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她曾以一曲《宝贝》红遍祖国大江南北，红遍印度尼西亚。那时候，有她参加的歌唱音乐会便场场爆满，她唱一遍《宝贝》下不了台，再唱一遍《宝贝》还是下不了台……电台里反复播的是《宝贝》；《宝贝》的唱片一上市就脱销；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能随口哼出《宝贝》的旋律。但是，她也为所得到的巨大荣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北京双榆树东里小区的一座临街高楼，刘淑芳忙碌的身影，每天都会映入人们的眼帘，热情，开朗，活力无限；而刘淑芳优美的歌声，每天都从她家那个爬着藤蔓的窗口传出，悠扬，深沉，情愫绵绵……

与现在的许多当红明星相比，歌唱家刘淑芳现在的生活似乎显得太普通了：一个月不足2000元的退休金，就是她的酬劳；一个不足六十平方米的旧单元，就是她的“豪宅”；一日三餐青菜米饭，就是她的山珍海味；那个斑驳的楼道就是她的健身房，二十多层楼梯就是她的健步机。她的家具极其简单，甚至可以说有点儿简陋；只有那架古旧的钢琴和层层叠叠的乐谱可以为主人的音乐人生作证；只有一张张与领袖、总统、大音乐家的合影还在说明主人曾经拥有的辉煌。

但是有人这样说：“刘淑芳是一位歌唱家，更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聆听她的歌是一种享受，了解她本人是一种收获。”

抗日战争

她帮父亲为穷人发钱发粮

还在孩提时，歌声对刘淑芳就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家里有台留声机，叔叔姑姑放学回家，总是随它唱个不停。她虽然还小听不懂，却觉得那些歌好听极了。那时候，她把家里的留声机、风琴、小提琴和扬琴都当成玩具，不知疲倦地摆弄着。它们发出的每一种声音，都使她感到无比快乐。她听什么唱什么，走到哪儿唱到哪儿，上世纪30年代初流行的《毛毛雨》、《桃花江》等歌曲，被她唱得有了一种儿童的纯洁。四川人爱唱歌。一到夜晚，刘淑芳就钻进绑在竹林中的蚊帐里听歌。一首首山歌与山里的回声浑然一体，常使她沉浸在其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结束了刘淑芳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并使她幼小的心灵初步感知到，人世间不但有许多美好的事物，还有许多丑陋、肮脏、残酷的事物。那时候刘淑芳上小学四年级。她看见她家住的那条正街和几条邻街的墙上，贴满了各种抗日宣传画和传达室单。日本人用刺刀挑着中国小孩的照片，日本人放火烧村庄欺辱妇女的照片，让她感到十分恐怖。她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却保证不了自己的安全？她不断地问自己：中国人怎样才能不受日本人的欺负？抗日战争的残酷，使刘淑芳的眼底尽收悲惨的景象：田间长满杂草，山林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穷人成为乞丐而露宿街头。

刘淑芳的家最早是开店的，后来开了铁矿，是四川云阳县的两个首富之一。祖父信奉佛教，而且乐善好施，经常开仓济贫。每逢到了施粮施钱的日子，前街或后街便站满了乞丐，刘淑芳在祖父身旁拿着一把大勺子或一个小钱袋，帮祖父发钱发米。看着衣衫褴褛的穷人，刘淑芳就感到非常不平，心中的阴影很难逝去。这一时期给予刘淑芳启迪最多的，是一系列的抗日歌曲。《黄水谣》、《游击队之歌》、《工农进行曲》、《太行山上》、《毕业歌》等，渐渐萌发了她的爱国心，使她懂得了“国家”这两个字的含义。她随着学校宣传队到处演唱，不再把唱歌当作表演，而是表达一份爱国心。

为学唱歌

她不惜与父亲“针锋相对”

进入青年时代的刘淑芳，要求学音乐的愿望更加迫切。临近中学毕业时，她听说重庆有所育才学校可以学音乐，便向父亲提出书面申请，父亲坚决不同意，并固执地认定，她的选择是最没出息的，与做卖唱女相差无几。但刘淑芳坚持自己的主张说：“钱有什么用，我最看不起商人。我愿意为音乐流浪一辈子！”她的话让父亲非常吃惊，也非常生气，很长时间不能原谅。事后母亲对刘淑芳说：“你人还小，不懂事。你说他是商人不好，很伤他的心。没有你父亲在外面做事，我们一家人吃什么？他不同意你学唱歌，是因为他爱护你。”

