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四月底,我得到一个绿色的观礼条——五月一日劳动节可到天安门广场观礼。绿条儿是末等的,不知谁想到给我。我领受了非常高兴,因为是第一次得到的政治待遇。我知道头等是大红色,次等好像是粉红,我记不清了。有一人级别比我低,他得的条儿是橙黄色,比我高一等。反正,我自比《红楼梦》里的秋纹,不问人家红条儿、黄条儿,“我只领太太的恩典”。
五一清晨,我上了大汽车,一眼看到车上有个戴绿条儿的女同志,喜出望外,忙和她坐在一起。我仿佛他乡遇故知;她也很和气,并不嫌我。
同车有三个戴大红条儿的女同志,都穿一身套服:窄窄腰身的上衣和紧绷绷的短裙。她们看来是常戴着大红条儿观礼的人物。下车后她们很内行地说:“先上厕所,迟了就脏了。”我们两个绿条子因为是女同志,很自然的也跟了去。
不料,等我出来盥洗室里已杳无一人。我吃一大惊,惊得血液都冷凝不流了。一个人落在天安门盥洗室内,我可怎么办呢!我忙洗洗手出来,只见我的绿条儿伙伴站在门外等着我。
绿条儿伙伴带我拐个弯,就望见前面三双高跟鞋的后跟了。我们赶上去,拐弯抹角,走出一个小红门,就是天安门大街。我跟着绿条儿伙伴在广场一侧找到了我们的观礼台。
我记不起观礼台有多高多大,只记得四围有短墙。可是我以后没有再见到那个观礼台。难道是临时搭的?却又不像新搭的。大概我当时竭力四处观望,未及注意自己站立的地方。我只觉得太阳射着眼睛,晒着半边脸,越晒越热。台上好几排长凳已坐满了人。我凭短墙站立好久,后来又换在长凳尽头坐了一会儿。可是,除了四周的群众,除了群众手里擎着的各色纸花,我什么也看不见。
远近传来消息:“来了,来了。”群众在欢呼,他们手里举的纸花,汇合成一片花海,浪潮般升起又落下,想必是天安门上的领袖出现了。接下就听到游行队伍的脚步声。天上忽然放出一大群白鸽,又迸出千百个五颜六色的氢气球,飘荡在半空,有的还带着长幅标语。游行队伍齐声喊着口号。我看到一簇簇红旗过去,听着口号声和步伐声,知道游行队伍正在前进。我踮起脚,伸长脑袋,游行队伍偶然也能看到一瞥。可是眼前所见,只是群众的纸花,像浪潮起伏的一片花海。
虽然啥也看不见,我在群众中却也失去自我,溶和在游行队伍里。我虽然没有“含着泪花”,泪花儿大约也能呼之即来,因为“伟大感”和“渺小感”同时在心上起落,确也“久久不能平息”。“组织起来”的群众如何感觉,我多少领会到一点情味。
游行队伍过完了,高呼万岁的群众像钱塘江上的大潮一般卷向天安门。我当然也得随着拥去,只是注意抓着我的绿条儿伙伴。等我也拥到天安门下,已是“潮打空城寂寞回”。天安门上已空无一人,群众已四向散去。我犹如溅余的一滴江水,又回复自我,看见绿条儿伙伴未曾失散,不胜庆幸,忙紧紧跟着她去寻找我们的大汽车。
摘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