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菊隐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导演之一。

焦菊隐先生曾经是人艺总导演、副院长。以焦菊隐为首的人艺四大导演，

创作了《茶馆》、《龙须沟》、《雷雨》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

创立了人艺流派和人艺风格。

清明节前，

焦菊隐先生的小儿子焦世宁回忆了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

在焦世宁的眼里，

父亲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

更是一个充满了慈爱的好爸爸……

48岁的儿子， 再现46岁父亲形象

北京卫视播放的纪念人艺建院60周年大型人文纪录片《人民的艺术》，在其中的情景中，48岁的儿子再现了46岁时父亲焦菊隐先生，他成功地扮演了父亲焦菊隐。

“因为我比父亲胖些，头发也短些，不像，但导演说重要的是您在演父亲。于是，我的短发由发型师用小电夹烫了一个小时，再用发胶、发蜡、摩丝，几乎能用的都用了，才整理好，远看还可以。说来也怪，在我扮演的过程中，父亲的音容笑貌一下子在我的心中变得鲜活，心里忽然感觉到父亲就站在我的身边……”

追溯焦菊隐走过的路，似乎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耐人寻味的样本。他一生虽然结过三次婚，也有很多情人，但只有一个是他的最爱，他爱得那么执着，那么投入，那么深沉、狂热、细致、永恒，直至最后献出了全部财产和生命。这个最爱就是“戏”。而那个能创造出至真至美的舞台，才是他精神最后的归宿！“无论怎么说，我父亲是一位挑战者，创新者。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戏剧事业。我觉得，这就是伟大的艺术家与著名艺术家的区别。”

“当然父亲的生活阅历也决定了父亲的成功。曾祖父是咸丰皇帝托孤的顾命大臣之一。顾命大臣中，为首的肃顺被杀，焦先生的曾祖父相对幸运，只被判决发配新疆，而且还是缓期执行。但无论如何官没了，于是就隐居起来。所以父亲出生时，家庭环境很不好。后全靠在邮局工作的大哥资助他。因为生活经历的坎坷，所以父亲对自己的第一部话剧作品《龙须沟》把握十分到位，使这部话剧最终成为人艺和他自己的经典之作。第二是性格决定的。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都很负责任。他是个极细致的人，把这股劲用在做话剧上，怎么能不出精品！第三是天赋。我们家的阿姨洗了很多床单被里，晾在绳子上，然后就出去了。这时候，父亲从屋里踱出来，走到晾晒的东西旁边，伸出头用鼻子闻了闻，然后对母亲说：这位阿姨行，洗衣服洗得干净，没有肥皂味。还是那句话，普通人谁会想到用闻味来界定洗的东西干净与否呢？一般人是看，父亲却闻，这与文艺理论中所说的‘通感’——‘把不同感官的感觉沟通起来，借联想引起感觉转移’是通的。家庭琐事都能不自觉地用上文艺理论，不是天赋又是啥。”

一封家书，

凝聚了万般父爱

回忆往事，尤其是童年的往事，会成为人们最美好的记忆，而焦世宁记忆深处有太多父亲的影子，多少年过去了，他说父亲蕴含大海一般深沉的父爱至今让他难以忘怀，尤其是留给他的那封家书，如今竟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他说自己多年来一直都把它带在身边，看到它，就像看到了他的父亲，看到了父亲对他的殷切的希望。

那是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中，焦菊隐先生在北京市文化系统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再一次被定为顽固不化的、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次几乎让焦先生彻底绝望了。

“此时，我的爸爸视力也越来越差了，看书和写字都很费劲儿。”但是即使这样，焦菊隐先生仍然用充满童心童趣的笔触给儿子世宁写信。

“宁宁：你今天早晨走得太匆忙了，爸爸又病病歪歪，没有来得及叫你吃一口东西再走，你又没睡好，爸爸不放心，怕你又晕车，在路上出事，爸爸心疼，直流泪。爸爸一生病，你在这里就苦了。不得吃，不得喝，还得受大人、孩子们的气。希望你有志气，当毛主席的好学生，长大争口气。回去把作业补齐，多睡觉。

临走，衣服都没有干。你走后，发现黄衬衣收在箱子里，没有叫你带走。再来又得两星期了，那时天气怕有些冷了。所以，爸爸决定，本星期六下午三时半，到白广路2路汽车站，把你的衣服全送去。如果那天爸爸病好了，就带你去吃一顿晚饭；如果病不好，见完面我就回来了。定下心来上学！争气，当好学生！！！祝进步！爸爸

1974年，8月13日，星期二下午。”

一个深爱儿子的老父亲，在信中惦忆着孩子的胃口和身体，还估计到孩子不认识的字上细心地标注上了汉语拼音。

“直到19岁那年，我去日本留学，妈妈才把这封信交给我。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一封家书。现在，信里的哪个字，哪个标点符号在哪，我都记忆深刻。多少年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我都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看到它，就像看到了我的父亲，看到父亲对我殷切的希望……”

