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业是使用农民工最多，也是最容易发生工伤损害的行业。为防范和化解风险、降低用工成本，规范的企业都要参加社会保险，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就由工伤保险基金来兜底。可张程阳所在的公司没参加这样的社会保险，而为他购买了商业保险。待真正发生工伤后，因商业保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公司负担没有减轻还不断增大，于是，该公司就玩起一推二躲三失踪等“躲猫猫”手法折腾他，企图规避责任。

张程路没有上这个圈套，在半年多找不到单位的情况下，他没离开北京回老家治病，相反，他委托律师打官司并认定了工伤。最后的结果是：该公司由于躲着不见面，错失了15天内对工伤认定结论、劳动能力鉴定结果的异议申请条件，于10月30日被法院终审判决向张程路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合计17.9万元。

五旬老汉来京打工

意外受伤遭遇解雇

张程路是河北省邢台市人。在家他勤劳能干是种地的好把式，因干活老实巴交不偷懒，他种的玉米小麦粒大穗饱，瓜果蔬菜个大好卖。更为重要的是他结下了好人缘，农闲时经常有老乡叫他四处干建筑的活儿。他也因此练就一身本领，泥工瓦工木工样样在行。

2009年1月，他又跟着老乡来北京，在北京康良地基工程有限公司谋得一份工作。要说做地基工程是他的长项，但公司为照顾他，让他在搅拌站当了一名泵工，主要任务是往罐车里装混凝土。

“这是老板看得起我，怕我50多岁了到工地上有闪失。”张程路说：“哪料，工作处处有风险。”2013年4月19日上午9点左右，张程路在装车时不慎从罐车上摔下来，右肩当时就不能动了。

受伤后，老板的妻子徐女士将他送到昌平区中医院。治疗一阵子后，又把他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1医院住院治疗。医院的诊断结果是：右侧肱骨外科颈骨折、肱骨头骨折和右肩胛骨骨折、肩关节脱位等。

“公司为我支付了全部医疗费，还额外给了5000元钱。”张程路说，住院17天出院后他借住到北京的亲戚家，一方面方便不定期到医院复查，另一方面为了方便与单位联系。

“也许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提了不该提的要求，公司负责人和管我的经理一直不接电话。”张程路说，他只想让公司再给予一些误工费，毕竟是在单位工作的过程中受的伤。

这样交涉了3个多月，待能走动时他来到公司，但公司负责人先是避而不见，接着玩起了失踪。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告诉他：公司“换老板了”，他和公司没有劳动关系了，再找也没用。

“这就算把我解雇了？”张程路一脸茫然。

意外医保当作证据

负伤员工认定工伤

从受伤到出院再到联系不上公司，时间很快过去了半年。眼看手中的积蓄越来越少，妻儿老小也需要照顾，张程路不敢再住在亲戚家“傻”等了。

“我这人就这样，说明白了，无论吃多大亏都认。故意玩弄我，不行！”不甘受欺负的张程路说，公司曾经有人通过打官司认定了工伤，他就找到这位同事问怎么办？

同事告诉他，可以找位于丰台区西四环的致诚公益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那里不光替农民工打官司，还不收钱。一听有这样的好事，他就打听着来到这里，并见到了中心的郝冠群律师。

郝律师了解到，张程路在公司工作了5年之久，但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公司也没有给他缴纳过社会保险。

“这些年来，公司给员工发工资发的是现金。工资表、考勤表之类资料全部由公司掌管，张程路手里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有价值的东西。”郝冠群说，没有证据证明劳动关系存在就无法认定工伤，认定不了工伤就不能进行劳动能力鉴定，鉴定不了伤残级别就无从谈起工伤赔偿，而张程路找法律援助的目的就是想获得这些赔偿或补偿。

责任和职业决定郝律师不能将张程路拒之门外，她花半天时间与张程路聊公司和工作上的事。张程路思来想去，回忆起公司曾为他买过一份商业保险。

“3年前，我还受过一次伤。”张程路说：“那次，公司给我开过一个证明，说我是公司员工，保险公司因此给我一笔钱。”

“这是建筑公司转移用工风险常用的办法之一。”郝冠群说：“农民工流动性大，不少建筑公司为了降低风险会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但不愿意缴纳社会保险。这两者的差别是：商业保险买过之后一出事就能用，用过之后账款两清，双方再无瓜葛。而社会保险就不一样了，只要开了户月月都得缴。如果缴一两个人还凑合，人数达到几十个、上百个对公司来说就是负担。更何况出事故的几率毕竟是小的，老板们不愿参加社保。”

