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四月底，我得到一个绿色的观礼条——五月一日劳动节可到天安门广场观礼。绿条儿是末等的，不知谁想到给我。我领受了非常高兴，因为是第一次得到的政治待遇。我知道头等是大红色，次等好像是粉红，我记不清了。有一人级别比我低，他得的条儿是橙黄色，比我高一等。反正，我自比《红楼梦》里的秋纹，不问人家红条儿、黄条儿，“我只领太太的恩典”。

五一清晨，我上了大汽车，一眼看到车上有个戴绿条儿的女同志，喜出望外，忙和她坐在一起。我仿佛他乡遇故知；她也很和气，并不嫌我。

同车有三个戴大红条儿的女同志，都穿一身套服：窄窄腰身的上衣和紧绷绷的短裙。她们看来是常戴着大红条儿观礼的人物。下车后她们很内行地说：“先上厕所，迟了就脏了。”我们两个绿条子因为是女同志，很自然的也跟了去。

不料，等我出来盥洗室里已杳无一人。我吃一大惊，惊得血液都冷凝不流了。一个人落在天安门盥洗室内，我可怎么办呢！我忙洗洗手出来，只见我的绿条儿伙伴站在门外等着我。

绿条儿伙伴带我拐个弯，就望见前面三双高跟鞋的后跟了。我们赶上去，拐弯抹角，走出一个小红门，就是天安门大街。我跟着绿条儿伙伴在广场一侧找到了我们的观礼台。

我记不起观礼台有多高多大，只记得四围有短墙。可是我以后没有再见到那个观礼台。难道是临时搭的？却又不像新搭的。大概我当时竭力四处观望，未及注意自己站立的地方。我只觉得太阳射着眼睛，晒着半边脸，越晒越热。台上好几排长凳已坐满了人。我凭短墙站立好久，后来又换在长凳尽头坐了一会儿。可是，除了四周的群众，除了群众手里擎着的各色纸花，我什么也看不见。

远近传来消息：“来了，来了。”群众在欢呼，他们手里举的纸花，汇合成一片花海，浪潮般升起又落下，想必是天安门上的领袖出现了。接下就听到游行队伍的脚步声。天上忽然放出一大群白鸽，又迸出千百个五颜六色的氢气球，飘荡在半空，有的还带着长幅标语。游行队伍齐声喊着口号。我看到一簇簇红旗过去，听着口号声和步伐声，知道游行队伍正在前进。我踮起脚，伸长脑袋，游行队伍偶然也能看到一瞥。可是眼前所见，只是群众的纸花，像浪潮起伏的一片花海。

虽然啥也看不见，我在群众中却也失去自我，溶和在游行队伍里。我虽然没有“含着泪花”，泪花儿大约也能呼之即来，因为“伟大感”和“渺小感”同时在心上起落，确也“久久不能平息”。“组织起来”的群众如何感觉，我多少领会到一点情味。

游行队伍过完了，高呼万岁的群众像钱塘江上的大潮一般卷向天安门。我当然也得随着拥去，只是注意抓着我的绿条儿伙伴。等我也拥到天安门下，已是“潮打空城寂寞回”。天安门上已空无一人，群众已四向散去。我犹如溅余的一滴江水，又回复自我，看见绿条儿伙伴未曾失散，不胜庆幸，忙紧紧跟着她去寻找我们的大汽车。

摘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