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眼中，审理劳动争议案的法官办案，就是身不动，膀不摇，坐在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的法庭上，听听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各说各的理，看看争议双方递交上来的证据。调解不成，回办公室按照法条写判决书，最后一敲法槌，宣判。

其实，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过程中，开庭，只是劳动者看得见的情景。很多情景，例如法官到银行、医院、公安局、人事局等部门，为劳动者调取决定官司胜败的证据，是劳动者看不见的。而在这一过程中，法官不但需付出很多辛苦，还要像刑警那样有双敏锐的眼睛。而且，有时也会遭遇门难进、事难办的状况。

银行拿号查找工资来源

4月25日上午，记者在朝阳法院与民五庭（劳动争议专业审判庭）法官黄华乘车，前往位于前门东大街的中国工商银行，调取证据。原来在一起劳动者张某状告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案件中，用人单位称张某没在本单位工作过。而张某只有单位每月通过银行发工资的记录。可惜发给张某工资的那个账户，是个外地的个人银行账户。因银行不向张某个人提供这个账户的详细信息，张某申请法院为其调取证据。而如果能证明这个外地账户与单位有关系，就能认定单位与张某存在劳动关系。为此，黄华今天来银行取证，对于张某来说，关系重大。

不过今天，黄华可不仅仅为张某一人来。在他的文件夹里，有10多份调取证据申请书，关系着10多位劳动者劳争案件补偿款的多少。过去，每个法官办案中，各自外出调取自己案子所需的证据，可随着劳动争议案件不断的增加，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北京各法院劳争庭专门选派身强力壮，办事认真的法官专门负责外出调取证据，朝阳法院的黄华，已在这个岗位工作了三年。

因路上堵车，黄华到达银行时，银行已开门十多分钟。上二楼后，黄华先在取号机上取了个号，然后坐到一个柜台前。“来啦。”因是熟人，银行的几位大姐和黄华打着招呼。这里是工商银行全国唯一专门接待全国公、检、法查询的办公区，墙上挂着两面锦旗，一面是西城法院送的，一面是丰台法院送的。

“今天再查几个账号，另外来取上次要查的结果。”很快，一大摞银行明细递到了黄华手上。“谢谢。呦，这个怎么只有账号没有人名呀？”“查不到。”“这我需仔细对对，没有名字可不行。”黄华说着，开始仔细看着对账单。

时间一秒秒过去了。来查询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今天查这30个人，看看在北京有没有账户。”两位带有外地口音的男子，说着，将警官证和介绍信，递给了工作人员。“每次来这，必须早来，晚来一会，就要排队。”黄华说。

十点十分，与银行工作人员定好下次来的时间后，黄华离开了银行。“今天结果怎么样？”记者问。“有两个账户还没查清楚。一个只查到账户地址在广州，因不是工商行，这里查不到户名地址，另一个查到了账户名，但与单位什么关系，还要再查。现在一些用人单位给职工发工资，要么委托银行代发，要么让单位会计用自己的个人账户发，不查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没人认定职工与单位是否有劳动关系，可查起来很费事。有时需要到外地查，很费时间。”黄华说。

请劳动者“指认”工作现场

百姓在电视中，常见到警方破获刑事案件后，带嫌犯指认现场的镜头。但在因用人单位、劳动者失信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中，法官有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无奈也采取“指认”现场的做法，以求查明真相。

丰台法院劳动人事争议案件专业审判庭庭长王萍，从1998年她20多岁开始，就在民庭专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审理劳争案，王萍深有感触地说，与审其它民事案件相比，审劳争案费时费力难度大，一般民事案件，举证由当事人负责，可劳争案很多取证需法官进行，而且有很多障碍，所以有时审十件民事案件所付出的精力，也没有审一件劳动争议案件多。

