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国家卫计委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提到的“鼓励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一时成为广大职工认为最接地气的消息，更是在“全面两孩”政策放开后，让年轻职工看到了“入托光明”。但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行得通行不通，还得多方面考虑之后再行动。

赞成：

恢复单位托儿所是“双赢”

“这大好事儿，单位要真能办托儿所，要二胎这事儿我就不纠结了！”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李娜是个5岁孩子的妈妈，二胎这事儿已经困扰她两年多了，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她一直都没能下定决心。她告诉记者，二孩最纠结的问题就是三岁前孩子的托管问题，老人把五岁的儿子带到现在，已经精疲力尽，让老人再带一个老二，真是不忍心。

孝顺的李娜实在不想让父母再被孩子“缠身”，她希望父母退休后有更多时间旅游、散心，享受生活。“如果我们单位办托儿所，我举双手赞成，绝对是解决了大问题了。”李娜说，比起公办托儿所，单位托儿所更便捷，也更为人性化，绝对是实实在在的福利。

今年33岁的侯磊孩子已经4岁，孩子的入托着实让他着了顿急。“现在孩子入托太费劲了，想当初我上托儿所的时候，根本不叫事儿，直接去父母单位的托儿所，连钱都不用花。”在侯磊看来，进父母单位的托儿所如今成了值得炫耀的福利待遇。

侯磊告诉记者，当年他8个月就被送进了家属院里的托儿所。“没办法，爷爷奶奶住得远，送去托儿所是无奈的办法。”每天早上，妈妈上班时，就把侯磊送下楼，一拐弯就进了托儿所，下班时再把他接回来，中间妈妈还会去喂两三次奶。

“那时候，最小的6个月就可以入托，直到上小学，孩子的托管问题小小的企办托儿所轻松解决了，如今二孩都放开了，子女的托管问题愈加严重，这个办法可以一试。”侯磊认为。

“解决了员工的后顾之忧，员工也能更好地工作。”职工刘慧表示，恢复单位托儿所是一件“双赢”的事。

刘慧的儿子已经两岁，但是入托问题还悬而未决，主要是找不到合适的托儿所，公办的没有名额，民办的价格太贵。“单位像我这样，孩子准备上托儿所的职工不少。如果单位能够办托儿所，不仅可靠，而是价格也相对公道。”对此，刘慧只能盼望着单位办托儿所这件事能尽早实现。

忧虑：

托儿所不是说办就能办

不过，也有市民提出了自己的担忧，“现在在私企和外企上班的人比较多，这样的托儿所恐怕只有大型国企才有能力去开。”也有职工认为，办托儿所并不容易，一个放心的托儿所需要经过严格的资质审查，要想办下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没戏，七八十年代，单位和家离得近，上班走路就能到，现在住得太分散，到单位一个多小时，如果单位真能办托儿所，每天送孩子的路程就要命。”职工王丽娜觉得办托儿所还要“天时地利人和”。

关于企业办托儿所的话题，不少曾经从事过这项工作的人表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58岁的职工张国在一家从事机械制造的国企上班，曾经负责过行政工作的他，也曾见证过企业开办托儿所的兴衰。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单位开始建设托儿所。当时企业大约有1300多名职工。”张国回忆，当时，社会也存在着入园难的问题。“不少家庭都是双职工，孩子小没人带。”考虑到职工的需求，单位行政部门开始组建托儿所。

“经过商量，单位将一个曾经是单身宿舍两层的简易楼，改建成托儿所。”张国说，“这个楼前本身就有个操场，之后为配合托儿所还增置滑楼梯、转椅这些设施。”建托儿所要有老师，对此，张国的单位想到这样一个办法。“从各个部门找到一些热爱幼教工作的人员，什么岗位的都有，比如有一线工人、职工家属，然后他们成为托儿第一批教师。”

张国提到，这样拼凑的第一批教师并没有经过专业培训，“这批教师年纪约为四五十岁。”随着时间的推移，托儿所也尽全力改变教师的专业水平。“开始组织培训，还招聘过幼师专业的毕业生，来托儿所任教。”