“1975年，我爸突然感到胸部疼痛住进了协和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动手术已无济于事了。医生没有告诉他，可他懂拉丁文，一看病床上的卡片，他就明白了。父亲一直很坚强，他提出要见见远在陕西插队的大姐。大姐赶到他的床边，他吩咐说：我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要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生的著作都写得多，可惜全是交代自己反动罪行的材料。现在我的来日不长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但还有一些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一定要把它留给后人。我自信自己还可以再活两年，你要把我说的都记录下来……这可要为难你了，孩子！大姐做好了一切准备，还买了一个像样的大本子和一支钢笔。没想到，连这一最后的愿望都无法实现就离开了人世……”此时，焦世宁先生沉默了好几分钟，他独自往自己的杯里续茶，一口一杯，再慢慢地咽下去，眼里满含泪水。

老来得子，

父亲兴奋得脱掉衣服举杯狂奔

焦世宁先生坦言，他的父亲对他的疼爱真是世上少有。

1964 年，焦菊隐与舞蹈演员潘小丽结婚了。家就安在干面胡同人艺宿舍的一个小跨院里。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焦菊隐先生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光，因为他们夫妇将迎接世宁的到来。儿子世宁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由于社会的动荡，生活的飘摇，焦先生第一任太太为他生下的两个儿子都不幸夭折，痛如乱箭穿心，让人难忍。一晃好几十年后，他的第二任太太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儿，虽然他对两个爱女如心肝宝贝对待，但内心深处还是祈祷着有个儿子的。

那天，当焦先生接到医院来的电话，被告知自己再次当了父亲且是个男孩时，他竟脱掉了外衣，举着酒杯，在自家的小院子里狂奔，并忘形地喊：“我有儿子了！”此刻，老来得子，59岁的焦先生是何等的幸福。

两年美好的生活很快就滑过去了。到了1966 年初，焦菊隐一家也没有能逃脱厄运。焦世宁谈起这段时间，明显感到心情的沉重。他说：“父亲受折磨时，我才两岁。他是第一批被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而关进牛棚的……”

那时，从小聪明活泼的世宁对忽然见不到面的父亲那张慈祥的面孔而恐慌过。还好，他是一个很安静的孩子，即便自个儿在院子里玩泥巴也会玩上大半天。他记得家里养过一只可爱的小猫，“整天陪伴着我，我每天给它喂水、喂食。它高兴时在我面前打滚儿，我视它为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有一天，小猫不见了，我着急地到处找它，不停地问妈妈∶‘我的小猫呢？’妈妈只是一个劲儿流泪，她无法告诉我，是造反派逼着她亲手把小猫给掐死了。那时，我妈把小猫偷偷地葬在我家门前的一棵小树下，夜里没人时，妈妈会去树下看望它，跟它说说话，妈妈痛苦得快要崩溃了……紧接着，就是红卫兵不许我妈拉窗帘，理由是要日夜监视我们的行动。”

“妈妈没有工作了，为了生存，她去做过临时工，干的都是男人干的活。她干过瓦工、焊工、木工等工作。一次不小心，胳膊还骨折了。医生建议她把胳膊锯掉算了，可妈妈想，我儿子谁来照顾，说什么也不让大夫给锯掉，她一次又一次地将接错的胳膊在没有麻药的状况下拽开重新接。也可能是老天有眼，妈妈的胳膊竟奇迹般地保住了。”说起这些，他的声音几乎哽咽。

“眼看着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爸爸为了保护我。对妈妈发话，你们逃命去吧。妈妈痛在心里，只好违心地跟爸爸离了婚。”这么小的孩子就失去了幸福的童年，失去了父爱，父亲的内心更在滴血。

“但我们仍然摆脱不了焦菊隐的小老婆与狗崽子的身份，妈妈无奈，只好嫁给了一个根红苗正的造反派头头。在那个家里，他们全家仍把我看成反革命的儿子——一个狗崽子。他们想让我改姓，但是妈妈不同意，妈妈是用自己的牺牲来换我的平安，她要为爸爸留下这条根，因为只有妈妈知道，在生下我的那一刻爸爸是多么高兴……” 世宁说起妈妈的爱，至今感激不尽。

印象最深的是

爸爸教他对书籍的爱护

很久之后，焦菊隐终于离开“牛棚”，在周末，总算可以看见小儿子了。那时，他住在史家胡同人艺大院宿舍大楼后面的一间小屋里。那里终日不见阳光，又阴又潮，且离公用厕所很近，墙上都是霉斑。每个周末，是父子俩相处最幸福的时光。

