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无产阶级成长史和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史上，焦作煤矿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随着历史的巨变，升降沉浮，几经沧桑，又几度辉煌。抗日战争期间，焦作煤矿万里大南迁，有力支援了全民族的抗战事业；日军占领焦作煤矿后，进行了疯狂的资源掠夺；共产党领导焦作煤矿工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怠工、破坏、罢工活动，有力的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焦作煤矿步入黄金时代

1934年7月，中福公司董事长乌德洛夫在英国驻华大使陪同下，到庐山面见蒋介石，要求派出得力人选，整理焦作矿务。1934年第三季度末，蒋介石委派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专家学者翁文灏为整理焦作矿务专员。翁文灏接到任命即电告“工矿泰斗”原国民党国防设计委员会陕北油矿勘探处处长孙越崎，于1934年9月29日来焦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12月初，他们一同到南京国民政府述职后来焦作，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理矿务活动。

1935年，焦作煤炭产量、运输、销售、盈利实现了四个一百万。1936年，焦作煤矿更上一层楼，不仅还清了内外欠款，而且安全无事故，无淹井、无瓦斯爆炸，出煤125万吨，盈利达到170万元。企业蒸蒸日上，上下生机勃勃。整理矿务大见成效。这是焦作煤矿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焦作煤矿万里大转移

孙越崎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就严密组织了全体职员进行军训。他把训练分为东、中、西3个基地，从队列、看齐、开步走开始，一直到实战演习。一年多的时间，早6点到操场点名查人、督操。7点后回家吃饭，8点上班。每人都穿绿色布军服，戴军帽，绑裹腿，军服左上角也像正规军一样，佩戴姓名、职称、编号。下班后才可以穿便服。当时省党部主席问孙越崎这是做什么，他说，万一日本帝国主义南侵占领新乡，“断了我们的退路时，我就带着大家上山打游击”。当时，焦作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防空警报的符号。还举行过阅兵典礼和防空演习。

在焦作煤炭生产形势日新月异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孙越崎独排非议，力主南迁。他决定1937年10月22日停止煤炭生产，立即卖掉50万吨存煤，把煤矿主要设备器材和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迁往黄河以南。中原公司刘燧昌、胡石青等董事以“此系河南财产”为理由，强烈阻止。孙越崎则耐心劝解，指出以前内乱、军阀混战，不拆东西，因为都是中国的。但这次性质不同。如不拆不迁，就会留给日寇利用；二是毁掉都不用；三是拆走我们用，为抗战服务。中福公司总代表贝尔认为日本不会损害英国的在华利益，也反对南迁。孙越崎强硬地表示：“日本是你们的友邦，却是中国的敌人。”最后贝尔同意南迁。

就在孙越崎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在被日军飞机狂轰滥炸的郑州火车站和新乡、焦作之间，险些失去宝贵生命的时候，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和焦作市党部却控告孙越崎动摇军心，要求新乡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公署军法处法办孙越崎。孙越崎以国民党少将军衔，主动到军法处申明利害缘由，使拆迁工作得以进行。国民党陆军第20军团长汤恩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副司令鹿钟麟都在焦作张贴了签名布告。

1937年底拆运的设备材料已经达到2500多吨。这些设备材料以郑州为中转站，运至汉口。11月21日，中福公司办事处在汉口特二区南皮路一号四楼开始办公。中福公司与当时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签订了《合办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草合同》。资源委员会以现金方式出资51%，中福公司以机器材料作价出资49%。重约1600吨的11批50船机器设备运到了谭家山，建起了谭家山煤矿。与此同时，中福公司又将部分机器设备向重庆附近的江北县白庙子后峰岩转移。与原来的土法开采，日产几十吨的天府煤窑合资经营，在那里建起了工业化开采的天府煤矿。使日产达到1500吨左右，供嘉陵江沿岸和重庆工业和民用。

1938年2月7日，李河井下的设备除了两台大泵以外，其余全部拆除装车外运。此时焦作煤矿又运出了4000多吨设备材料。期间1100名管理和技术人员已相继离焦南迁。2月中旬，日军已占领汲县，新乡即将沦陷。就在这非常危险的时刻，满载焦作煤矿设备的最后一列火车，鸣着最后一声长笛，冲过了新乡车站。国民党黄河守桥部队就要按计划炸掉黄河大桥的前一刻，列车赶到。经孙越崎竭力劝说，官兵延缓了炸桥时间，火车呼啸而过，一声巨大的声响，国民党军队引爆了黄河大桥。

