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持交通秩序时，50岁的保安、交通协管员郭海华与一名涉嫌违章司机发生争吵后晕倒，再也没有醒来。因抑郁症休完病假上班第一天，34岁的公美丽仍旧没能钻出工作的“牛角尖”，在家中上吊自杀。她在留下的遗书中说，工作压力太大，自己不堪重负。因现行工伤条例不承认精神伤害，两起案例认定工伤时均遭拒。（11月18日《南方都市报》）

在一些发达国家，判定工伤的基本尺度是看是否与工作或工作岗位有关，伤害包括精神伤害和肉体伤害，但在我国，像郭海华和公美丽的情况虽然都与工作有关，但受制于现有的条例，都难以被认定为工伤，这是现实的困境。究其原因，“精神受伤”情况很复杂，“心病”、“心理工伤”、“精神受伤”，一般不能认定为工伤。二是保障支付能力有限，蛋糕只有那么大，优先保证看得见、容易认定的“工伤”，“精神伤害”属于“隐性伤害”，有时甚至比身体上的伤害更为严重。

相关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适时开展工人精神伤害调查，有针对性地加强立法和监管，成为工人的坚强后盾。同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让工人享有“同城待遇”，在居住、养老、医疗、工伤、培训、生育、子女教育等方面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缓解工人的就业、生存和生活压力，避免其走向极端。

总之，各级政府理应担负起更多的、更大的责任，编织一张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大网，加强员工“精神受伤”的人文关怀，加快相关立法破题工作的推进，为他们排忧解难，加强关怀弱者、保护弱者的意识，高高抬起他们的生命权、人格权，让他们不再孤独无助，而是可以享受制度保障、政策兜底和社会救助，切实感受人文关怀。□刘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