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加入志愿军19兵团文工团,在战壕里、在坑道里为志愿军官兵现编现演。

●他报考中央音乐学院，被迫脱下了军装，毕业后留校继续深造。

●他不是首唱但唱的时间最久，还被授予荣誉石油工人称号。

●“文革”时，这首歌差点被江青“枪毙”。他改动部分歌词挽救了这首歌。

●他站在大庆油田井架下，冒着漫天飞雪给石油工人唱这首歌。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天不怕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这是著名歌唱家刘秉义的成名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反映石油工人为摘掉我国贫油的帽子、改造世界的雄心的歌曲，在1965年，一经刘秉义声情并茂的演唱，便风靡全国，经久不衰。刘秉义告诉记者：“每到我一唱这首歌，前奏一起，观众就随着乐曲有节奏地鼓掌。我唱这首歌有50年了，这首歌也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但是仍然很受不同年代的观众欢迎，这反映了中国人民‘天不怕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的民族精神。”近日，记者采访了刘秉义，刘秉义向记者透露了自己的歌唱之路和《我为祖国献石油》背后的故事。

加入志愿军19兵团文工团

在战壕里、在坑道里现编现演

刘秉义出生在河北秦皇岛。在刘秉义印象中，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很爱唱歌。刘秉义上中学时，音乐老师发现刘秉义爱唱歌后，除了音乐课外，还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他开小灶，教他唱一些解放区的歌曲，比如《黄河大合唱》里的《黄河颂》，以及前苏联歌曲《喀秋莎》等很多俄罗斯民歌。1948年，解放军解放了秦皇岛。“解放军带进来的音乐作品对青年人有很大影响。解放后我才知道，这位老师是地下党员。”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学校里很多同学都参军了。我参军先是在华北军区的军政干部学校。当时报名参军是想打仗，保家卫国。谁也没有想到，当上了文艺兵。”刘秉义说。志愿军19兵团需要文艺工作者，跑到各个军校，找青年知识分子。学校里就把刘秉义推荐给招文艺兵的人员。“我当时正在打球。他们从远处看看我，晚上找我谈话，就定了。当时心里还有点不乐意。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到了军队的文工团。”

刘秉义说：“实际我入朝时，已经是1953年了。”到了文工团之后，刘秉义也算是赶鸭子上架。“那时，爱好归爱好。但是，在战争条件下，就管不了这么多了，上台就得唱。不仅唱歌，还要干其它工作。下连队，在战壕里、在坑道里，慰问部队，经常是现编现演。”刘秉义说。

刘秉义说：“在那里我们团的团长牺牲了，演员牺牲了很多。所以，能活着回来是万幸。那时我正是20多岁，这段经历对于一个青年的成长来说，是宝贵的经历，很锻炼人。”

报考中央音乐学院，被迫脱下了军装

毕业后，留校继续深造

1955年，刘秉义随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1957年，刘秉义在部队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当时，我觉得入学也还当着兵，上完学后可以再回部队。结果考上报到后才知道，上大学必须得转业。我不注册不报到，蹭了一年。一年之后，教务处就找我说，不办手续就退学，挂着可不行。”刘秉义说到这，感到非常遗憾。他只能脱了军装。

到中央音乐学院之后，刘秉义才知道，自己基础知识确实太差，很多的音乐文化、音乐历史等音乐知识比城市里的高中毕业生相差很多。“我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看资料，听音乐资料。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五年里，学习挺艰苦、认真。1962年，毕业时，我的成绩还不错。毕业前一年，我去中央歌剧院参加俄罗斯古典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排练。没毕业我就开始演出了。我和李光羲认识就在那个时候。李光羲已经在歌剧院了。在那部戏里，他演连斯基，我演奥涅金。每天晚上，我们台上“决斗”一回，我得打“死”他一回。后来我们开玩笑地说，我们两个的友谊是从决斗开始的。毕业以后，本来是在歌剧院混熟了，打算去中央歌剧院。”刘秉义深有感触地说。

毕业后，学院领导找刘秉义谈话，对刘秉义说：“你可以选择去中央歌剧院，也可以选择留校。留校就是继续深造，就等于当老师了。你当青年教师，我们给你创造条件，当老师一个学生没有也不行。不给你那么多学生，就给两个学生带着。主要是跟老教授、俄罗斯古典歌曲的专家学习。”刘秉义也说：“因为我上学的五年，学习的曲目不多，积累不了多少曲目，特别是成套的曲目。我留校当老师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实际上是继续学习。那个年代没有研究生制度，实际上给我的待遇就是研究生待遇。但研究生没工资，我有工资。所以我就留下了。”

