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刚山是一名电工，爬高上低是常有的事。去年12月，他登上电线杆帮别人拉电线时，电线杆突然倒下并把他压在下面，连缓都没缓一下便气绝人亡。

人死了总得有人或单位负责吧！可他遇到的情况是：他干的活儿，不是他所在公司的，而且公司提前两天已经宣布放长假，让他找新工作去了，公司自然不会管。找雇主吧，他连雇主的面儿都没见过，是朋友叫他帮忙，他才过来的。雇主没雇他，出了这种事，也躲得远远的。找叫他干活儿的人吧，又是朋友托朋友叫他的，拐了好几个弯……

找一圈找不到负责的单位和个人，贾刚山的妻子小程找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不是管这事儿的，处理不了。后来，有人指点她找律师，在致诚公益的于帆律师极力斡旋下，公司和雇主等凑齐65万元，了结了贾刚山的后事。

废弃电杆突然倒下 年轻电工被砸身亡

6月15日，已从悲痛中缓过精神的小程说，她现在又找到一份新工作，“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要多挣些钱，确保他们有饭吃、有学上。”提起丈夫贾刚山，他还清楚地记得出事那天经历。

那是2015年12月16日早上，贾刚山和小程打招呼，说他上班去了。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叫他去干活的是朋友小张，说是给别人架电线。”小程说，大约上午11点，他爬上一个废弃的电线杆，在电杆上用力拉线时，电杆突然倒了。

正抱着电杆工作的贾刚山，从那么高的杆子上，连同杆子一起着地，又被重重砸了一下，33岁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

“我是农村人，不懂得法律对这种事是怎么规定的。凭感觉，我认为这事总得有人管。”小程先找到贾刚山的公司，后来又找雇他干活的雇主，但找来找去，除了让贾刚山干活的人有责任外，其他人似乎都没有责任。

公司雇主各说各理 谁来赔偿难以确定

贾刚山和小程在山东老家时一直以种地为生，来北京打工多年也没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这两年，他们在丰台区新宫村落下了脚，夫妻二人都在一家村办的公司里干活。他们有两个孩子，大的8岁正在上小学，小的4岁由他们带着。小程说：“这样的生活虽不富裕，但一家人在一起日子也很幸福，我们很知足。”

2015年12月14日，贾刚山的公司开了个会，老板说因经营不景气，决定让所有外地人另外找工作。公司同时承诺，在当年12月20日把工资结清。

天天上班的贾刚山闲了下来。为了生活，他开始四处找活干。还好，第二天，即2015年12月16日，贾刚山认识的小张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去帮助别人拉电线。

贾刚山是电工，干这些活是本行，他立刻答应了。在工地上，一切进展都很顺利。快过中午时，他爬上一根电线杆去架电线，谁知这根杆子突然倒了，将他严严实实砸在下面。

出了人命，现场的人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丰台区公安分局南苑派出所民警通过现场勘察，初步确定贾刚山的死亡时间为上午十一点左右。

谁导致了当事人死亡？谁该担责？在确定该案件属于正常的工亡事故后，警察就没法继续往下管了。但小程遇到的困难是没有人为贾刚山的死担责任。

贾刚山所在的公司说，单位没有安排他干活，他自己给别人拉电线，单位不知道，也不应该负担什么责任。

通知贾刚山去拉线的小张说，拉电线与他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也是一个熟人找他，因为他有事去不了，才打电话给贾刚山的。

而找小张的大老李说，是一个姓李的人，让他帮忙找人拉电线。于是，他找到电工小张。

电线杆是哪个单位的，它应该有责任吧！可是，管电线杆子的单位告诉派出所，那是一根废弃的杆子，早已退出输电了。

好了，找来找去，没有一个担责的。唯一没有推卸责任的，是那个姓李的，但是他也没说自己要承担责任呀！

律师警察通力合作 逐步厘清各方责任

听到各方都在推卸责任，无助的小程剩下的本事只有哭了。哭来哭去解决不了问题，她听从亲友的建议，来到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求助。一到中心门口，还未进屋，小程便忍不住再次号啕大哭起来。

接待她的于帆律师听得最清楚、最迫切的两句话是：“人死了总得有人赔我。”“要不我们一家不活了。”当时，无论你问什么，她就是这两句话。通过她的亲属，于律师了解到这个案件目前还在公安部门，可各方对赔偿都没有积极态度。

