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同意调解。她不服从领导安排给B公司做账，迫使单位又花钱请了会计公司，这笔损失还得由她赔呢！”8月初的一天上午，仲裁庭上，远泗国际商务公司人事部经理陈溟理直气壮地说着。

在申请人席上，刘姝娜刚要发火，坐在她旁边的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公职律师褚军花轻轻拦了她一下，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劳动合同上并未约定申请人要为B公司做账啊。”陈溟毫不示弱：“领导安排了，她就应该服从。”“如果领导让做假账，难道她也得服从吗？”

“我们单位是守法企业，不可能让员工做违法的事。”“刘姝娜是工会副主席兼会计，劳动合同约定她的岗位是为A公司做账。现在领导让她为B公司做账，您作为人事部门负责人应该明白，单位安排员工从事岗位职责范围以外的工作时应与其协商。对于不合理的、认为不合法的，员工有权拒绝。同时，B公司作为您单位的下属企业，理应有专人负责财会事务，因无人做账而导致花钱外请会计公司，其损失应由单位自担。”

听褚军花这么一说，陈溟岔开了话题：“单位规定只给员工报销工作范围内的通讯费，而刘姝娜今年1月的手机费高达1200余元，明显不合理嘛，她却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报了。”

褚军花指着单位提交的《员工手册》说：“这上面规定，员工报销通讯费要由主管领导签字审核。刘姝娜在填报1200元手机费时有财务部经理签字，既符合报销程序，也通过了领导审核。如果单位认为话费与工作无关，可以去调她的通话记录，而不能随意猜测。”说着，她又拿出一叠材料：“这是刘姝娜那个月的报表。”

坐在一旁的刘姝娜对仲裁员说：“当时要做月统、年统报表，还要联系相关部门申报预算，又要与很多外籍员工核对报销数据、联系员工参加工会活动，所以那个月手机费比平常高一些。”看着一份份有力的证据，陈溟面无表情。

仲裁员说道：“双方先回去考虑一下，看能不能调解，下次开庭继续质证。”走出门，刘姝娜迫不及待地对褚军花说：“褚律师您想得真周到，要不是您提前让我收集证据，那1200元手机费单位肯定会误解我。”褚军花告诉她：“咱们还得努力，尤其是考勤问题。”刘姝娜点点头。

一周后，仲裁委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案。陈溟从桌上一尺多高的证据材料中抽出一份电子打卡记录：“这是刘姝娜的考勤表，上面显示她经常上午10点多来、下午3点就走了，迟到早退情况严重。”

褚军花沉着应对：“首先，刘姝娜要经常外出报税、到分公司送取报表，有时为了节约时间就从家直接去办事，所以会有单位说的这种情况；其次，单位的打卡机每天只能打印一次进出记录，外出办事回来即使打卡，而记录上显示的也是早退。因而仅凭打卡记录不能证明申请人迟到早退。”

见对方不说话，褚军花又诚恳地说：“贵公司是行业里的佼佼者，一旦引发诉讼，判决书会在网上公布，这对企业的形象和声誉未必是好事。”陈溟沉默了一会儿，抬头说道：“好吧，我们同意调解，你们出个方案吧。”

刘姝娜很惊讶，没想到单位会答应调解。她明白，庭上每一次交锋的胜利，都包含着褚军花庭下无数的努力。最终，经过双方反复沟通，远泗国际商务公司同意向刘姝娜支付各种补偿25万元。拿到补偿款后，刘姝娜笑了！

为职工争取合法权益的经历对褚军花来说，每天都在上演。2002年，褚军花来到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专职从事职工维权工作，是北京市工会系统首批五名公职律师之一。在14年的维权工作中，褚军花为职工代理法律援助案件、调解劳动争议不计其数，先后被评为“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尽管褚军花挣的钱没有社会上的律师多，但她心里却有满满的收获。她说：“用法律换来职工的笑脸，就是最大的收获。”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