里经常加班，但年纪轻轻的他竟然觉得“干活不累”。那时候，厂里也好，车间也好，常会提出口号进行生产竞赛，比如每周贡献多少时间、一天干两天的活之类。“举行生产会战时，最长的一连干了72小时，很亢奋，精神头特别大！”那时候车间里做干燥剂是把烧碱装在大桶里，一桶就是一吨，然后隔着铁皮抡大锤砸。解玺璋至今腰都不太好，就是当年抡大锤时不慎扭伤的。

厂党委宣传部的陆骏有一次来车间巡视，看到解玺璋出的黑板报不错，又发现他喜欢写东西，就拉着他给厂报写稿。陆骏是文革前中文系毕业的，喜欢古典文学，厂里人称“老夫子”。陆骏为人比较谨慎，并不拿书给他看，只是背古诗，背一首，就让解玺璋也背，之后还考他。解玺璋不久成为厂里工人理论组的成员，因工作交流和编写资料的需要，比如为《商君书》作注释，或参加一些文艺评论活动，因而上首都图书馆查资料、借阅书刊，就显得格外光明正大。他曾作《曲线读书论》一文，讲的就是这段经历。

当然，他顺便也借阅了不少自己喜欢的书，比如唐代20多位诗人的全集，他就都看过，又如先秦诸子的书，再如有关明史的书，以及王力的四卷本《古代汉语》等等。他还抄书，诗词抄得特别多，抄《庄子》一书时连注释都抄。解玺璋还曾受到厂里两位政治部主任张敬源、张道一的指导，从而由浅入深地读了一些马列的、哲学的书及许多苏联小说，比如《欧洲哲学史》《朱可夫传》《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等。借书之外他还买书，二级工每月38.61元的工资，除10来元用于吃饭外，就都花在买书上了。

解玺璋表白：他这一生就是跟书打交道。年少时在化工二厂与书结缘迷上了书。大学毕业后到报社编副刊，主持“书香”栏目，撰写书评，工作也跟书有关。只是因为工作需要，才看看戏、看看电影。总之，直到现在，他也是一天都离不开书。

两次高考与单调的大学生活

随着文革的结束，被废止了10年的高考终于在1977年恢复。青年工人解玺璋在这一年也参加了这一足以改变人生命运的大考。他考了292的高分，但却落榜了。原因是他填写的三个志愿全是北大，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北大考古系，第三志愿是北大图书馆学系。他回忆，“之前听说录取线是280分，但北大却是300分！”

半年后他又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也恢复了招生。化工厂的陆骏师傅建议他报考人大新闻系。这一次解玺璋没有再一根筋地只考北大，除第一志愿是人大新闻系之外，第二志愿他报的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第三志愿是兰州大学中文系。结果他被第一志愿录取，由此成为人大新闻系的1978级新生。文革中，化工二厂每年都有人被推荐上清华大学高分子系，但解玺璋对理工科毫无兴趣，可惜厂里并没有文科生的推荐指标，所以他只有通过高考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解玺璋一直记得给他们上课的那些老师，如郑兴东、汤世英、秦硅、方汉奇等。大二时，解玺璋写了一篇万字左右的论文，题为《试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大四时他的毕业论文也就以此为基础，只是改了改，丰富、调整了一下。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方汉奇较欣赏他的一点就是他居然把梁启超当年主编的《时务报》都给读完了。

解玺璋坦承自己的大学生活非常单调。很多同学一起参加的集体活动比如踢球，大家都乐在其中，他却不参加。体育成绩他往往都过不了，比如单杠、双杠就不行，扔手榴弹、投标枪也不行，只有跑步他还不错。那时候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交谊舞开始流行，大家都喜欢跳，但他却不会。他也不玩牌，不打麻将。

解玺璋的大学生活很单调，或许也有别的原因。他和她在一个车间一个班组，他们确定恋爱关系是在高考以后，先把结婚证领了，他才去报到入学。大三时，厂里给他们分了间房。不过直到大四开学前，两人才办了婚礼。解玺璋上大学是带工资的，上学期间厂里给他涨了一级工资以示勉励，只是要求他毕业后回厂上班。所以那会儿他既是刚入学的大学新生，又是化工二厂一名有着8年多工龄的三级工。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学生，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个人的生活中还装满了家庭的、单位的许多事，也难怪他在校园里有点心事重重，没有那么多激情。

