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解放初期在长沙湖南省公路局工作。为了加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步伐，一支参加解放海南岛的解放军部队，奉中央的命令，组建了农建师，大踏步地北上，向北京进发。路过长沙时，父亲走进了这支部队，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做了军队的文化教官，教战士们学文化学技术。

当时的北京远不像如今这么迷人，这么难进，那时去南方招聘人才，条件极为优惠，但作为一个南方人，谁也不愿意离开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环境，北上去遭受冰雪寒冷的袭击。可是父亲毫不犹豫地带着母亲和我北上了。母亲说，当时全团除了团长家外，我家就是唯一随军的了。后来，这支部队集体转业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央组建基建工程兵部队，父亲以近五十岁的年纪，作为部队的技术人员第二次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开赴祖国的大西北酒泉。谁曾料到，几年后“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父亲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离开了部队被遣送回老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的冤案得到平反，部队派人到老家村里去接他复职。但村革委会的治安主任却不允许，说什么父亲是现反，只有公安部门同意了才能放行，父亲和母亲素来胆小怕事，不敢抗争。

二叔和区人武部部长认识，只好去找他，人武部长当即找到金石桥党委书记（后任隆回副县长），书记放下饭碗就批了同意，准予放行等字样。可是村治安主任继续刁难不准回部队。不得已，二叔利用与公安局的特殊关系，找到公安局长，公安局长听完二叔的陈述，当即送二叔上客车坐到一号座位回家（当时客车一号二号都不卖票，专为公检法留着的）。等二叔到家时，公安局的摩托车早已到达村里，他们将这个治安委员骂了个狗血淋头，说父亲1951年就参加工作，是革命家庭，是去帽（戴错的），是平反，不是摘帽，你服从谁的领导等等。这样，父亲才得以回到北京重返基建工程兵部队，一直工作到退休。这张照片就是平反后工作时照的。

□陈寿昌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