刘淑芳的母亲知道父亲反对女儿唱歌，便常常提醒正在唱歌的刘淑芳：“别唱了，你爸爸要回来了！”她告诉刘淑芳，父亲的三弟就是因为不听劝告参加了一个剧团，被祖父赶出了家门，成了一个流浪汉。但是这时候的刘淑芳，认定自己想唱歌，要唱歌；只要能唱歌，就不怕受穷，就不怕无家可归。

中学毕业后，刘淑芳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到重庆，可惜错过了音乐学院的考期。在万般无奈之中，她想到有个姑姑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工作，就打算先到那里的文学系学习，等来年再考音乐学院。在去中央大学的路上，有一张贴在墙上的油印广告引起了她的注意。走近一看，上面写着“西南艺术高级职业学校图音科招生”一行字，使她喜出望外。她立即找到正在招生的西南艺术高级职业学校，而且一下就考上了。

那时候，刘淑芳一到课余时间，就要找个空屋子练歌，从不知疲倦。著名音乐家李凌老师常对别的同学说：“学音乐就是要迷。你们看刘淑芳，她对音乐多入迷啊。”

在西南艺术高级职业学校学完一学期之后，李凌老师找到刘淑芳说：“你还是要到音乐学院去学习。你应该跟更优秀的教师学习唱歌。”他把刘淑芳介绍到音乐学院的黄友葵老师那里。

从师黄友葵，使她在歌唱艺术上进入了新的阶段。每天天不亮，刘淑芳总是第一个跑进琴房，在破旧的钢琴上反复练习弹奏，粗糙的琴键常常磨破她的手指。那时候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重庆上空常有国民党的飞机盘旋，所以山坡上的每一座小琴房都涂上了黑色，一到晚上，黑黢黢一片，挺吓人。刘淑芳在琴房里点上一盏小油灯，弹啊，唱啊，虽然心里很害怕，但为了唱歌，每天坚持不懈。

临近暑假，学院举办“黄友葵学生音乐会”，让刘淑芳唱《托斯卡》、《蝴蝶夫人》选段。给她弹伴奏的老师说：“刘淑芳，你可别骄傲啊，黄老师班上那么多大同学都没唱独唱，你才来没多久就唱独唱了，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啊。”

演出那天，刘淑芳紧张极了，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别骄傲，否则就对不起老师了。”可是，从来不破音的刘淑芳，却在唱《蝴蝶夫人》最后结束音时破了。她心里难过极了，一下跑出学校，在嘉陵江旁，任凭眼泪不停地流。她对自己说：“刘淑芳，你一定要努力啊！”

参加工作

工农兵成了最好的老师

1949年重庆解放，已经留任重庆西南美专助教的刘淑芳来到北京，想到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她听说天津音乐学院举行校庆，就风尘仆仆地赶了过去。一进学院大门，刚巧撞上李凌老师。李凌听了她的歌说：“你唱得已经很好了。这里成立了音工团，你先到音工团来工作，我们再给你找老师，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有人见她犹豫不决，就劝她：“这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音工团，你一去就能成名。”可这时候的刘淑芳，脑子里想的不是成名，而是要学好唱歌。她对李凌说：“我先试试，等音乐学院考期一到，我还得离开这儿。”

参加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不久，刘淑芳随团到华北铁路段为职工演出，这使她一下开阔了眼界。每天在火车上排练、吃饭、睡觉，每到一处，就搭台演出，她感到既紧张又充实。每次演出，刘淑芳的节目都放在前面，可是经常在演出快结束时，观众中有人说：“那个小同志唱得很好，我们还要听。”于是刘淑芳就再次上台去演唱。而受到铁路工人的热烈欢迎，让刘淑芳充满信心，她高兴地对李凌说：“原来唱歌就是参加革命工作啊，那太好了！”

1951年，抗美援朝初期，刘淑芳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参加了以廖承志为团长的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在朝鲜战场，她亲眼目睹了战士们日夜作战的辛苦和生死未卜的危险，内心感慨万分。她热情地为战士们唱歌，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她第一次体会到，唱歌不仅仅是艺术，也是鼓舞士气的巨大力量。为战士们唱歌，她感到无比神圣，并为自己也能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出一份力而自豪。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刘淑芳随中央文化工作队来到江苏农村演出。一次，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她听到一位革命老妈妈为了保护新四军，一家六口人被国民党杀害的动人事迹后，激情难抑。在短短的午间休息中，她写成了歌词，配上南方曲调，并在下午为大家演唱了这首名为《歌唱段玉芳》的歌。后来她又用锡剧的曲调谱写成长达8分钟的叙事歌《铁骨红心段玉芳》，在南方各地演出，引起很大反响。那时候，她随文化工作队唱遍祖国各地，而每一片土地的乡亲们，都为她注入了艺术活力。她说：“广大的工农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刘淑芳完全进入了为人民唱歌的艺境。