1964年，刘秉义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演出。这个演出还没有结束，他就参加了“四清”运动，紧接着就是“文革”。“这期间把我的大好时光糟蹋了。”刘秉义遗憾地说。1970年，刘秉义调到中央乐团，进入独唱独奏组。1983年之后，刘秉义转战中国轻音乐团、中国歌舞团。直到刘秉义退休。他说：“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哪个单位，我的宗旨就一个，好好唱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歌唱好，一下子就在舞台上工作了65年。”

总结65年的从艺经历，今年80岁的刘秉义深沉地说：“这些年里头，我觉得专业学习也是随着工作变化、客观条件一步一步地变化。在演唱过程中，没脱离过人民群众。我的演出就是给人民群众演出。我面对的观众上至总统、总理，下至工人、农民、士兵和大学生，非常广泛。所演唱的曲目也是适应各个阶层的需求，属于劳动人民。现在，每过五一节，我就常唱那些老歌。这些老歌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观众减少。我唱过的《咱们工人有力量》，还有《我为祖国献石油》大家很熟悉，唱的时间也长。”

不是首唱但唱的时间最久

还被授予荣誉石油工人称号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在黑龙江的萨尔图发现了石油，全国的石油工人都聚集到萨尔图。“铁人”王进喜就是其中一员。王铁人说：“我就不信石油就都在你外国人脚底下！”当时，萨尔图是蒙古族的名字，还不叫大庆。萨尔图是一个小火车站，一间小房和小站台，很多火车只从这里经过不停车。外国卫星侦察后说，大批中国人聚集在萨尔图，不知道搞什么，是不是搞军事基地。我国保持沉默。1964年，我国正式向全世界发布大庆油田开发成功的消息，把外国人强加在我国的贫油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了。因为是1959年在萨尔图找到工业性油流的，为纪念这个日子，便把萨尔图改名为“大庆”，正是建国10年的大庆日子。

1964年，为配合这个消息的公布，中央组织了作家、诗人、音乐家和画家去大庆采风。沈阳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秦咏诚作为院长李劫夫的助手随同前往大庆。秦咏诚到了大庆以后，就和王铁人他们一块摸爬滚打，一起吃住，感受到了石油工人为了国家石油发展的献身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宁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秦咏诚的心灵被“铁人精神”震撼。这时，秦咏诚从众多反映石油工人的诗词里挑选了一首词。这首词的作者是跟着王铁人一起从西北转战到大庆来的石油工人，名叫薛国柱。秦咏诚看了这首词后，激动地说：“这首词好。”

秦咏诚选了这首词后没有立刻作曲，他仿佛看到了石油工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大庆、石油工人和设备器材在火车上随着车轮滚动的节奏，他的血液里也涌动着这个旋律。他从这个节奏开始酝酿了很长时间。有一天，他吃中午饭的时候，在餐桌上，就着饭拿个纸条，在纸条上十几分钟的时间，便将酝酿了很长时间的曲子写了出来。他没改动歌词，是薛国柱原作。1964年，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刊物《歌曲》刊登了这首歌。

刘秉义在翻看《歌曲》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这首歌。他觉得这首歌的词非常质朴，完全是工人的语言，没有夸夸其谈和标语口号，特别喜欢。刘秉义哼唱后，让管弦系的老师拉手风琴伴奏。这就是刘秉义第一次唱这首歌。刘秉义唱这首歌之后，很快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向全国播放，传得非常快。刘秉义说：“从秦咏诚把这首歌投到《歌曲》，再到我唱出去这首歌，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便传遍全国，恐怕还没有哪首歌比这首歌传播的这么快。我第一次唱这首歌时，前奏一起，观众就鼓掌，到现在仍然是这样。这一鼓就半个多世纪，到现在没停过，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与现在强调首唱某首歌相比，刘秉义毫不隐晦地说：“我不是这首歌的首唱。首唱是大庆歌舞团的团长。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反映了这一段，这是历史的铁证，谁也别争。那个年代也不注重谁首唱，就是革命歌曲大家唱，你也唱来我也唱，谁爱唱谁唱。要说这首歌谁唱得时间最长，是我，唱了50年。传唱最长，时间最久，影响面最大，而且因为这首歌，我还接受了石油部发给我的荣誉石油工人称号，这方面其他人不能与我相比。”唱这首歌后，刘秉义与秦咏诚、薛国柱成了好朋友。

“文革”时，这首歌差点被江青“枪毙”

