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做工会工作多年。既有过徘徊彷徨的苦闷，也有过快乐幸福的时光。

最初的日子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分到一个军工厂工会。那时的工会还叫“工代会”。主要任务就是“抓阶级斗争”。而秘书工作无疑是要围绕这条“主线”进行。每天除了写点简报，再就是组织“写作班子”写批判稿子，对厂里的那些小偷小摸“上纲上线”，在群众大会上进行批斗和声讨。刚开始时我想不通，觉得有些兴师动众、小题大做。后来干脆采取消极的办法，批判稿子拖着不写，上台发言时我有事请假，总之开始“靠边站”。头儿看我这样不争气，就把我“下放”到车间。

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工代会”才回到原来的位置，恢复了工会的称呼。

工会工作走上正轨无疑让职工群众一片欢腾。工会小组、车间工会互助组相继成立，车间哪位职工有了难处，工会首当其冲，该帮就帮，该救济就救济。

在我的记忆中，我所在的车间有位女职工不幸患了癌症。她是车间工会女工委员，人长得水灵，工作也出色，只是家中有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孩子。突然发现得了不治之症，使她的生活雪上加霜。

得知这一情况后，作为工会主席的我先是动用车间的互助金，但只是杯水车薪，后又动员全体工会会员献爱心，依然是力量有限。于是，我向工厂党委反映了这一情况，同时也向厂工会汇报，争取救济和帮助。

为了唤起全厂万名职工的真诚大爱，我站在文化广场诉说着这一女工委员的现状，呼唤着爱心：“每人只拿一元钱，可以给姐妹一片蓝天。”

经过我上下奔走，反复号召，工厂无条件地答应为这位女工委员治病。而全厂每位职工也都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一元钱，聚少成多，水流成河，瞬间近万元钱汇到医院，为我们女工委员在“春寒料峭”中添上了一盆炭火。

钱到位，全厂职工的心到位，而女工委员的精神也到位。她忍着剧痛配合医生治疗，期盼着能一天天的好起来。然而，疾病还是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值得欣慰的是，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得到了工厂全体工友的爱心，也得到了她作为工会女工委员最好的待遇。

她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工会是我的家，我走了家在，家还会想着我和我的孩子。”她走后，我又几次去她家看望有病的孩子，并千方百计给予她家生活上的帮助，让她的家庭感受到了工会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在工会工作的经历，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家是幸福而温暖的港湾，而工会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家呢！我们因家而温暖，家也因她的儿女们充满活力。

□于德深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