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面对“傻子学校傻子老师”的偏见，她无反顾地来到智障孩子身边。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过智障孩子，成了所有智障孩子们的妈妈。她，就是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校长于文。

她是成百上千“特殊孩子”的妈妈，却因工作劳累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于文今年48岁，但称她为“老”智障教育工作者并不过分，我国智障教育学校起步至今只有不过30年的时间，而她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8年。她在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创办伊始便加入到这个行列，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智障教育教师。

1987年，海淀区教委筹建了辖区内一所公办智障教育学校。低矮的平方，木质的黑板，黄土的操场……因为校舍紧张，孩子们上课、住宿都在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半间炕”，于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加入了特殊教育行列。

老师不够，于文既当班主任，还兼着五门课。其实，这些还不是最困难的，最难的还是学生。这些残疾孩子一人一个样：脑瘫的走路不稳，会随时摔倒；癫痫病的，稍一激动或累了就会发作，摔倒在地口吐白沫；智障学生，5以内的加减法一个学期也学不会；精神障碍的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就发脾气，还打人。面对这些病态的孩子，于文束手无策，感到自己离三尺讲台的梦想越来越远。

家人心疼她，联系好了另一个学校让她调走。那天，于文做好了上最后一堂课的准备。下课前，为每个孩子发了吃的，嘱咐孩子们：“以后不管谁教你们都要听话，老师今天给你们上最后一节课。”这时，一个从来不说话也不看人的女孩，走到于文身边，拿着一个苹果，送到她嘴边，一字一句地说：“老、师、我、给、你、吃、苹、果。你、别、走，我、爱、你！”说完哇地哭了起来……从那时起，于文再也没有离开这些孩子。

组建合唱队、排集体舞、建立团支部……自从有了于文这样的年轻老师，小小的学校热闹起来了，弱智学生也和其他学生一样有了丰富的校园生活。于文和几个年轻教师组织了北京市第一支弱智学生的鼓乐队，他们的鼓乐声打出了弱智孩子振奋的心声，也打开了智障教育的新局面。孩子们的生活丰富了，其间付出的努力只有她自己心里知道。所有的活动都要边学边教：不识乐谱的她，从老师那学来小号吹奏方法死记硬背反复练习，自己学会了再指导学生；学生学习广播体操非常费劲，她就画出一个个分解动作，再一节一节地教给学生；跑遍书店买来板报设计书，一张一张拓，一笔一笔描摹，画出每期的宣传板报。

那一年，于文怀孕了，即将成为一位幸福的妈妈。当时的学校人手少，又没有专业教师，于文依然承当了学校所有的活动。怀孕四五个月时，她组织了一场学校运动会；六七个月时，她又组织了全校的跳绳比赛；七八个月时，她还在寒风中站在凳子上出板报……由于活动量过大，不足月份的孩子早产死亡，她也自此留下了终生不育的遗憾。当大夫看到记录中，于文从怀孕到生产居然从来没检查过一次，都很惊讶！她没有告诉大夫，她没有时间去医院检查。但是，从那时起，她却成了成百上千个“特殊孩子”的母亲，她喜欢把所有学生都称作“我的孩子”。

她改革课程推广特教理念，让教育普惠每一个孩子

班主任、大队辅导员、教导主任……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于文一步一个脚印走着。2000年11月，于文被任命为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的校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也更大了。虽然办学条件得到了改善，社会理解也在逐渐增强，但新的挑战却摆在面前：越来越多的精神残疾儿童进入学校，重度和极重度残疾的学生前来入学，轻度智障学生随班就读没有真正到位；教学研究条件不足，不能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在市场经济下教师的福利待遇低，教师队伍的不稳定……种种困难，都是新的历史条件提出的新问题。

小志是一个智力发育迟缓的孩子，从六七岁开始就在学校接受教育。那年他九年级了，马上就要毕业了。一天，他来到于文面前问：“老师，什么是毕业呀？还能到学校来吗？我要去哪儿呀？”望着他那一米八的大个子，孩子般天真的面容上没有悲伤，于文的心紧紧揪着：“九年了，我给了他什么？”九年了，他得到了来自老师的快乐，却没有得到所需的技能；老师们得到了家长的尊重，却失去了作为特教老师的职业价值感。学校还是在以知识教学为主，教师怎么教孩子都不会，5以内加减法能教好几年，但还是不会。他们仍然需要妈妈手拉手才能上街，再渴也不会自己买瓶水。