他改动了第二段的部分歌词挽救了这首歌

《我为祖国献石油》红遍全国时间不长，“文革”开始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江青点名批评这首歌不是好歌，“问题很大，只见石油，不见路线。”江青恰恰掐住这首歌的命门，也是这首歌值得称道的地方。为此，石油工人薛国柱被关进了牛棚。秦咏诚所在的沈阳音乐学院，称他为“黑作者”，给他贴批判大字报，叫嚣着要批斗秦咏诚。秦咏诚到北京，找刘秉义说：“咱们那首歌江青不让唱了。”刘秉义说：“这就等于一下枪毙了，他们是黑词作者，黑曲作者，我也是黑演唱者。不行咱把词改改。”过了一个晚上，刘秉义改了个稿。刘秉义没改第一段，改了第二段。原歌词是“红旗飘飘迎彩霞”改成“三面红旗迎彩霞”。刘秉义说：“这是毛主席的总路线，路线出来了。下一句改成铁人精神传天下。毛主席路线指引着我们自力更生建立天下。谁要是说没路线，那就是反毛主席。”第二天，刘秉义给秦咏诚看了改后的歌词。秦咏诚说：“我看行。”刘秉义立刻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系马上录音。刘秉义对电台的人员说：“随着形势发展需要，词改了，有新词。这位人员问怎么改的。我将改的内容对他说了。他说，好，赶紧来录音。”从秦咏诚找到刘秉义改歌词，再到录音只用了三天。

接着江青要求中央乐团举办革命乐曲音乐会，让中央文革小组审查。音乐会先唱了三个革命样板戏。之后，江青让刘秉义唱改了词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刘秉义一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鼓掌叫好。江青听完也没话说了。这首歌只禁止了一小段时间。这首歌解禁之后，秦咏诚、薛国柱也解放了。但是，薛国柱身体搞坏了，落下了病。“四人帮”被打倒后，刘秉义到大庆慰问演出，去看望了薛柱国。刘秉义说：“我对他说，我给你赔礼道歉。当时他已经起不来床了，他抱着我就哭。他对我说，你还给我道歉，没你改的词，咱们就见不到面了。两年后，薛国柱就去世了。年纪轻轻的他，为这首歌做了奉献。粉碎‘四人帮’后，我赶紧到广播电台说，这是我改的版本，赶紧恢复原来的版本，一天都不能再留改的版本。”

他站在大庆油田井架下

冒着漫天飞雪给石油工人唱这首歌

刘秉义带着这首歌跑遍了中国所有油田，多次去塔里木油田演唱。他说：“塔里木到现在也没通火车，都是油田自己修的公路。有一次，我坐在汽车上，远远看见沙漠里立着一座井架上挂着一个大红条幅‘我为祖国献石油’。我特别激动、感动。这横幅里表达着石油工人为祖国石油事业发展的决心，同时也表示欢迎我为他们来唱这首歌。”刘秉义去大庆油田的次数就更多了。有一次，刘秉义又到大庆油田演唱。与其它时候唱这首歌不同的是，大庆油田完成了一项创新。原来，过去一口井探完后，要把这个井架拆了，从上面到下面，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拆，运到下一个地方，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再装上，很费时间。石油工人为抢时间，大胆设想不拆，整体“搬家”。那么高的大铁架子，就地下垫上圆木，拿圆木慢慢滚，滚几根后，圆木再放到前面，再滚再倒圆木，一寸一寸地滚到目的地。这项实验成功了，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刘秉义说：“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冒着漫天的飞雪，给石油工人演唱，石油井架上下坐满了石油工人。我一唱，他们也都跟着唱。我的歌声和他们的歌声与漫天的飞雪裹在一起，那个场景特别感人。”

上世纪80年代初，刘秉义在首都体育馆演唱，面对的观众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刘秉义说：“这次演唱让我最难忘、最出乎我的意料。1964年，我演唱这首歌时,他们还没出生呢！我看着看台上一张张年轻的脸。那是隔代呀！前奏一起，观众照样从开始就和着节拍鼓掌，一直鼓掌到整个歌唱完了。谢完幕，我到后台，场务追到后台说，观众还鼓掌呢。我跑回来谢幕，谢幕还不行，怎么办呢？我和指挥商量，再唱一遍不行啊，刚唱完了，咱们来一半，两段词，咱们来后一段，从间奏开始又来一遍，这段掌声就没停过。现场气氛非常热烈。事后，我就想，他们并没有赶上那个年代，对这首歌的时代背景并没有深刻的感受。应该说是有代沟的一代，可是，这首歌对他们仍然有很强的感染力。”

刘秉义说：“研究起这件事，唯一解释的理由就是这个作品本身的震撼力，而且这个作品所展示的精神不只是石油工人，通过石油工人展示了中国工人的精神风貌、中华民族的精神。这个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也激励我要把这首歌唱好。我年龄大了，希望在有生之年，观众愿意听，我还能唱，我就要继续把这首歌唱好！”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 实习记者 董志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