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0、11版）

1949年2月，中野被编为三个兵团——第三、第四、第五兵团，父亲任第四兵团司令兼政委。4月24日，父亲率四兵团于渡过长江，挺进浙赣线，解放了南昌。1933年3月，父亲曾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旋被押往南京，一个月后，又被解往南昌。此时，蒋介石正在南昌。他本来是想以校长身份，劝说父亲归降。哪知父亲对他开出的种种优厚条件，非但不屑一顾，还当面大骂蒋介石是独夫民贼，搞得蒋介石下不来台，恨不能将我父亲立刻杀掉。可我父亲又曾救过他的命，更有宋庆龄等人不断地给他施压。他也怕杀了我父亲会被全天下的人鄙视，是以只好又让人将父亲押送回南京。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营救，父亲终在被捕两个月后，重获自由。当年，父亲在离开南昌时，曾有人对他说道：“希望你能再来。”父亲朗声回答说：“我若再来，一定会带十万部队来！”16年后，父亲果然没有辜负当年之壮语，带兵攻克了南昌城。

随后，父亲又挥师两广，进军云南，千里大追歼，一路催枯拉朽，势如破竹。将盘踞在广东的国民党军余汉谋部、广西的国民党军白崇禧部和滇南的国民党军汤尧部，横扫出局，并活捉了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至1950年2月，解放云南全境。2月下旬，父亲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政府主席。十多天后，他又亲自指挥了铲除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西昌，全歼了国民党军3万余人，为历时3年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父亲的部队，转战13省，歼敌超过70万人，解放城市306座。

当战争的硝烟在中国大地上渐渐散去时，父亲却又走上了新的战场。1950年6月，中共中央应印支共产党总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也是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和父亲建立了革命友谊的胡志明之请，同意由父亲率领中共中央工作组赴越，协助越军抗击法国殖民军。7月7日，父亲离开昆明，前往越南，随行的有十几个参谋和一个警卫队，还有一个运输队。他们先是乘车在我国境内走了大约一个星期，又骑马走了四五天，这才跨过了边界线，进入越北丛林。

进入越北丛林之后，马也不能骑了，穿林、爬山，都得走着。当时，正值雨季，道路十分泥泞，十脚下去会有八脚踩进烂泥里，要费好大的劲才能拔出来。父亲的两条腿原来都负过伤，他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努力。丛林里还有大量毒虫出没，如被咬到一口，后果不堪设想。父亲后来回忆说：“那次去越南，真比长征还苦。”

父亲在越南工作了3个多月，不仅将越共领导下的原来一直处在游击队阶段的越南卫国军，改造成了一支正规军，还组织、实施了边界战役，一举歼灭法军8000余人，收复了5市13县，打通了中越两国之间的交通线，使战场的主动权转移到了越南卫国军手中。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当时在越南丛林里的父亲，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11月初，父亲回国向中央汇报越南的情况。汇报完后，又主动请缨，入朝作战。1951年3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父亲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3兵团司令员、政委，协助彭总指挥作战。1952年4月，彭总回国治病，父亲又以代司令员的身份全面接管了志愿军的工作。上甘岭一役，毙俘美军两万五千余人，击落敌机270余架，击毁击伤敌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14辆，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1952年6月，朝鲜战局进入僵持阶段。父亲奉召回国，又被委以了创建我军最高军事学府的重任。在向父亲布置任务时，毛泽东说：“你上过黄埔军校，又担任过彭杨步兵学校的校长、带过红军干部团，因此，这个工作非你莫属。”于是，父亲又像指挥打仗一样，开始了艰难的办学。1年3个月后，一所综合性的、多军兵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落成。父亲是第一任校长兼政委。

1954年10月以后，父亲又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参与指导了解放一江山岛等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

父亲手下有“五大员”各怀绝技

父亲的老警卫员搬道岔几十年

父亲带出了很多勇冠三军的名将，比如红军时期的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秦基伟等名将。而他身边的“五大员”——老骑兵通信员、老侦察员、老司号员、老警卫员，还有一个是老饲养员，也就是马夫，很少有人知道，但他们各怀绝技，在作战中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父亲手下有几名老侦察员，都是老红军，派出去，你说要哪一级俘虏，他就能给你抓回哪一级的俘虏。你说要化装一下子，他们都化装的特别像。有个叫程甲锐的，这个人是个山西人，画儿画得特别好，后来还当过黑龙江省美协主席。当年，他就在父亲的部队里做情报科长。此人不仅在地形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他标的图，一丝一毫都不带差的，更有过目不忘之能。

