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春节，是与贴对联、凭副食本买花生瓜子儿、包饺子、拜年、放炮仗分不开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三岁。那时，我家离白塔寺很近。在冬天有风的夜里，我躺在被窝儿，能清楚地听到白塔上铃铛的“叮当”声。

那时过春节，有时我跟父母去亲戚家拜年，给长辈磕头后，长辈会给我压岁钱。另外，也有前来拜年的亲戚，向端坐在条案旁的姥姥或父母磕头。记得每年春节，一个叔伯哥哥总会来我家拜年，给我父母磕头。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哥哥的父母还在河北老家，在北京，我父亲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亲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每年春节，叔伯哥哥还会提着纸绳儿捆着的点心盒子来我家拜年，说些吉祥话儿，但不再给我父母磕头了。

那时，我每逢看到父亲买年画、贴春联，就知道春节快到了。记忆中，那时盼春节，除盼能吃点好吃的外，最盼的，就是只有春节才能吃到的，凭副食本登记人口供应的每人半斤花生、二两向日葵瓜子儿。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一般家庭有三四个孩子很正常。为了防止孩子在春节前偷吃，家长会将花生瓜子藏起来。我就曾在大衣柜里，找到过花生瓜子，但也仅仅抓一把，偷吃多了，怕被发现挨打。

同家家户户一样，那时每年春节三十儿晚上，我家也开始包饺子，吃花生瓜子，一家七口人热热闹闹。花生皮瓜子皮扔在地上，踩上去“咯咯”响，但三十儿晚上是不扫的，必须等到大年初一早上。同时，家里所有的灯，三十儿晚上必须全部亮着。

包饺子时，有时父母会将半块水果糖，包在一个饺子里，谁吃到了，谁就是明年最有福气的人。我曾把一个硬币，偷偷包在饺子里，结果硌了姐姐的牙，后来再也不敢了。

上小学后，我开始放炮仗了。花几毛钱，买褂最便宜的小鞭儿。小鞭儿圆珠笔芯粗细，声不大，威力很小，右手用指甲掐住小鞭儿，左手用香点着小鞭儿，然后伸直右胳膊，让小鞭儿在手里爆炸，也炸不了手。大年初一早上，对于没钱买炮仗的孩子来说，是个捡漏的好时机。因为三十儿晚上，家家户户基本都会在宽敞一点的院子里或大门口，用竹竿挑起一褂炮仗，“噼噼啪啪”炸炸过去一年的晦气。而个别没炸的炮仗，便掉在了地上，等着孩子们去捡。

没炸的炮仗，有的已没有火药捻了，于是我一掰两截儿，将露出黑色火药的炮仗，对放在地上。然后用细细的香头儿，点燃一边的火药，火药遇火向前喷射，引燃了另半截炮仗的火药，两股火药对着喷射，我们叫刺花。有时，我和伙伴还玩刺花架大炮。把没有火药捻的炮仗掰成九十度露出火药但不折断，夹住另一个炮仗的火药捻，立在地上后点燃火药捻，结果是先看刺花，后听炮仗响声。

十多岁后，我敢放二踢脚了。开始是用两块砖头夹住二踢脚，防止倒了伤人，然后蹲下身子，用很长的香去点，见药捻一刺火马上就跑。再大一点儿，我敢站在在胡同中间，戴着手套拿着二踢脚放了。那时，胆大的孩子，敢攥着二踢脚的上半截点燃，等第一声炸响后，再用力把二踢脚向另一头扔去。因为第一响是下半截火药竖着往下炸，第二响才是上半截的火药横着炸，炸不着手，不过会遭胡同里的大人恨。

“管管你们家孩子，这么放炸着人怎么办？”“小兔崽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那时在春节，不少孩子会因放炮仗，被父母责骂。

□ 李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