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她曾以一曲《宝贝》红遍祖国大江南北,红遍印度尼西亚。那时候,有她参加的歌唱音乐会便场场爆满,她唱一遍《宝贝》下不了台,再唱一遍《宝贝》还是下不了台……电台里反复播的是《宝贝》;《宝贝》的唱片一上市就脱销;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能随口哼出《宝贝》的旋律。但是,她也为所得到的巨大荣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北京双榆树东里小区的一座临街高楼,刘淑芳忙碌的身影,每天都会映入人们的眼帘,热情,开朗,活力无限;而刘淑芳优美的歌声,每天都从她家那个爬着藤蔓的窗口传出,悠扬,深沉,情愫绵绵……
与现在的许多当红明星相比,歌唱家刘淑芳现在的生活似乎显得太普通了:一个月不足2000元的退休金,就是她的酬劳;一个不足六十平方米的旧单元,就是她的“豪宅”;一日三餐青菜米饭,就是她的山珍海味;那个斑驳的楼道就是她的健身房,二十多层楼梯就是她的健步机。她的家具极其简单,甚至可以说有点儿简陋;只有那架古旧的钢琴和层层叠叠的乐谱可以为主人的音乐人生作证;只有一张张与领袖、总统、大音乐家的合影还在说明主人曾经拥有的辉煌。
但是有人这样说:“刘淑芳是一位歌唱家,更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聆听她的歌是一种享受,了解她本人是一种收获。”
抗日战争
她帮父亲为穷人发钱发粮
还在孩提时,歌声对刘淑芳就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家里有台留声机,叔叔姑姑放学回家,总是随它唱个不停。她虽然还小听不懂,却觉得那些歌好听极了。那时候,她把家里的留声机、风琴、小提琴和扬琴都当成玩具,不知疲倦地摆弄着。它们发出的每一种声音,都使她感到无比快乐。她听什么唱什么,走到哪儿唱到哪儿,上世纪30年代初流行的《毛毛雨》、《桃花江》等歌曲,被她唱得有了一种儿童的纯洁。四川人爱唱歌。一到夜晚,刘淑芳就钻进绑在竹林中的蚊帐里听歌。一首首山歌与山里的回声浑然一体,常使她沉浸在其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结束了刘淑芳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并使她幼小的心灵初步感知到,人世间不但有许多美好的事物,还有许多丑陋、肮脏、残酷的事物。那时候刘淑芳上小学四年级。她看见她家住的那条正街和几条邻街的墙上,贴满了各种抗日宣传画和传达室单。日本人用刺刀挑着中国小孩的照片,日本人放火烧村庄欺辱妇女的照片,让她感到十分恐怖。她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却保证不了自己的安全?她不断地问自己:中国人怎样才能不受日本人的欺负?抗日战争的残酷,使刘淑芳的眼底尽收悲惨的景象:田间长满杂草,山林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穷人成为乞丐而露宿街头。
刘淑芳的家最早是开店的,后来开了铁矿,是四川云阳县的两个首富之一。祖父信奉佛教,而且乐善好施,经常开仓济贫。每逢到了施粮施钱的日子,前街或后街便站满了乞丐,刘淑芳在祖父身旁拿着一把大勺子或一个小钱袋,帮祖父发钱发米。看着衣衫褴褛的穷人,刘淑芳就感到非常不平,心中的阴影很难逝去。这一时期给予刘淑芳启迪最多的,是一系列的抗日歌曲。《黄水谣》、《游击队之歌》、《工农进行曲》、《太行山上》、《毕业歌》等,渐渐萌发了她的爱国心,使她懂得了“国家”这两个字的含义。她随着学校宣传队到处演唱,不再把唱歌当作表演,而是表达一份爱国心。
为学唱歌
她不惜与父亲“针锋相对”
进入青年时代的刘淑芳,要求学音乐的愿望更加迫切。临近中学毕业时,她听说重庆有所育才学校可以学音乐,便向父亲提出书面申请,父亲坚决不同意,并固执地认定,她的选择是最没出息的,与做卖唱女相差无几。但刘淑芳坚持自己的主张说:“钱有什么用,我最看不起商人。我愿意为音乐流浪一辈子!”她的话让父亲非常吃惊,也非常生气,很长时间不能原谅。事后母亲对刘淑芳说:“你人还小,不懂事。你说他是商人不好,很伤他的心。没有你父亲在外面做事,我们一家人吃什么?他不同意你学唱歌,是因为他爱护你。”
刘淑芳的母亲知道父亲反对女儿唱歌,便常常提醒正在唱歌的刘淑芳:“别唱了,你爸爸要回来了!”她告诉刘淑芳,父亲的三弟就是因为不听劝告参加了一个剧团,被祖父赶出了家门,成了一个流浪汉。但是这时候的刘淑芳,认定自己想唱歌,要唱歌;只要能唱歌,就不怕受穷,就不怕无家可归。
中学毕业后,刘淑芳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到重庆,可惜错过了音乐学院的考期。在万般无奈之中,她想到有个姑姑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工作,就打算先到那里的文学系学习,等来年再考音乐学院。在去中央大学的路上,有一张贴在墙上的油印广告引起了她的注意。走近一看,上面写着“西南艺术高级职业学校图音科招生”一行字,使她喜出望外。她立即找到正在招生的西南艺术高级职业学校,而且一下就考上了。