风风火火的报人生涯

1983年2月，大学毕业的解玺璋果然回化工二厂报了到，但他最终并没有回厂上班，而是去了急需要人的《北京日报》。他把报到证和档案都留在厂里，径直去《北京日报》总编室上起了夜班——编国际新闻。一年多后，解玺璋被调到《北京晚报》副刊部。在这期间，他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报道图书出版行业的栏目“书香”，众多好书在此得到报道、介绍和评论，作为栏目主持人，解玺璋自然也撰写了大量报道和书评——他从在北京化工二厂当工人时起就迷上了书，因为热爱，所以这份工作他做得非一般的得心应手，风生水起的“书香”也可谓备受追捧。

1998年，《北京青年报》总编辑肖培调任北京日报社主持《北京晚报》的编辑工作。改版过程中，解玺璋被任命为《文化导刊》主编，每周一期的《文化导刊》涵盖了影视戏剧音乐图书等众多文艺行当，在这个相当于文艺部副主任的岗位上，解玺璋兢兢业业干了两年， 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2000年，《北京晚报》又创办了《新闻时评》日刊，解玺璋同样也是做了两年主编。每天早上7点，他和另外两位年轻同事都准时赶到单位看当天新闻，按照“当天的新闻当天评”的要求，三个人都必须又快又好地写出一篇千字文在“新闻快说”栏目刊出。这个岗位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都可谓大，但已然年近50岁的解玺璋照样干得很卖力、很投入，不但领导认可，读者也喜欢。

2002年，解玺璋调任《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接替行将调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前任主编孙郁。据说孙郁在离任前曾推荐了几人，但社里都不太同意，之后孙郁就推荐了解玺璋，社里这才同意了。于是解玺璋就在这红红火火地干了两年多。到2004年，社里又调他去北京日报社旗下的同心出版社当总编，但因为他不是党员，就当常务副总编，享受正处待遇。解玺璋在这家出版社干了四年，觉得始终不能如愿施展，就在2008年主动提出辞职，要求退休。党组书记严力强说你干嘛办退休，你不愿干就不干。于是解玺璋有半年时间没有上班，在家赋闲。后来爱人说你还是得找点事干。严书记问他愿意上哪个部门，他说愿意去文艺部。于是2009年他又回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并在《文艺周刊》 开了一个专栏，叫《老解观象》。解玺璋为这个持续开了三年的深度文化关注栏目写了整整三年的专栏文章，挺受读者欢迎，杂文协会还给这个栏目评了个奖。这之后，年近60岁的解玺璋才渐渐淡出直至退休。

出版力作《梁启超传》

解玺璋很勤奋，几十年来写了大量的新闻作品和评论作品，并且结集出版了多本。他的第一本书《中国妇女向后转》是同为评论家、学者的前同事孙郁鼓动他写的，“这是一本谈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的书，是一本11万字的小书，写的是晚清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妇女形象的变化”。当时，孙郁编了一套10本的丛书“女性文化书系”， 《中国妇女向后转》即是其中之一，该丛书出版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行将在北京召开之际。

1996年，远方出版社推出了由贺雄飞选编的评论集《喧嚣与寂寞》，这是解玺璋的第二本专著，收入了其多年间所作评论计20多万字。该书由著名作家陈建功作序。解玺璋的第三本书是《雅俗》，“篇幅在10万字左右，从先秦写到王朔，写的是雅俗文化的变迁”，由暨南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第四本书《张恨水》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张恨水的小传，约七八万字，第二部分是其主要作品的导读，选收了四本张恨水的小说和一些散文。2010年，解玺璋出版了他的第五本书 《一个人的阅读史》，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推出。再之后，2013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他的电影评论文集《说影》。同年，解玺璋还有一本书评集《五味书》收入在“品尚书系”，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推出。之后，解玺璋还在2014年出版了《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不过，迄今为止，解玺璋着力最多的专著还数《梁启超传》。之所以写梁启超，恐怕和他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梁启超有关。经过几年的深入研究和艰苦创作，厚厚的《梁启超传》终于完成，并于2013年出版，“开机5万册，现在已经卖到七八万册”，这本书“营销做得特别好，比如网上书店当当网一下子就要了好几千册！”畅销的《梁启超传》既叫好又叫座，解玺璋的创作显然又上了台阶。