在一起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中，一位女职工和用人单位相互指责对方在说谎，但是双方又都没有人证、物证，案子很难审下去。王萍想到这是个刚刚注册时间不久的公司，又在一个不好找的楼宇内，如果没在这里工作过，很难准确找到这个地方。于是王萍决定让这名女职工带她去“指认”现场。

王萍打电话约这名女职工来法院，事先并未告知其干什么。女职工来法院后，王萍说，走，带我们去你工作过的地方去看看。说完，便上了警车，让女职工指路。“向左，直行过两个红绿灯右转就到了。”女职工毫不犹豫地说。

进楼后，女职工轻车熟路地上电梯将王萍和另一名法官，直接带到公司领导办公室。期间路过财务部时，几位工作人员还和女职工打招呼小声问，“你和公司的案子怎么样了？”王萍将这些情况一一记录在案，结果公司辩称女职工没在公司工作的谎言，不攻自破。

案子宣判后，败诉的公司没上诉，因为其领导也知道，这是件经得起时间和事实检验的铁案。在丰台、朝阳等其他法院的劳争庭，记者看到很多很多的锦旗，而每一面锦旗里，都包含着法官们辛勤的劳动和汗水。

“所长，那个女法官还不走”

在北京各法院劳争庭，人数超过半边天的女法官，无疑是审判的主力。她们细腻、公正、依法维护职工权益的职业精神，值得敬佩。

在北京城区一家法院，一位女法官为在确认劳动关系案件中，调取有力证据，来到一个派出所。在这起案件中，单位不认与职工有劳动关系。而职工称曾因欠薪纠纷，打过110，派出所曾出警，但不给职工出证明。

女法官拿着法官证、介绍信来到派出所门外的办事窗口排队。到窗口后，女法官对窗口内的女警官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希望派出所查查出警的时间，并开具相关证明。“今天不是那天接警的那个警长的班，查不了。”女警官说。“谢谢您啦。”尽管坐在窗口内女警官的年龄，还没站在窗口外的女法官年龄大，但为了拿到案件关键的证据，女法官仍客气地说。“你明天再来吧。今天没人。”女法官明天的工作已经排满，今天取不了证，案子就要延期。“谢谢了，我明天还有别的事。警长不在，那报警记录一定在吧。查一下并不困难吧。”“一个警长负责一个警长的事，他不在，别人没法查。”“今天取不了证，我就不走。”女法官仍然坚持。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了。见女法官站在接待窗口外就是不走，其它来办事的群众说，要是自己打官司能碰上这样的法官，输了官司也服气。又过了一段时间，窗口内的女警官拿起了电话，“所长，那个女法官还不走。”“让她进来吧。”几分钟后，女法官如愿以偿拿到了那位职工需要的出警记录。案子判了，女工胜诉，得到了经济补偿。但对于法官怎样取得的出警记录，女工毫不知情。

曾被十多名保安围堵

采访中，朝阳法院法官黄华曾讲过他在送达开庭公告时，曾被十多名保安围堵的事。

2014年春，法院受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可被告单位，打电话不接，邮件不收。为此，黄华和一名女书记员，带着开庭公告，前往被告单位当面送达。到小红门附近找到用人单位后，黄华向保安出示了证件，并说明来意。保安打开电动门后，让黄华在门内等待，并拨打电话。谁知保安放下电话后，从院内冲出十多名保安，将黄华和书记员围住，并要求黄华关掉手中的执法记录仪。“我们送达法律文书，必须全程记录，不能关。”黄华说。“你不关今天就别走。”一名保安喊着，抢过黄华手中的执法记录仪，而此时电动门也被关上了。黄华要取回被放在门卫室桌上的执法记录仪，但被保安阻拦，书记员无奈报警。

十多分钟后，警察来了，查看了黄华的证件，这时，从楼内走出一位女士，代表公司，接收了黄华带来的法院传票，并在回执上签了字。而这样的事儿，在黄华做外勤工作的三年中，并不算新鲜。

□本报记者 李一然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