那时候,刘淑芳一到课余时间,就要找个空屋子练歌,从不知疲倦。著名音乐家李凌老师常对别的同学说:“学音乐就是要迷。你们看刘淑芳,她对音乐多入迷啊。”
在西南艺术高级职业学校学完一学期之后,李凌老师找到刘淑芳说:“你还是要到音乐学院去学习。你应该跟更优秀的教师学习唱歌。”他把刘淑芳介绍到音乐学院的黄友葵老师那里。
从师黄友葵,使她在歌唱艺术上进入了新的阶段。每天天不亮,刘淑芳总是第一个跑进琴房,在破旧的钢琴上反复练习弹奏,粗糙的琴键常常磨破她的手指。那时候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重庆上空常有国民党的飞机盘旋,所以山坡上的每一座小琴房都涂上了黑色,一到晚上,黑黢黢一片,挺吓人。刘淑芳在琴房里点上一盏小油灯,弹啊,唱啊,虽然心里很害怕,但为了唱歌,每天坚持不懈。
临近暑假,学院举办“黄友葵学生音乐会”,让刘淑芳唱《托斯卡》、《蝴蝶夫人》选段。给她弹伴奏的老师说:“刘淑芳,你可别骄傲啊,黄老师班上那么多大同学都没唱独唱,你才来没多久就唱独唱了,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啊。”
演出那天,刘淑芳紧张极了,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别骄傲,否则就对不起老师了。”可是,从来不破音的刘淑芳,却在唱《蝴蝶夫人》最后结束音时破了。她心里难过极了,一下跑出学校,在嘉陵江旁,任凭眼泪不停地流。她对自己说:“刘淑芳,你一定要努力啊!”
参加工作
工农兵成了最好的老师
1949年重庆解放,已经留任重庆西南美专助教的刘淑芳来到北京,想到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她听说天津音乐学院举行校庆,就风尘仆仆地赶了过去。一进学院大门,刚巧撞上李凌老师。李凌听了她的歌说:“你唱得已经很好了。这里成立了音工团,你先到音工团来工作,我们再给你找老师,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有人见她犹豫不决,就劝她:“这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音工团,你一去就能成名。”可这时候的刘淑芳,脑子里想的不是成名,而是要学好唱歌。她对李凌说:“我先试试,等音乐学院考期一到,我还得离开这儿。”
参加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不久,刘淑芳随团到华北铁路段为职工演出,这使她一下开阔了眼界。每天在火车上排练、吃饭、睡觉,每到一处,就搭台演出,她感到既紧张又充实。每次演出,刘淑芳的节目都放在前面,可是经常在演出快结束时,观众中有人说:“那个小同志唱得很好,我们还要听。”于是刘淑芳就再次上台去演唱。而受到铁路工人的热烈欢迎,让刘淑芳充满信心,她高兴地对李凌说:“原来唱歌就是参加革命工作啊,那太好了!”
1951年,抗美援朝初期,刘淑芳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参加了以廖承志为团长的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在朝鲜战场,她亲眼目睹了战士们日夜作战的辛苦和生死未卜的危险,内心感慨万分。她热情地为战士们唱歌,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她第一次体会到,唱歌不仅仅是艺术,也是鼓舞士气的巨大力量。为战士们唱歌,她感到无比神圣,并为自己也能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出一份力而自豪。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刘淑芳随中央文化工作队来到江苏农村演出。一次,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她听到一位革命老妈妈为了保护新四军,一家六口人被国民党杀害的动人事迹后,激情难抑。在短短的午间休息中,她写成了歌词,配上南方曲调,并在下午为大家演唱了这首名为《歌唱段玉芳》的歌。后来她又用锡剧的曲调谱写成长达8分钟的叙事歌《铁骨红心段玉芳》,在南方各地演出,引起很大反响。那时候,她随文化工作队唱遍祖国各地,而每一片土地的乡亲们,都为她注入了艺术活力。她说:“广大的工农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刘淑芳完全进入了为人民唱歌的艺境。
出国演出
她用歌声感动了每一颗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刘淑芳最辉煌的时候。从1952年开始,刘淑芳随中国艺术团出国演出,足迹遍及欧、亚、拉美的20个国家。在阿根廷,接待艺术团的朋友知道刘淑芳想用原文演唱具有民族特色的歌曲,便为她请来了一位名叫奥·古阿拉尼的民间艺人。他唱了好几首阿根廷民歌,刘淑芳选中了《小小的礼品》。这首歌让刘淑芳特别感动,她练习了两天,哭了两天。她说:“唱这首歌,我不仅想到自己的母亲,还想到世界上千千万万个母亲,而且深深地感到,解放了的人民是最幸福的!”