于文深深感到，现行的教育不适应智障孩子。孩子从六七岁甚至更小来到自己身边，当十多年后放手把他们送入社会时，该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特教老师肩上的责任很重很重，这份良心活促使着每一个献身特教的人不断地思考着孩子的未来。她下定决心，改革势在必行！

于文带领教师在全国率先进行课程改革，为每个学生建立个别教育计划，使每个孩子不管有什么样的残疾，不管他们的程度有多重，都能享受到适合他自己的教育。

在北京“非典”最严重时期，于文趁着学校停课的时候，组织教师们编写了校本教材。他们编写的教材填补了国内空白，在全国发行，被多个省市培智学校采用。

为了让教育属于每个孩子，于文心里不但装着在校的学生，还想着那些不能到学校上学的孩子，她率先在北京市进行“送教上门”活动。由于“送教”的学生残疾程度严重，她带领教师们学习康复训练技术，每日坐在地板上搬动着学生、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连家长都感叹：“老师做到的，我们都做不到。”

大胖、二胖双胞胎姐妹就是送教的学生。她们全身只有脖子关节能被动活动，其它关节变形不能动，不会说，也看不见。于文安排老师来姐俩家送教上门。刚打开小被时，看到孩子变形的身体，震惊又痛心。从触摸到活动关节再到慢慢抱起做动作，日复一日，慢慢地训练有了成效。每当老师要来时，孩子们就会很兴奋。当老师给其中一个人训练，另一个还会吃醋，用抽动表示自己的不满。她们从植物人一样的状态，变成了有情感的孩子。

为了使轻度智障学生在普通学校能够享受到特殊教育的服务，于文亲自去普通学校讲智障教育理论。她充满激情的演讲，使一个个智障孩子走进课堂，使海淀区的普通学校老师了解特殊教育，为特殊孩子的随班就读工作奠定了基础。

她把最先进的研究引进学校，使教学实践走在全国特教最前沿

很多人都称赞她有超凡的爱心，但于文相信一位特教专家所说的：“什么是爱？爱就是专业。”在于文看来，智障教育不仅仅是看管孩子，它是集教育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为一体的学科。只有掌握了高超的专业技能，才能真正地帮助孩子、帮助家长，这才是爱的表现，才能使爱得到升华。

于文把“让智障孩子享受平等的教育，让智障教育教师形成专业的技能，让高速前行的社会实现和谐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办学思想。为了这个办学目标，于文不断进行专业化的学习，她先后进行了本科、研究生的学习，并取得了高级心理咨询师、智力测试资格证等各种专业资格证，使自己的知识范围更加广泛，更加系统；她对年轻教师手把手地教，亲自为教师上课讲解，创造一切条件把最先进的研究引进学校。看书、学习、写作、研究成为她全部的业余生活。

专业技能的提高，为她的教学注入了活力，她在教学实践中进行全面研究，承担了国家级、市级、区级课题，并与国际专家进行交流合作。她的每一个课题的选择都是从教学实践中来，都是从孩子、家长实际需要中来，因此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教学实践，学生得到收益，学校办学创新。她与北京孤独症协会联合进行的孤独症教育训练研究，使该校成为国内孤独症教育训练权威学校，国内外众多孩子前来教育训练。

28年不断的学习、实践，不懈的努力，于文成为国内智障教育的骨干力量，除承担各级科研课题的研究，她还被聘为中国教育学会特教分会智障专业委员、中国康复学会智障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兼职导师、北京市特教研究会副秘书长、海淀区特教研究会秘书长、海淀区中青会理事、海淀区残疾人（智障）康复指导专家等多项职务。她所撰写的论文在中美教育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并多次获得国家、市、区级奖励。她也被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特教园丁奖、首都劳动奖章、北京三八红旗奖章、北京榜样、北京市特殊教育先进工作者、模范校长等称号。

于文常年担负着超负荷的工作，她敢肯定地说：“28年，我没有因为我个人的事请过一天假。”她甚至没有时间看病。有一年，在连续几天进行随班就读指导后，她被查出尿蛋白四个加号，大夫让她卧床休息至少一年，但她即使大量服用激素时还在坚持工作。那个暑假，在办公室仍然能看到她的身影。有人说，现在不讲究“拼命”工作。于文总是开朗地说：“我不觉得我在拼命，我是放不下这些孩子。”

28年来，近600个孩子从于文身边毕业了。他们有些有了工作还成了家，有的在社区的帮助下做些简单事情，有的还能帮助别人呢！于文说，她看到她的孩子们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心里特别自豪。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