解玺璋坦言，“写梁的困难在于，我不是这个专业出来的，晚年才开始写。55岁转入史学，整体上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后来有了些感觉，但也得不断补近现代的历史知识。我没有专业的研究方法，没有专业的训练，而梁这个人涉及的面非常广，学科也特别多，有的学科完全陌生，这就要求我得一点一点去摸索。写到困难时，都想哭了，材料不好找，不知上哪找。”好在他经过艰苦的摸索与不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本众所瞩目的力作。

毕竟梁启超这个人物涉及的方面太多，意犹未尽的解玺璋因此想在明年出一个修订版，“毕竟有的没写，比如兄弟关系。有的材料没有，比如他和严复的关系，应单独拿出来写一章。再如他和宋教仁的关系，没写。民国后，1912年后，梁启超的思想和宋教仁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想搞两党制。还有胡适那一章也想重写一下，感觉写得不那么充分。”

“梁启超这个人是一生都对自己不满足的人，一生都在与时俱进，都在探索摸索。最近看台湾学者严耕望的《治史三书》，其中有句话说：‘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梁启超是这样，我自己的人生观基本也是这样。退休后好像比上班还忙，事情太多了，有时都穷于应付。”

因工作结缘张艺谋和冯小刚

因为解玺璋长期关注影视行业并撰写了大量影视新闻和评论，所以和影视圈有深度交流。不过融入任何行业和圈子都有一个过程。解玺璋90年代编过一本《电视艺术》杂志，这本双月刊是北京电视家协会的会刊，虽然是一本内部刊物，但当时在电视界很有名，其内容很有理论前沿精神，作者队伍是搞影视文化批评、研究最活跃的一批人。后来他主编《北京晚报·文化导刊》，把报道重点放在包括影视行业在内的较为宽泛的文化领域，在这期间，解玺璋见到并认识了更多的影视界人物，比如在电影界叱咤风云了很多年的张艺谋、冯小刚等，他就多有交往。

早在80年代初、中期，解玺璋就和当时正在拍《老井》的张艺谋见过一面，不过那时张艺谋还没有成名。10来年后，解玺璋又在大连见到了在那儿拍《幸福时光》的张艺谋。1986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一炮打响并赢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成名后的张艺谋非常忙碌，不太容易见到了。但他有几年也曾多次和青年影评协会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解玺璋又和张艺谋见过几面，包括交流。说起来，两人也算是比较熟了。因为有这种交往，所以解玺璋2013年出版自己的影评集《说影》一书时，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邀请张艺谋作序。

当时，解玺璋应邀参加了张艺谋正在筹备的影片《归来》的剧本研讨会，会后他提出了请张艺谋为该书作序的愿望。张艺谋当即答应了，并表示“月底给你”。20多天后，解玺璋果然收到了张艺谋所写的序言。解玺璋说：“1000多字，写得挺好的，挺感人的，看了眼睛潮乎乎的。”

至于冯小刚，解玺璋坦承“接触特别多”。包括这个群体中的作家、编剧王朔，解玺璋“也接触很多，写过他们的报道，包括人物专访，但都是工作关系”。冯小刚最早拍的是一部三集的烟草走私题材电视剧《疯狂的希尔顿》，那还是在90年代初，解玺璋还记得他和冯小刚两人带着片子、一路蹬着三轮车去国家烟草专卖局送审的情景。工作上的接触、交往虽然频繁，但解玺璋也不是对他的每部作品都肯定，冯小刚对此的反应是——老解批评我们能自圆其说，不乱说，八卦的事不说，比较较真。

报道了影视界这么多年，眼下的解玺璋似乎也有机会真正“触电”了。执导过《周恩来》《孙中山》等人物传记片的导演丁荫楠最近找到他，表达了想拍电影《梁启超》的意向，并邀请解玺璋以《梁启超传》作者的身份出任电影《梁启超》的编剧。不过解玺璋却有点为难，因为他觉得“我写不了剧本，对此感到发愁。在工厂我就被判定缺乏形象思维，只能写看到的东西，虚构能力薄弱。”不过丁荫楠说：“不着急，这不是能急的事。”鉴于此，解玺璋打算“要是有可能，就试一下。”

回首从工人到文人、从报人到评论家、作家的这一路，解玺璋不免感慨。有时候，解玺璋会路过南四环路边的大郊亭一带，那儿就是原北京化工二厂的所在地。不过化工二厂早已被合并到中石化了。曾经安放青葱年代的单位消失不见了，只保留了一个留守处。原来的厂区不再属于化工二厂，大部分都已盖成高耸的商业楼盘了。解玺璋每每路过这里，心里的感慨就更多了。

□朱家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