了解案情后，于律师第一时间与派出所办案民警进行联系。对方一听是律师，回答说：“这个案件我不方便讲，还是和我们的领导联系吧！”

于律师来到派出所，向所长说明来意，所长高兴地说：“你们是法律援助的，太好了。”经进一步了解，于律师才知道，这个死亡案件已成了派出所的一个老大难。一方面有关方面都不愿意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小程一张口就是上百万元的赔偿，并且她一天到晚盯着警察要赔偿不放。照所长的话说，自从12月16日办了这个案件，别的事都快干不成了。所长说：“这事弄得就像我们把贾刚山搞死了一样。”

“案件的事实弄清楚了，可困难是本案没有一家像样的、有赔偿能力的单位，将来谁能承担赔偿的全部责任？”于律师说，赔偿还是后话，现在的关键是厘清各方和责任，不能让他们之间再相互推脱。

根据警方和律师调查的结果，于律师认为姓李的有责任。因为，他自己承认他有块地听说可能要开发，为此，先找人拉上线，以便下步在土地开发中容易找点活。据此，于律师判断，由他承担责任没有问题，但他的赔付能力如何是个问题。

对于贾刚山的工作单位有何责任？怎么承担责任？于律师认为，虽然拉电线不是单位安排的，但贾刚山干活用的工具是单位的，且在工作时间发生死亡，为此，让单位承担一定的责任亦非不可能。

对于电力管理部门，于律师认为，电线杆系电力公司的，虽说退出输电了但所有权未改变。为此，要求其承担责任并非没有依据。

关于小张，贾刚山死亡确实与他无关。但作为贾的朋友，从人道主义角度由其给予贾刚山家庭经济上的帮助是可行的。如果不是小张打电话，贾刚山说不定还不去呢。如果那天小张没事，死亡的人就不会是贾刚山了。

关于大老李，他只是个传话的人。但他为什么传话？他一定与姓李的有关，俗话说无利不起早。为此，让他赔偿虽说没有法律依据，但从客观上也可以争取一下。

依法核算经济补偿 赔付65万调解结案

确认了各方责任，但要各方实际履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况且充满诸多不确定性。譬如打官司，莫说何时能判决下来，仅在打官司过程中就有很多变数。于律师说，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大家只能公事公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到那时，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有无能力赔偿都会成为辩论的焦点，难以很快做出决断。

为尽快解决纠纷，于律师认为调解结案是个快捷有效的方法。况且，此时调解能抓住各方都想规避责任、但又不能马上洗清责任的心理，只要争议双方坐下来谈，谈成功的几率是很高的。

于律师将调解方案告诉了派出所所长，所长说好是好，但赔偿数额根本达不到小程的要求。律师说这个工作由她来做。

经过核算，于律师认为小程拿到的赔偿金不应低于60万元。于是，就将这个基数作为调解标的确定下来。对于小程，明确告诉她不存在赔偿上百万元的情况。因为不论按照工伤或人身损害赔偿，赔偿的数额都不可能上百万。

为了让小程清楚明白这些钱数是如何来的，于律师将工伤及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明细打印出来，给她逐一讲解。同时，告诉她人身损害赔偿如果按照城镇标准会高，但贾刚山一直居住在农村，不能按城镇标准计算，而按农村标准计算这个数字就低了。

考虑到向法院起诉时，用人单位、小张、大老李均有可能被免责，加上本案不能排除贾刚山没有过错，法院可能会减轻其他方的责任，故建议小程调解结案，以防姓李的因缺乏赔偿能力而使其一无所得。

小程的顾虑打消了，其他当事人也同意调解。经初步协调，各方愿意支付的款项达到62万元，与预期调解目标相符。为争取受害人利益最大化，律师和派出所继续做工作，由姓李的支付35万元，用人单位支付10万元，电力部门支付10万元，大老李支付8万元，小张支付2万元，合计65万元。为防止事后有变，要求各方把现金全部交到派出所。

调解结束后，于律师又就小程带孩子和家具返乡需要包车一事与公司协调，公司最终同意在给付贾刚山工资、承担其亲属来京食宿、医疗费用基础上，再给付小程2500元回家费用。

至此，一场意外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本报记者 赵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