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来,邓玉华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大小矿山。有时一天要演出7场,要唱四五十首歌。
●1978年,邓玉华被评为全国煤炭战线“劳动模范”,被几十个矿区授予“荣誉矿工”的光荣称号。
●她不是《情深意长》的原唱,而是第三位。周总理提议让她唱。
●从傅庚辰找她唱《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到唱《映山红》,她已与傅庚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每当人们唱起:
五彩云霞空中飘,
天上飞来金丝鸟,
红军是咱们的亲兄弟,
长征不怕路途遥。就会想到邓玉华;每当人们唱起:
太阳出来照四方,
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
太阳照得人身暖,
毛主席思想的光辉,
照得咱心里亮。还会想到邓玉华;每当人们唱起: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更会想到邓玉华。记者在学生时期就会唱这三首歌,邓玉华老师更是记者的偶像。有一天,记者终于采访到邓玉华老师时,又想到了这三首歌。但是,邓玉华演唱这三首歌的幕后故事,而且许多人并不了解的是,50多年来,她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大小矿山。为此,记者利用这次采访的机会,从她为矿工演出的故事,以及她不为人知的艺术生涯进行了比较详实的采访。记者也很好奇。于是,邓玉华老师向记者介绍了她的艺术人生。
她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大小矿山
最多时一天演唱7场
50多年来,邓玉华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大小矿山。与煤矿工人有着血肉相连的不解之缘。在国家困难时期,由于缺少粮食,酿酒也很少,煤矿工人喝不上酒了。邓玉华说:“矿下终年阴冷潮湿,矿工靠喝酒,一是抗潮湿,一是暖身体。没有了酒,对矿工很有害。”有一次,邓玉华到北京饭店演出见到了周总理。她向周总理反映了矿工没有酒喝,对他们身体没有好处的情况。邓玉华说:“这次见面之后,没有多长时间,煤矿工人喝到了酒。”邓玉华将下情向上传达,就得到了周总理的重视和解决。邓玉华说:“这说明周总理对矿工的关心不是停留在嘴上,而是很快布置,得到落实。”
她不仅下情上达,更主要的是为煤矿工人演出,一年演出300多场。下矿山演出,由于考虑到矿工的倒班和食堂、医院的工作人员的要求,她几乎每天都演出两三场,有时一天要演出7场。她每场要唱六七首歌。有时一天要唱四五十首歌。多少次,她穿上矿工服,头戴矿灯,在井口、巷道、掌子面为一线演唱。多少次在食堂帮助擦桌、洗碗,在厨房为工人演唱。有时风沙弥漫,为了让矿工们舒适地观看,邓玉华宁肯用加倍的气力,自己逆风演唱。夏天在室外演出,蚊子叮在脸上,飞进嘴里,她眉头也不皱一下,照样全神贯注地演唱。有一次,在宁夏石炭井煤矿, 邓玉华去医院为伤员演出,在一个病房里,只有一位正在做牵引治疗的煤矿工人。她走到这位煤矿工人面前,亲切地问他:“想听什么歌?”这位煤矿工人说:“我最想听熟悉的《地道战》插曲。”邓玉华刚唱了头两句:“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这位煤矿工人就泪流满面,未等她唱完,激动地拉着她的手说:“要是在旧社会,像我们这样的叫花子早就被扔到了万人坑了。可现在我受了伤,党这样关心照顾我,还派你们来为我演出。我要争取早日把伤养好,加倍努力,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
1978年,邓玉华被评为全国煤炭战线“劳动模范”。她还被辽宁抚顺矿区、内蒙古霍林河矿区、山东枣庄矿区、山西大同矿区等几十个矿区授予“荣誉矿工”的光荣称号。
她毛遂自荐踏入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
为此后演唱事业打下基础
1942年11月6日邓玉华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3岁的时候,邓玉华便常常站在自家的大炕上,给爸妈唱《小白菜》,唱“小小姑娘,早早起来,手提花篮上市场”,小小的人儿,在炕上载歌载舞,直把爹娘逗得前仰后合。小学是在西城区广宁伯街小学度过的。邓玉华对记者说:“我父亲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工程师。他自己攒了一个电匣子,就是收音机。我从小就爱唱歌。我就在电匣子听歌曲。电匣子有儿童节目,经常播放儿童歌曲,我就跟着唱。电匣子还有教儿童歌曲的,我就跟着学。”
邓玉华8岁那年,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成立,听到电台里飘出优美的童声合唱,她先是趴在收音机前,跟着一起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渐渐地,她开始羡慕那些合唱团的孩子们,想着如果有一天,能跟他们站在一起齐声歌唱,该多好。这渴望一天天疯长起来,终于使得邓玉华提起笔来,给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写了封信。那年她上小学四年级。信是这样写的:“我是北京西城区广宁伯街小学的学生,今年10岁,我特别喜欢唱歌,希望参加你们团,请老师收留我。”在信封的邮寄地址一栏,她郑重写上“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老师收”,看着信封滑进了邮筒,才轻舒了口气,像是了了一桩心事。信虽然寄出去了,可能否收到回音,邓玉华不知道,也没去想,只是照常上学、玩耍、唱歌,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甚至忘记了自己还写过这样一封信。