出国演出

她用歌声感动了每一颗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刘淑芳最辉煌的时候。从1952年开始，刘淑芳随中国艺术团出国演出，足迹遍及欧、亚、拉美的20个国家。在阿根廷，接待艺术团的朋友知道刘淑芳想用原文演唱具有民族特色的歌曲，便为她请来了一位名叫奥·古阿拉尼的民间艺人。他唱了好几首阿根廷民歌，刘淑芳选中了《小小的礼品》。这首歌让刘淑芳特别感动，她练习了两天，哭了两天。她说：“唱这首歌，我不仅想到自己的母亲，还想到世界上千千万万个母亲，而且深深地感到，解放了的人民是最幸福的！”

中国艺术团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开幕式演出，正是阿根廷母亲节前夕。在柯龙剧院，聚满了上层社会的达官显贵。当他们听到刘淑芳用西班牙语演唱的《小小的礼品》时，惊讶得相互打听：“这么好的歌，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过？”演出后，奥·古阿拉尼含着眼泪对刘淑芳说：“作为民间艺人，我是很可怜的。我的歌能在柯龙剧院里演唱，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你，中国的艺术家，把我的歌带进了柯龙剧院。我感谢你。”

在印度尼西亚，刘淑芳学习并演唱了8首内容和风格不同的印尼歌曲。尤其是她用原文演唱的摇篮曲《宝贝》，引起了轰动。在雅加达连续演出40场，场场博得震耳欲聋的掌声。回国后，《宝贝》也成了中国听众最喜欢的歌曲，刘淑芳的名字也家喻户晓。无论是巴西的《在路旁》、智利的《红色戈比叶》，还是南斯拉夫的《深深的海洋》，只要一经刘淑芳演唱，就很快成为国内最流行的歌曲，让人百听不厌，久久难忘。意大利当代最著名的歌唱家贝尼亚米诺·吉里听了她的演唱兴奋地说：“你不仅是用声音用脑子在唱歌，而更可贵的是你用心在唱歌。”

一位智利评论家曾对刘淑芳说：“你们不远万里，带着你们真诚的心，使我们了解你们中国这个民族，是伟大的、热情的民族。你们的歌唱家能够用我们的语言唱我们的歌，说明你们对我们的感情之深、之真诚。”

过去刘淑芳对歌的看法还有大小之分，认为民歌是小歌，而歌剧、艺术歌曲是大作品，能够说明自己的歌唱水平。而《宝贝》这首小歌所引起的国内外轰动，使她真正懂得了歌的含义：“歌不分大小。一首歌如果真正表达了人心灵的东西，表达了人灵魂的东西，就会找到知音，引起共鸣。”

“文化大革命”

她被打成“黑帮”去扫厕所

“文化大革命”中，从未被历次运动冲击过的刘淑芳，也被扣上了“黄色歌女”、“白色专家”、“反动学术权威”三顶帽子，并且受到团长李凌的牵连。那时候批斗会时常开。几十人参加的是小会，几百人参加的是大会。每次批斗李凌，刘淑芳就作为“黑帮”一起站在台上陪斗。“低头！低头！让他们低头！”台下的人高喊着。刘淑芳就把头使劲儿往下低，直到看见自己的脚后跟。附近有所小学校，刘淑芳们每天劳动经过那里，小同学看见后就高声地说：“看哪，那是‘黑帮’！打倒‘黑帮’！” 每天吃饭的时候，她要看着吃饭桌上写着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反省……

曾经是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歌唱家，一夜之间就成了被批斗的“黑帮”，刘淑芳经历了两重天，遭受了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危机。

在“五七”干校，刘淑芳种地、帮厨、打扫厕所，样样干。由于劳累过度，得了腱鞘炎，一沾凉水，手指就钻心地疼。“有一次我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心里真觉得委屈啊。我哭了，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有一次，团里排练《沙家浜》，负责人分配刘淑芳搞服装。每次演出后，她要把上百件衣裤、绑腿、皮带和草鞋整理好归位。后来团里排《海港》，让她去买药棉，这可难坏了从不出门买东西、只会唱歌的刘淑芳。当时许多商店药棉脱销，她骑着自行车跑了好几天，也没买回药棉。负责人很不高兴地说：“你是干什么的？连个药棉都买不回来。”刘淑芳也不分辩，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

1967年，江青要搞红五月汇演，团领导通知刘淑芳说：“你准备独唱吧，唱什么歌，你自己挑。”刘淑芳受宠若惊，兴奋得不得了，积极做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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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王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