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我的家乡河南省清丰县是八路军的根据地，是八路军某部的驻扎地，县大队的所在地，冀鲁豫专区政府的所在地。我们村距离县城20多里，县中队在这里驻扎。所以，当时，我们所在的环境还是比较安全的。

那时,我9岁已经上学了，学校是共产党办的，接受的教育也是共产主义教育。那时，日本鬼子千方百计地想溜进根据地刺探我们的情报，进行破坏活动。我是儿童团团长，放学之后，负责放哨、站岗、查路条。我们经常是站在高高的大树上，隐蔽在树丛，观察日本鬼子的动静，盘查进根据地的人员。如果没有我们部队开的路条，我们就会把这个人带到村公所，进一步盘查。我在查路条的时候经常遇到没有路条的人，把他们带到村公所后，我的任务就算完成。我们还真的查到了几个日本鬼子暗探，受到了八路军首长的表扬。

1941年，日本鬼子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我们看到了日本鬼子开始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后，及时报警。县中队在村子的北面对日本鬼子进行伏击，使日本鬼子损失惨重。日本鬼子怀恨在心，发动了第二次扫荡。这次扫荡更加疯狂，人数超过县中队人数的几倍。为了保存实力，县中队被迫转移。日本鬼子占领了根据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乡亲们没有粮食只能挖野菜吃。我们的学校被日本鬼子烧了，只能停课。县中队知道我没事，让我跟他们走，当通讯员。我11岁的时候就加入了游击队。当通讯员仅半个月，我还没穿军装，区长对我说：“这么小别当通讯员了，到县里抗日高小学习吧！”区长保送我到刚成立不久的抗日高小学习了。抗日高小的学生只有五六个人，后来又进来了十多个人。过了半年，边区成立了抗联大第五分校，我又到了第五分校。

在第五分校时，我们的学习也不稳定，经常是走到哪里，学习到哪里。走到哪里，我们做宣传、写标语到哪里。有一次，边区召开群英大会，地区的劳动模范、军队的战斗英雄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被派到群英大会当服务人员。由于我服务热情周到，受到了冀鲁豫第十一分区领导的关注。这位领导找到我们校长，提出把我调到第十一分区。校长同意了。这样我被调到第十一分区宣传队，正式参军。

虽说宣传队主要是搞宣传、写标语，进行鼓动工作，但遇到战斗时，我又是担架队的队员了。我冲到最前沿，抬伤员，子弹就从我的身边飞过，也顾不上这些危险。我的勇敢行为也受到了分区领导的表扬。我先后参加了1945年5月的山东丰县战斗，7月的河南东明、长恒战斗。

□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