“可是，出了事就不一样了。如果遇上伤残等级高的员工，数十万元、上百万的赔偿让公司吃不消，这时它就该想歪招儿了。”郝冠群说，张程路的公司现在躲他就是这个原因，想用拖的办法把他拖走、拖得离开北京了事。

郝律师让张程路找来公司为他出具的这张证明。因证明上加盖有公司公章，且说明张程路是公司员工，因此，郝律师认为凭此证明，到仲裁委认定劳动关系不成问题。但是，为了节省时间，她决定先带张程路去人社局工伤科试一试。

起初，工伤科工作人员不同意就这样认定工伤，要求必须经仲裁确定劳动关系才可以。郝律师解释说，这张证明上已经明确写明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并且加盖了公司公章，是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应该可以作为确认劳动关系的依据。经过不懈努力，张程路的工伤得以认定。

工伤鉴定可提异议

公司躲藏失去机会

工伤认定结束后不久，张程路就申请进行了劳动能力鉴定。经鉴定，其伤残级别为工伤7级。伤害如此严重，标志着他从此不能再进行重体力劳动了。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7级伤残职工可以选择与单位保留劳动关系，也可以选择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如果是前者，单位需为其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否则，该职工除了享受一次性伤残补偿金外，还要由单位支付一次性医疗补偿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从张程路的情况看，与单位保留劳动关系的可能性不大，但眼下的困难是他想找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却找不到人。这该怎么办？

郝律师告诉张程路，他可以向公司发一份辞职信，以解除劳动双方的劳动关系。于是，张程路依照公司工商注册的地址，用EMS快递邮寄方式向单位寄送了辞职信。与此同时，郝律师抓紧时间为张程路准备了仲裁申请的材料，并让他到昌平区仲裁立案。

仲裁委一立案，七八月从不露面的公司突然出现了。这一次，公司不但不同意向张程路支付各项工伤待遇，还提出反请求，要求张程路返还商业保险补偿金和保险报销的医疗费用。

庭审时，公司在反请求基础上提出，其之所以未为张程路缴纳社会保险，是因为公司与张程路对是否缴纳保险的事宜进行过协商，张程路同意单位不缴纳保险但按月将应缴纳的社保费用支付给他，为此，公司每月向他支付保险补偿金500元。另一方面，公司为张程路缴纳了商业医疗保险。此次事故发生后，公司为他支付了相应的医药费并额外多给了一部分钱，这些钱是保险公司赔付的，张程路现在状告公司，就要将这些费用退还公司。此外，公司不同意支付张程路的工伤保险相关待遇，理由是双方并未解除劳动关系，并且认为劳动能力鉴定时机不正确，不认可劳动能力鉴定结果。

对于单位的辩护意见，郝律师提出多项质疑。

其一，公司并没有与张程路作出相关的约定，他本人除了工资外没有收到过所谓的每月500元的保险补偿金。公司上述说法与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予以支持。

退一步讲，即便双方有类似约定，该约定也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为，《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不能通过任何形式逃避该义务。

其二，公司为张程路投保商业医疗保险，该保险的受益人为张程路，其有权取得该笔医疗保险的费用，而不是公司所说该笔费用属于公司。同时，公司为张程路交纳的医疗费也应使用这些钱来折抵。

其三，张程路已于2014年9月8日向公司发出了辞职信，公司已签收，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故公司应该支付工伤保险的相关待遇。

其四，也是争议的焦点。公司提出的所谓的张程路的劳动能力鉴定时机不恰当，这是一种强词夺理的说法。从工伤认定到劳动能力鉴定，公司都有权力和机会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但公司没有这样做，其原因是该公司一直躲着员工不见面、拒收相关材料造成的，其因此错失机会是咎由自取。

换句话说，即使公司没有失去这些机会，其也没有胜诉的把握。因为，张程路的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符合法定程序，《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劳动能力鉴定在伤情相对稳定时可以进行，公司若对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可以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既然公司没有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就应该推定其认可了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

综上，仲裁委于今年2月作出裁决支持张程路的仲裁请求，由公司向其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工伤待遇17.9万元。

公司仍不甘就此结案，一收到裁决书即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观点事实与仲裁阶段无任何变化的情况下，法院做出了与裁决一样的结果。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近日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报记者 赵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