“提升的不仅是教师水平，托儿所的硬件设计同样需要逐步提升。”张国说，单位的托儿所陆续建立了音乐教室、绘画教室。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托儿所开始向社会开放，住在附近的居民，也可以送孩子入托。但是在2003年，张国单位的托儿所生源出现不足，企业不再投入资金，最终托儿所解散。

关于这点，张国表示，一个企业办托儿所并不容易。首先企业要投入资金，这些资金用于硬件建设、教师工资。其次，要有满足一定需要的场地。不仅仅是一个教室、一个楼的问题，而是要更多的配套设施。再有就是教师，不少有幼教背景的人才，并没有到企业托儿所任教的想法，而更看重有发展的有声望的幼教机构。

反对：

企业办托儿所承担责任太大

“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国有企业职工的吃穿住行企业都敢做主，现在也大不一样了。”梁宏伟是一家IT企业的老板，他觉得办托儿所，责任太大了，而且也没有办托儿所的经验，存在安全风险。加上现在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要求很高，做不好很容易挨骂。“现在的孩子多金贵啊！这事儿小企业可不敢尝试，想都不敢想。”

一家医药企业的工会主席刘燕告诉记者，这些年，职工反映上来的诉求中，子女上幼儿园难的问题非常集中，公司高层也通过关系想方设法去为职工解决这个难题，可非常难。老板甚至想自己为职工开办一个托儿所，但发现现在办托儿所或幼儿园的门槛太高，程序繁琐，企业根本应付不过来。

“之前还特意咨询了一下申办幼儿园的程序和条件，确实比较复杂。比如办园必须拥有公安、消防的合格证、食品安全卫生许可证、园舍建筑质量安全鉴定书等一系列的材料，对园长、老师也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刘燕说，真不是投些钱，费些人力就能解决的，最终还是决定不办了。

陈建明是一家国企后勤部门的负责人，已临近退休，在后勤部门干了30多年的他，针对当前热议的“鼓励企业办托儿所”表示出了强烈反对，“想办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但企业需要担的担子太重了。”陈建明说，当年计划经济的时候，施行“企业社会化”，企业办医院、办学校、建保障房，企业不堪重负，后勤部门压力特别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幼儿园、学校、医院陆续被剥离出来而划归地方来管理。

如今，因为“全面二孩”的政策，就鼓励企事业自办托儿所、幼儿园，难道只有重返“企业社会化”的老路才能解决问题吗？

出招：

建立完备托育公共服务体系

采访中，陈建明并没有把这条道“一棒子打死”，他觉得，企业搞好生产是第一要务，而更多的社会责任，还需要政府担起来，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和“出台优惠政策”来鼓励社会力量新办幼儿园，办公益性质的幼儿园、托儿所。

“当年，我们是有企业托儿所、幼儿园的，很多职工的孩子都在那里长大，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也是。但后来为何取消，主要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后，孩子越来越少。”陈建明说，现在也一样，一家企业的员工孩子可能不多，所以未必要一家企业承办托儿所，但社区里的孩子多啊，托儿所完全可以开在社区里，而且离家近就拥有了最便利的条件。

工会主席刘燕也提出，鼓励单位办托儿所（幼儿园）是值得提倡的，不过政府要有相关的扶持政策才行，比如政府可以在减免税收、教育费附加等方面对企业给予优惠。“只要单位有心为员工解忧，政府也出出力，那么单位办托儿所就有可能。”

今年“两会”期间，“全面二孩”政策如何落地，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有代表、委员认为，“二孩”让我们看到了社会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后续配套问题，如果大家看到了国家政策的配套保障，看到了生二孩的好处，那想要二孩的家庭自然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现行托育公共服务的不足也是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建立完备的托育公共服务体系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鼓励企业办托儿所”只是体系中很小的一部分，至于可行不可行，还需要政府、企业、有关部门共同推进，共同目标就是帮助家庭解决育儿的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 孙艳 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