1938年10月，谭家山煤矿被迫停工。中福公司决定将所有机器设备、人员尽快运往到四川中部地区。在运送设备材料途中，日军飞机在江面上狂轰滥炸，不少满载机器设备的船只翻沉江底，一些中福公司员工也牺牲了。

为了抢时间，孙越崎往返于宜昌与武汉之间，与著名爱国人士、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紧密联系。用大船把设备人员运到宜昌，然后分散开，用小船往上运，用车辆顺着两岸的山间小路向巴东转移。焦作煤矿的迁徙队伍白天隐蔽，夜间行船行路，有的船只因触礁碰壁而沉入江底，有的人倒在长江两岸。在宜昌、巴东、奉节、万县等地码头和山间，都留下了焦作煤矿大迁徙的印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福公司的汽车队，满载着精密仪器，无法从水路入川，就绕道湖南、广西、贵州，在上万公里的山间公路上艰难行进，几个月的颠沛流离，才完成了入川的转移。1939年6月26日，中福公司在重庆金刚碑正式办公。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福公司是唯一一家从内地南迁到敌后的大型煤炭企业，它不仅发展了四川的煤炭工业，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全民族的抗战事业。

日本占领了焦作煤矿

孙越崎带领部分煤矿职工南迁后，在焦作矿区成立了中福保管处。当时英日两国没有宣战，日军占领焦作后，并没有立即染指煤矿。随着战争的持久化，漫长的战线和庞大的军费开支迫使日本从1939年开始由军事占领改变为经济掠夺。

1939年春天，一支抗日武装从焦作北厂突破，袭击市内。日本人以驻在北厂的英国人掩护中国兵为借口，暗地唆使汉奸矿区行政委员会会长李润身以“华人要求收回矿权”名义，网罗部分人游行示威，呼口号，贴标语，吓得英国人心惊胆战。日本人一面乘机假意劝阻平息焦作人的排英风波，一面对英国人进行讹诈、讨价还价，“礼”驱英人出焦，取得了对焦作煤矿的开采经营权。8月5日，驻焦日军发布第11号令，狂妄叫嚣：“焦作是大日本皇军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焦作煤矿应无条件的作为战利品和赔偿品交给日本经营。”随后，日寇把焦作煤矿交给日伪焦作矿区行政管理委员会管理。12月1日，日寇正式成立焦作最大的经济实体——华北株式会社焦作炭矿矿业所，由日本人、汉奸及原中福公司部分华人留守人员组成。日本人坂口兑任理事长，上桥贞敏任理事，律矢田冢三任监事，常出面的是常务理事梅原小次郎；汉奸惠尔恭任参与及善邻处处长。矿业所机构庞大，中国人占绝大多数，但实权在日寇手里。所有参加矿业所的华人都先后到日寇北平训练所受训。在训练所里主要是灌输洋奴教育，教唆遵守日伪法纪，俯首帖耳，顺从指挥。日寇矿业所的重要武装机构是焦作矿警大队，八百余人，马作村人王长川任大队长，大队部设在北厂，设立三个日本顾问；下边辖五个中队，各中队设立日本指导官。部队分驻焦作至王封的公路两侧碉堡和李封矿、王封矿、老高窑、39号井、百间房变电所等处。矿警大队训练严格，装备精良，待遇优厚。除保护各厂矿治安之外，还常随日寇进行扫荡、清乡，祸害乡里，百姓都气愤的骂他们是假日本鬼子。

为加强统治，日寇成立了宪兵队和焦作新民会。宪兵队在中山公园（今贸易大厦处）北口斜对面，队长是铃木兆一，他常派遣特务到处搜集中央军、八路军、游击队的情报，并网罗地痞流氓，疯狂逮捕、审讯、迫害共产党和国民党人及他们认为有抗日嫌疑的中国人。焦作新民会是汉奸组织，会员大都是被迫参加的知识分子和伪机关工作人员，让他们到处写“中日一体”、“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日共存共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百姓从日寇门前或半路遇上，必须及时脱帽行90度鞠躬礼，否则就会遭受毒打或狗咬。

1942年，日本掠夺焦作煤炭136万吨。这一年，河南发生大灾，焦作矿区饿夫遍野，矸石山上尸横处处，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现象。

摘自中国煤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