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反应。

胡适的心情

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尽管胡适对于“九一八”事变早有预感，但这一事件还是让他的心情十分恶劣。由于什么事也不想做，他只是写了一首律诗题在上面：“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蒋廷黻的分析

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时候，分析了谁应该对这一事件承担责任。他说：“据欧美记者及外交官的调查，近几年来东北人民所受政府及官员的压迫和剥夺简直不堪言状。。”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当局的人不能励精图治，只知穷兵黩武，闹到财政破产，民不聊生；这责任除了东北当局外是丝毫不能移到别人身上的。”

左舜生的言论

“九一八”事变以后，以左舜生为代表的中国青年党人则是另外一种表现。他在上海的《民声周刊》上，写了大量文章，呼吁“停止内争，一致对外”。10月24日，左舜生发表《且看今后的国民党》一文，希望“国民党能变成一个统一而有力的党派”。他认为这样一来，其他党派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

丁文江的假设

丁文江以《假如我是张学良》为题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他说：“大难当前，军政首领依然不能合作，真正使我们觉得中华民国的末日到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只希望他（指张学良）牺牲一部分的实力，为国家争点人格，使日本人取平津必须出相当的代价。”他还说：“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的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可以利用喜峰口、古北口、南口等天然屏障，另一方面是可以得到太原兵工厂“比较新式”的武器。由于张学良还向中央政府索要巨额军费，所以丁文江又说：“假如我是张学良，我一定请中央一面派人点验我的军队的枪支人数军实，一面把所有华北的税收机关由中央派人接收。”言外之意，张学良在军队实力上有暗箱操作之嫌，在财务税收上有乘机搜刮之虞。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丁文江作了这样的结论：假如张学良能够改弦易辙，“中华民国也许还有一线的希望！”

傅斯年的看法

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给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去信说：“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他还表示：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

一年以后，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九一八”一年了！》的纪念文章。文章首先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耻。”

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