父亲的司号员也是很厉害的。我父亲是最关心司号员的。他的那个老号长，是个老红军，在部队里牛得很，没人敢惹。行军中，父亲要找哪个团的团长，或哪个营的营长，只要有他一吹号，就能把那个团长或营长叫过来。1950年，部队打到昆明，他年纪也大了，叫他转业到地方，谁去做他的工作都不好使。他就说要让我离开部队，除非司令员亲自来跟我说不可。我父亲一听明白了，请他好好吃了一顿，这他才走。

再说父亲的马夫，也是八路军首长的马夫里马养的是最好的。在他的马厩中，经常拴着几十匹好马。父亲的一些老部下，乃至一些首长，都特别希望能从我父亲这里得到一匹好马。父亲的马夫在军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很多团长、营长见了他，都客客气气的。抗战胜利后，他离开了部队，父亲后来还找过他，可惜没能找到。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父亲的警卫员都不是长得漂亮、短小精干的机灵鬼。父亲的一位老警卫员叫尚小辰。我是被他带大的，所以我们爷儿俩的感情特别深。淮海战役时，父亲有意让他当连长，他说：“我不去，我没文化，我还要跟着傅涯同志（陈知建的妈妈）学文化呢。”部队到云南后，他和老号长一起复员。当时，安排他到昆明火车站公安处当指导员。他干了没几天就辞职了，非要去当工人。此后，他就在一个小站上，搬了几十年的道岔，直到离休。困难的时候，他从来没想过来找我们，直到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很老了，如果再不来看看的话，可能就永远见不到我了，这才打了一个免票，到北京来看我。我说：“我没爹了，就把你当我爹供着吧。”

我此生最大的痛苦

就是和父亲在一起时间太短

我是1945年在延安出生的。1951年我们家从昆明来的北京。我在育英小学，在北京四中上中学。

父亲很喜欢孩子，只要不碰他那几根弦说谎、偷东西和搞特殊化，淘点气没什么。你就是把猫丢到他的脖子里，他也不会生气。可你要是碰到了他那几根弦，生起气来，样子很吓人。他一拍桌子，桌子上的铜墨盒都会被震得蹦起来。

父亲很幽默。记得1955年授衔那天，父亲回来后，我就问父亲：“你封了个什么将？”他笑道：“什么将都不是，是个芝麻酱。”我还真信了。不一会儿，我妹回来了，我就跑过去跟她说：“你知道咱爸封了个什么将吗？”“什么将啊？”“芝麻酱！”就因为这个事，我还被我妹嘲笑了好久。

父亲有个毛病，就是受不了孩子哭。我弟小时候怕打针，一打针就会哭。父亲只要在场，就会说：“先别打，等我躲出去了再打。”他是真怕孩子哭啊！我、我弟，还有我妹，小的时候，有啥要求，说不管用，只要一哭，基本都能得到满足。

初中毕业，我就不想上学了，闹着要去当兵。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妈管不了我，就叫了父亲的一个老部下来跟我说。他倒是干脆，直接把我拉到父亲的骨灰盒前，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倘非如此，我就不可能再去读高中了，也不可能后来考上我父亲一手创建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那我的人生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我这辈子最大的痛苦就是父亲去世得太早。他走得的时候，只有58岁，我才15岁，还在上初中。这个事儿虽已经过去了53年，可我依然记得非常清楚。1961年3月16日，是个星期四，那天我正上着课，父亲的秘书直接将我从教室里叫了出去，“快，赶紧跟我去机场，你爸在上海犯心脏病了，情况很不好，咱们这就赶过去。”一路飞车，赶到机场，登机后，我才发现妹妹知进和弟弟知庶也被人送上了飞机。看来，父亲这回病的不轻！但我还是没太在乎，因为我觉得我那个大英雄的父亲根本不会被一个小小的心脏病夺去生命。

当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一开舱门，我就看到接机的人都红肿着一双眼睛，不说话。这时，有人拿了黑纱，给我和弟弟、妹妹戴上，我才感觉大事不好。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在一次去上海的火车上，他给我们讲了他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的一些事。到上海后，他又安排我和弟弟、妹妹去参观了汪伪的老巢76号和他曾经坐过的提篮桥监狱。

参观结束后，我们回到住的地方。一进门，父亲就问：“参观得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没有？”“太可怕了！那水牢、那电椅、那皮鞭……”我和弟弟、妹妹争先恐后地向他汇报着我们的参观感受。父亲微微地点了点头，只说了一句：“若干年后，不知道你们还能否理解我们曾经的那个时代。说完，他就站起身来走了。”他的这句话和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态，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想，我对父亲的理解，或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