中国艺术团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开幕式演出,正是阿根廷母亲节前夕。在柯龙剧院,聚满了上层社会的达官显贵。当他们听到刘淑芳用西班牙语演唱的《小小的礼品》时,惊讶得相互打听:“这么好的歌,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过?”演出后,奥·古阿拉尼含着眼泪对刘淑芳说:“作为民间艺人,我是很可怜的。我的歌能在柯龙剧院里演唱,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你,中国的艺术家,把我的歌带进了柯龙剧院。我感谢你。”
在印度尼西亚,刘淑芳学习并演唱了8首内容和风格不同的印尼歌曲。尤其是她用原文演唱的摇篮曲《宝贝》,引起了轰动。在雅加达连续演出40场,场场博得震耳欲聋的掌声。回国后,《宝贝》也成了中国听众最喜欢的歌曲,刘淑芳的名字也家喻户晓。无论是巴西的《在路旁》、智利的《红色戈比叶》,还是南斯拉夫的《深深的海洋》,只要一经刘淑芳演唱,就很快成为国内最流行的歌曲,让人百听不厌,久久难忘。意大利当代最著名的歌唱家贝尼亚米诺·吉里听了她的演唱兴奋地说:“你不仅是用声音用脑子在唱歌,而更可贵的是你用心在唱歌。”
一位智利评论家曾对刘淑芳说:“你们不远万里,带着你们真诚的心,使我们了解你们中国这个民族,是伟大的、热情的民族。你们的歌唱家能够用我们的语言唱我们的歌,说明你们对我们的感情之深、之真诚。”
过去刘淑芳对歌的看法还有大小之分,认为民歌是小歌,而歌剧、艺术歌曲是大作品,能够说明自己的歌唱水平。而《宝贝》这首小歌所引起的国内外轰动,使她真正懂得了歌的含义:“歌不分大小。一首歌如果真正表达了人心灵的东西,表达了人灵魂的东西,就会找到知音,引起共鸣。”
“文化大革命”
她被打成“黑帮”去扫厕所
“文化大革命”中,从未被历次运动冲击过的刘淑芳,也被扣上了“黄色歌女”、“白色专家”、“反动学术权威”三顶帽子,并且受到团长李凌的牵连。那时候批斗会时常开。几十人参加的是小会,几百人参加的是大会。每次批斗李凌,刘淑芳就作为“黑帮”一起站在台上陪斗。“低头!低头!让他们低头!”台下的人高喊着。刘淑芳就把头使劲儿往下低,直到看见自己的脚后跟。附近有所小学校,刘淑芳们每天劳动经过那里,小同学看见后就高声地说:“看哪,那是‘黑帮’!打倒‘黑帮’!” 每天吃饭的时候,她要看着吃饭桌上写着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反省……
曾经是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歌唱家,一夜之间就成了被批斗的“黑帮”,刘淑芳经历了两重天,遭受了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危机。
在“五七”干校,刘淑芳种地、帮厨、打扫厕所,样样干。由于劳累过度,得了腱鞘炎,一沾凉水,手指就钻心地疼。“有一次我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心里真觉得委屈啊。我哭了,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有一次,团里排练《沙家浜》,负责人分配刘淑芳搞服装。每次演出后,她要把上百件衣裤、绑腿、皮带和草鞋整理好归位。后来团里排《海港》,让她去买药棉,这可难坏了从不出门买东西、只会唱歌的刘淑芳。当时许多商店药棉脱销,她骑着自行车跑了好几天,也没买回药棉。负责人很不高兴地说:“你是干什么的?连个药棉都买不回来。”刘淑芳也不分辩,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
1967年,江青要搞红五月汇演,团领导通知刘淑芳说:“你准备独唱吧,唱什么歌,你自己挑。”刘淑芳受宠若惊,兴奋得不得了,积极做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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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王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