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自怀胎分娩做了母亲，就踏上了哺育儿女、为儿女操劳的漫漫征途，哪怕到她生命的尽头，依旧有满腔无声的牵挂和爱。

侥幸在拮据艰难的岁月里存活下来的体弱多病的五兄妹，则成了我母亲一生“甘愿并痛苦着”为之付出的重轭。为了我们，她耗完了自己的青春和全部。

母亲是受媒妁之言别无选择地嫁给了父亲。父亲的脾气是点火就着，平时说话也像打雷似的。他们俩打了一辈子的架，母亲曾不止一次地流着酸楚的泪水说：“要不是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孩子，我早骑着马儿走了。”不幸的婚姻，注定了母亲一生都无法逃脱悲伤。

平凡、平实、平常的母亲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一个“穷”字。她新婚时，只有一间低矮破旧的土窝。回门时，小脚祖母威严地指挥一伙人叮当五四地将洞房里借来结婚用的摆设全部搬走了，连挂着双喜字的门帘儿也卷跑了。家徒四壁，挑门另过，家里穷得连耗子也不进，欠生产队的债，滚成了小山。

母亲是任劳任怨的耕牛，默默地在岁月的田野里超负荷耕耘，挤出的是奶与血，自己尝遍了人世间的苦楚。

半大脚儿的母亲，每天与爷们一道起早贪黑地下大田里劳作，一天也只能挣上7.5工分。而且，每每收工回来，汗珠未干，她又无怨无悔地承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深夜，还要在灯下纳鞋底、织纱活儿，一针针的，直到月上三竿。

都说儿的生日娘的难日。母亲生了十七胎，尽管只有我们兄妹五人存活，但每一次生产，都把多灾多难的母亲一次又一次推向鬼门关。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我们兄妹五人，全都是靠母亲熬的白面糨糊，一勺勺、一口口喂大的。

小时候，更为难熬的是寒风呼啸的漫长冬夜，家里缺烧少棉。上小学前，母亲、我和弟弟妹妹四人滚土炕，同盖一床破旧的棉被。每晚，母亲只得侧身而眠，露出她半个身子。三更里，她时常被冻醒，她却悄无声息地为孩子们掩好被角儿，用她暖暖的软软的胸膛和厚实的脊背偎着她幼小的儿女们。

日子的清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几个孩子在童年时，别提什么玩具，就连一分钱的糖块，一年也难得吃上一块。但是，隔三岔五地，母亲收工回家，总会变戏法儿似的从袖筒里，带回几个蚂蚱、小鸟、柳笛什么的，逗我们开心。

我家房后就是村大队的院落。“文革”岁月里，地富反坏右差不离天天到大队部院内集合。不是挨批挨打，就是去劳动改造。这时，母亲就主动地给他们提来了瓷碗和一壶开水。遇见打人的场面，母亲就不顾一切地跑过去，和颜悦色地劝解：“轻点，好歹是一庄人呢，过去他们有不是，慢慢改。”

那时，我正直的母亲并非敌我不分，也不是先知先觉于以后的人世变迁。而是，她行为处事，始终遵循着她的原则：本份，与人为善。她善良的心地，容不得别人吃苦、受罪，宁愿世上所有的苦水都注入她自己的心中。

几十年来，母亲一直用她本份的无声的行动，教育着她的儿女该怎样做人，怎样生活和处世。母亲用她的心、她的血、她的品德，沉淀成她儿女们骨中的钙、血中的铁、汗中的盐。她的善良，她的爱早已在儿女的心中生成一棵树，生根，抽芽，一个又一个冬夏。

我的母亲大名叫陈月敏。

□杨保川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