然而,有一天,一位老师告诉邓玉华,校长找她,让她到校长室。想到“只有调皮捣蛋的学生才会被校长‘提审’”,邓玉华忐忑不安,以为自己一定犯了什么错,要挨训了。令她吃惊的是,校长一改往日的严肃,和颜悦色地说:“邓玉华,你是不是给中央广播少年合唱团写信了?”邓玉华说:“是啊,我写了一封。”校长指着坐在一旁的两位大人对邓玉华说:“这就是合唱团来的老师,找你来了,想听你唱歌,也想听听其他同学唱歌。”邓玉华这才看到屋里还有其他人,听说是合唱团的老师,顿时高兴得开了花,拉开架式,就一首接一首的唱开了。老师们听得认真,却不置可否,临走时说“等通知”。没几天,通知下来了,邓玉华所在的小学,被录取了两名。邓玉华和同班的另一位同学。
进了合唱团的邓玉华,从最基本的音乐理论学起,如鱼得水,很快凭着自己的聪敏用功,成为团里出类拔萃的孩子。不久,她被分到教歌组,去电台教全国的孩子们唱歌了。“小荷才露尖尖角”,邓玉华在少年合唱团度过了五年的时光。她从少年转变为15岁的青年,也不能在少年合唱团演唱了。但在少年合唱团的日子里,邓玉华于快乐中日有所获,为此后的演唱事业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她又毛遂自荐走进中国煤矿文工团
不到20岁的她灌制第一张唱片
邓玉华小学毕业后,她就想上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附中。她说:“一是那里学费便宜,二是又可以唱歌。三是想当音乐教师,解决一下家里的经济困难。因为家里孩子多。”可这一年的暑假,全国各文艺团体到北京广泛招收学员。所招学员不仅管吃管住,还有工资,还能当学员,又能唱歌。邓玉华听到这个消息,自是欢欣雀跃。全国这么多文艺团体,考哪个好呢?邓玉华首先想到了中央歌剧舞剧院,因为她看过他们演的《白毛女》,很羡慕演员在台上既能演又能唱,而且她还经常看到剧院的一个演员到对面街坊家串门,那么,对面街坊一定也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了。于是,邓玉华敲开了对面街坊家的门。“阿姨,我特别喜欢唱歌,我初中毕业了,想考你们团。”邓玉华开门见山,说明来意,一双清亮眸子热切的瞅着对方。“我经常听你在家里唱歌,你嗓子挺好。可你知道我是哪个团的吗?”阿姨笑嘻嘻得拉她进了屋。“你不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吗?”“不是,我是煤矿文工团的。”“是不是那个卖煤球的文工团?”“不是,我们是专门为挖煤的矿工服务的。非常辛苦,常年在基层为工人演出,但我们团条件很好,而且团里也正在招生,你怕不怕苦?”“不怕,能唱歌就行。”一问一答之间,邓玉华弄清了,便决定先去那个为“矿工服务”的文工团试试身手。
在街坊阿姨的热心安排下,邓玉华按照约定的时间,辗转坐了好几趟车,赶到了当时文工团所在地——大黄庄。进到指定的房间,许多人已经坐在那里,等着听歌。邓玉华气定神闲,把会唱的歌全唱完了,立在那里等着听评语。“我们欢迎你到团里来,你看明天就来上班,行吗?”团长跟其他人商量后,和蔼得征求邓玉华的意见。“呦,这是我第一个来考的团,我还想去考考别的团呢?”16岁的邓玉华,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录取了,担心漏掉其他的机会,心里一急,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便冲口而出。“你就别再考了,我们团挺好的,好多国家性演出我们都参加,还经常给毛主席、周总理演出呢。”团长并不生气,好言相劝。见邓玉华咬着嘴唇,仍不说话,团长继续“利诱”道:“别的演员来这里16块钱,你来,我们给你18块;别的演员来了,到月底发半个月工资,我们发你一个月工资。你今天回家,我们派人开车送你回家,跟你爸妈商量商量,你看好不好?”看着团长可亲又热诚的脸,邓玉华不由得感动起来,说了声:“那,我就来咱们团吧。”至此,邓玉华成为一名首都舞台上年龄最小的独唱演员。
1962年,不到20岁的邓玉华灌制第一张唱片《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毛主席是咱社里人》。邓玉华说:“作者通过煤矿文工团找到我,希望我能试唱这首歌。我一唱就被它吸引住了。”
经常到中南海怀仁堂、紫光阁演出
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赞扬
邓玉华说:“煤矿文工团与其它文艺团体经常到中南海怀仁堂给毛主席演出,到紫光阁给周总理和一些部长们演出和跳舞,也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教诲和关怀。”因此,尽管当时邓玉华还很年轻,但是被称为出道早,成名早,出唱片,时常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歌曲。
著名歌唱家王昆曾经说过:“其实小邓年纪不大,她1959年才成为专业演员。当年在资深歌唱家的行列中,老同志中有的已有20多年的舞台经历了。那么,为什么在人们的印象中邓玉华是一位老歌唱家呢?我有这个错觉,是因为她演唱的曲目几乎都是我国三个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歌曲。小邓没有参加抗战的经历,但她为表现抗战时期军民生活的电影、电视剧录制过不少歌曲,这些歌曲都是在人们的心中生了根。邓玉华的演唱风格是属于我们这些从解放区开始就形成的民族唱法行列的一个。她唱得朴实无华,坦率真实。她的发声方法是属于老歌唱家的那种,自然、痛快,不雕琢,不拿捏的‘草根’风格的一种。这种唱法不千人一面,千人一声,而是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特点。有时候我想,不知道是由于小邓的声音的甜蜜而把几首歌唱红了?还是几首歌把小邓的嗓子‘训练’的甜美了。小邓年纪不大,正赶上(上世纪)50年代,我国文艺处于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小邓比我小20多岁,但她遇到了这个好年月,有几次我们同在周总理面前聆听他的教导。从那时至今,每想起当时的情况,觉得我们都是幸福的人。”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