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省招远人。1939年7月，日本鬼子占领了我的家乡。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做。日本鬼子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时派部队来到了我们家乡。当时到我们家乡的八路军领导是许世友和肖华等将军。我看到了八路军之后，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当时我只有14岁。1939年12月，我被分配到八路军山东胶东军区五旅当勤务兵。我们由于兵力和装备都不如日本鬼子，所以经常打游击战，袭击日本鬼子。这也惹恼了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他们更加丧心病狂地要消灭八路军。

我负伤后，

老乡把我隐藏在山洞里

1940年冬天，日本鬼子又开始了疯狂的扫荡。我在反扫荡中，不幸被日本鬼子的子弹打伤了腿。部队转移时，卫生队把我送到了平陆的桥家村。这个村就是“桥隆飙”的原型乔明志的家乡。村里的党组织把我委托给一位名叫王冠东的老乡。最初，我还在村子里养伤。不久，日本鬼子的铁蹄就践踏到这个村子。我不能在村子养伤了，王冠东扶着我，把我隐藏在村子附近的一个叫火字山的山洞里。这个山洞周围都是茂密的树木和乱草丛，从外面根本看不出这里有个山洞。平时，王冠东每天给我送水送饭，还算比较安稳。我也能安心养伤。

有一次，王冠东连续五天没有给我送水送饭，把我饿得快没有气了。当时，我也走不动，只能等待着，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很着急。五天之后的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听见山洞外面有声音和动静，一会儿，王冠东爬进了山洞。他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硬邦邦的窝头递给我。我透过微弱的一点点光线，看到王冠东的手上都磨破了，血往外流着。王冠东把这几天没来的原因告诉了我。原来，日本鬼子扫荡之后，占领了这个地区，封锁了每个村庄，不许村民外出，外出时也盘查的很严，王冠东没有机会出来。这天，他趁日本鬼子的哨兵不注意，偷偷地跑了出来。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什么是军民鱼水情，这就是军民鱼水情。这更加坚定了我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给伪军建立“红黑”账本

冲进炮楼缴伪军队长枪

1941年，我伤好之后，从五旅派到招远县大队为大队长当通讯员。大队长看我只有14岁，机灵能干，便提拔我为武工队的小队长。我的武工队小队只有8名队员，有时达到10名队员。经常身着便衣活跃在敌占区里，组织群众与敌伪作斗争，宣传抗日，动员老百姓不当亡国奴。在我管辖的地区里，没有一个老百姓当了汉奸。即便有人当了敌伪的村长，也是表面为敌伪，暗地里还是为武工队提供情报。

在管辖的地区里，有一座炮楼，里面驻扎着一个伪军小队，有10多名。炮楼外围有一条护着炮楼的小水沟。我们想端掉这座炮楼，按照我们的实力，强攻是端不掉这座炮楼的。我就想，强攻不行只能智取。怎么智取呢？我了解到，炮楼里的伪军并不是强硬派，大多数是想混口饭吃。这是他们的软肋，也是我们的突破点。我查到了每名伪军所在的家乡和他们的家属。我们找到他们的家属，告诉他们的家属，我们建立了一个账本，账本里有每名伪军的名字，哪名伪军干了好事，我们给他记一个红点，哪名伪军干了坏事，就给他记一个黑点。伪军家属看到我们的账本之后，立即跑到了炮楼，把这个账本告诉了自己的亲人，让他们不要做坏事。我们控制了伪军家属，也就控制了部分伪军，孤立了顽固的伪军。这为我们端掉这座炮楼奠定了基础。有的伪军家属见到我们之后，还向我们介绍了炮楼里兵力、武器的情况，这让我们端掉这座炮楼心里更有底了。

有一天，伪军家属告诉我们，要加固炮楼需要民工。问我们：“你们敢不敢趁着这个机会端掉炮楼？”我对伪军家属说：“怎么不敢？只要民工放下炮楼的吊桥，我们就敢进去。”我们选择了一天的晚上，民工放下炮楼的吊桥，我第一个冲进炮楼，其他的伪军也不敢动，看着我冲进伪军小队长住的那层楼。等我站到伪军小队长面前的时候，他还没有醒过闷来，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武工队的。”他想拿身边的驳壳枪。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抢过了驳壳枪，顶在了他的脑门上。他只好举手投降。我们把他押到了解放区时，天光大亮了。我受到了胶东军区的通令嘉奖，我的事迹也刊登在解放区的《大众日报》上。

种种误会

让我两次成为“烈士”

1942年夏天，招远县大队得到情报，有一辆拉运物资的日本鬼子军车要从莱阳经过招远。县大队研究要打伏击，截获这辆军车。但是，以县大队的实力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决定请独立连参战，以独立连为主。我也参加了打伏击战斗。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情报有误，日本鬼子临时又增加了一辆保护军车。这次伏击战没有打成，我们反而受到了很大损失，许多战友牺牲了。这场伏击战设伏点是在我老伴的家乡。战斗结束后，日本鬼子的军车跑了，留下了战友的尸体和日本鬼子的死尸。我老伴的妹妹听说我也参加了这场伏击战，想过来看看我，结果看到很多尸体。她就挨个尸体看，是不是有我，发现一具尸体从穿戴到个头都像我。她哭着叫老乡把“我”给埋了，还给“我”立了一个简易的碑。

几天之后，我随部队又来到这个村，回到我的岳母家。她们看到我很是吃惊，问我：“你是人还是鬼？”我回答：“我当然是人了。”她们说：“你没有死呀？”我说：“当然没有死，活得好好的。”她们掐了我一下，看有感觉，才确认我是人。她们就把她们所遇到的情况跟我说了。我告诉她们：“我们与日本鬼子交火后，发现情况不对，及时撤离了，还是有战友为了掩护我们壮烈牺牲了。你们把碑上的名字换了吧！那是无名烈士墓。”

1942年秋天，日本鬼子进行了拉网式的扫荡。我们的部队和县大队被打散之后，被迫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工作。而日本鬼子的扫荡也造成了许多战友和群众的牺牲。1942年的冬天，日本鬼子的再次扫荡，又牺牲了我们的很多战友和群众。在这些牺牲的战友和群众中，我老伴的姐姐发现一具八路军的尸体穿着她给我做的鞋，但是脸已经被打得血肉模糊，看不清模样了。她凭着这双鞋就认定我又牺牲了，再次成为了烈士。她一边哭一边把“我”埋了，希望这次跟上次一样，我不会真的牺牲了。她的祈福和愿望，在几个月后得到了验证，我又随部队回到了我岳母的家里。她们这次没有第一次我“牺牲”时的那样惊讶，只是说了一些祝福的话。她们又埋葬了一位为抗日牺牲的无名烈士。

抗日战争，我们国家牺牲了无数的战士和普通老百姓。但是，作为活着的人不能让牺牲的人白白牺牲，应该为他们报仇，收复被日本鬼子占领的土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以告慰牺牲的人的在天之灵。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