焦世宁说，他印象最深的是爸爸教他对书籍的爱护。

“我爸爸告诉我，书是最好的老师，最宝贵的财产。我每星期六到爸爸在人艺宿舍的小屋，星期日爸爸送我回去。每次到爸爸家时，这一星期出版的连环画都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那时父亲也带我去东四新华书店，在街上对人总是笑嘻嘻的。他去书店买最新出版的小人书，然后细心地包上书皮儿，告诉我，看书看到一半时要用书签，看书时不要折坏书角，对书要爱护。他还告诉我怎样按出版日期、书的大小放回书架上。爸爸那时也带我去颐和园，爸爸会指着长廊上的每一幅画， 给我讲画的由来和画里的故事。有一次，我得到了一张进步生的奖状，当我把这张小奖状给爸爸看时，他竟举着这张小纸在小屋里转来转去，最后选了一个最显眼的地方，把小奖状贴了上去。父亲夸我：宁宁，你进步啦！你有进步啦！现在我才体会到，我爸最高兴的是，他看到儿子也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获得荣誉了。所以，我那时很守规矩，而且也努力地做好每件事。记得有一次，我功课没有做完就跑去看打架，回来后被爸爸大骂一顿。我第一次看到爸爸那样严厉，这也是爸爸唯一一次对我发脾气。爸爸还教我做人的礼貌，对长辈的尊敬，就是对姐姐，也要称‘您’。”

那么，是什么时候才发觉自己的父亲是位艺术家的呢？“我记得是读初中二年级时，我们语文老师让我们每人写一篇有关父亲的文章。当时老师看了我写的作文后，非常兴奋地说：“啊，焦菊隐，你父亲竟是大艺术家焦菊隐，真了不起啊……”

父辈的辉煌，

仍在眼前

19岁时，远在东洋的世宁的外婆打来越洋电话，希望世宁和妈妈一起到日本，在外婆身边学习与生活，从此，世宁一下子离开祖国26年，整整26年呀！他人在日本，心系祖国，通过自己的公司把中国的气功、中医等一系列真正的传统文化介绍到了日本。

“我在国外时，通过网络搜集到《人民日报 海外版》的‘人艺往事’专栏，读到了《焦菊隐先生一无所有时留给儿子玻璃弹球》一文，那是他童年时发生的而他本人却不知道的故事 ，那个故事一下子把他带入童年往事中，久久不能平静。回到国内，他迅速找到濮存昕夫妇让他们帮助他终于找到了该文的作者牛响玲。他们是在人艺的大院里长大的，见面亲切如故。他们一起谈了很久，“‘文革’开始时，我两岁，父亲去世时我十岁。我曾经认为父亲除了带给自己许多的苦难以外，没有留下什么，现在长大成人以后才发觉，父亲不但留给自己，而且留给中华民族一大笔宝贵的财富……如果我爸再坚持一年，他看到了希望，就决不会这么匆匆地离去了……”

一天，世宁对响玲说∶“响玲姐，我不走了。如果我为我父亲做一些事，你会帮我吗？”“那还用说，我会尽我的最大努力。”于是，响玲带着世宁拜见了“名人俱乐部”的秘书长宝世宜。她是成吉思汗的后人，一直在从事着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而且是自发的。她为人正直、热情，得知是焦菊隐先生的公子从日本回来了，非常重视，在家中约了朋友，准备了饭菜，“欢迎会”带给了世宁极大的温暖。

在宝老师的支持下，2009年 5月 19日，在宝老师的私宅召开了“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研究中心暨焦菊隐戏剧艺术研究中心”成立的预备会。当天请来了北京人艺的部分老艺术家，金雅琴、吕恩、蓝荫海、李滨、秦在平等，中国人艺导演唐宇，还请到了老舍先生的长女、老舍纪念馆的馆长舒济，著名画家袁运生夫妇，画家张铭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翠年，原中戏教师艾幸，吴祖光的女儿吴双等。当天有事无法到会的北京人艺艺术家苏民、蓝天野、牛星丽、濮存昕、杨立新等，纷纷打来电话关心此事。在会上老艺术家们争先发言，回忆了当年焦先生在排戏中对他们一点一滴的要求。舒济在发言中回忆了老舍先生当年与焦先生的多次合作，产生了像《龙须沟》、《茶馆》这样不朽的剧目。吕恩阿姨在回忆到焦先生的一生坎坷时流下了滚滚热泪……

他为父亲寻到了一块墓地，于2008年12月31日隆重地安葬了父亲。如今，他和牛响玲成了夫妇。他告诉记者：“这两年来，我和夫人牛响玲虽然不是人艺的工作人员，但我们的父辈是人艺人，就跟孩子孝敬父母一样的心情，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为人艺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他意志坚定地说，父亲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戏剧，为了传承中国的话剧事业，传承话剧的精神，继续父辈之志，他要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父亲没有完成的事业，比如，他正准备筹拍一部纪录片《焦菊隐》，为此，他们夫妇一直在努力地打拼，终日地奔波。

“人艺建院60周年之际，人艺托我给两位在美国定居的姐姐致电回来参加庆祝活动，她们现在都是60岁的人了。由于时间太紧，都没有来得及参加此次活动，所以我就代表两位姐姐参加了庆典活动，在人民大会堂的盛会上,我本人替父亲领取了奠基人杯。”焦世宁说：“北京人艺是几代人打拼出来的剧院，这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场，无论这些演员在外面成了多大的腕儿，回到剧院也能低头，这是一个伟大的剧院……”

□彭立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