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原来叫陈庶康。陈赓逃婚进湘军。

■父亲二次从军进黄埔军校。北伐时救过蒋介石一命。

■父亲在特科三教九流都熟悉。父亲指挥的386旅被美军称“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父亲手下有“五大员”各怀绝技。我此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和父亲在一起时间太短。

陈知建是大将陈赓的二儿子。日前，笔者采访了陈知建将军。他说：“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不是我能定义的了的，因为我根本就不具备给他下一定义的资格。我只能说他，在我眼里，是一个顶天立地、足以让我高山仰止的大英雄！”

陈赓原来叫陈庶康

父亲逃婚进湘军，后在铁路干办事员

父亲一生，可说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如果非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人生何处不传奇”。

父亲1903年2月27日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龙洞乡羊吉安村。陈赓并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叫陈庶康。

父亲13岁时，上完私塾就到离家二十多里地的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东山高等小学堂也是毛泽东的母校。父亲在那里了解到了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常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小学毕业后，父亲可能读中学、读大学。我爷爷非逼父亲结婚。父亲只能从家里偷跑出来，走上从军之路。这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陈赓，目的就是让家人找不到。

父亲进入湘军以后，被编在湘审军第2师6团2营当兵，和彭德怀、黄公略在一个团。父亲在湘军四年，从二等大头兵到上士，虽一直处在最下层，但也让他成长为了一个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士兵。父亲也目睹了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他想：自己当初来参军，虽是为了逃婚，可也是抱着一腔爱国热情，为打倒列强、兴复中华而来，没想到却进了这样一支祸国殃民、无恶不作的部队，这里哪是我陈赓应该待的地方！

1921年秋，父亲他们团的团长因不满军中倾扎，于是设法在粤汉铁路谋得了湘局局长之位。父亲护送他到长沙上任，当他了解到父亲也不想在湘军干了的时候，就给父亲在铁路上安排了个办事员差事，月薪60块大洋。

父亲到长沙以后，就一边工作，一边拼命补习文化知识，还自学了英语。不仅阅读了大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还和湖南著名共产党人何叔衡、郭亮、姜梦周等人多有接触。为开阔眼界，他还特意请假去了趟上海，到上海大学旁听。当时，主持上大校务的是恽代英和瞿秋白。中共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萧楚女、蔡和森、张太雷等，也经常来上大给学生们讲课。父亲在听了他们的课后，就觉得茅塞顿开，从此坚信：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

父亲骄傲地说：“第一年有党，第二年有我。”意思是，中共建党后的第二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实，父亲早在1921年就已参加湖南中共党小组的工作了，并提出了入党申请。如果不是当时湖南中共党小组的一位负责人说他是地主家的大少爷，要多考验他几个月的话，那就是第一年有党，第一年就有他了。

父亲二次从军进黄埔军校

父亲北伐时救过蒋介石一命

父亲的第二次从军，是在1924年6月。那年，他服从党组织的决定，考取了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

应该说在黄埔一期的学生当中，父亲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首先，他是个共产党员；其次，他是个知识分子，文化程度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吧；第三，他是一个有着4年实战经验的士兵。特别是这最后一点，让他在学习中，能理论结合实际，因此深得同学、教官们的喜爱，很快他就成了学生头儿，并当过孙中山的侍卫。后来，有人将他和蒋先云、贺衷寒一起并称为“黄埔三杰”。蒋介石还曾给父亲下过“此生性格稳重，能刻苦耐劳，可带兵”的批语。不过当蒋介石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后，又批了“此生是共党分子，不可带兵”。哈哈哈……

1924年11月底，父亲从黄埔一期结业留校，当了新生连连长。父亲说：“带的那个连是黄埔学生军中，战斗力非常强的一个连，经常受到团长张治中的夸奖。”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和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都对父亲极为欣赏。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黄埔学生也迅速分化为两派。

父亲说：“我们那时，也不懂得争取群众，孤立对方，只会骂人。我们骂他们是反革命，他们也骂我们是反革命。一次，蒋校长在汕头请我们吃饭，两家说着说着就用食具打了起来。”但他们打归打，即使后来成为战场上的对手，还是很念同学情的。毕竟大家都是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理想来黄埔的，只是政见不同罢了……

父亲在黄埔时，还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那就是救了蒋介石一命。那是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蒋介石率总指挥部随第三师行动。父亲带着他的连警卫蒋介石。第三师在华阳与陈炯明部队的主力林虎部遭遇，吃了败仗。蒋介石急了，跑去前线督战，也不顶用，第三师兵败如山倒。蒋介石见状，拔出手枪，就要杀身成仁。父亲见状，冲上去，下了他的枪，然后就劝他说：“校长，你不要太悲观了，这次失利，只是一个师，现在我们离开这里，还可以再打回来。”蒋介石听了父亲的话，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这时，敌人已经冲了上来，蒋介石吓得两腿直打哆嗦，路都走不动了。父亲只好背起他，撒丫子就跑。父亲的脚在打惠州时负了伤，当时还没好。可就是这样，父亲还是背着蒋介石冲出了重围。等到了安全地带，父亲把他从背上放下来。没想到他脚一沾地，跑得比兔子还快，反正父亲是没追上他。

过后，蒋介石在一次对黄埔师生的训话时说：“什么是黄埔精神？陈赓就是黄埔精神。”从那以后，他就把父亲留在自己身边做了侍从参谋。尽管他对父亲百般器重和拉拢，但仍无法改变父亲的共产主义信仰。在大革命的关键时刻，父亲还是与他分道扬镳了。

父亲在特科三教九流都熟悉

巡捕让“王先生”抓父亲

父亲有过4年地下工作的经历，甚至可以说他是搞情报出身的。1926年，父亲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在“契卡”（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克格勃的前身）接受了几个月的培训。1927年2月，他回到上海，7月15日，父亲到南昌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不幸在会昌战斗中左腿负重伤。10月，父亲经香港转至上海养伤。当伤养得差不多时，便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化名王庸。

当时，上海情况复杂，被称为是“冒险家的乐园”。父亲不愧是一个“三教九流都能搞的来的专家”（毛泽东语）。父亲上任后，很快就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庞大的情报网，其眼线遍布国民党军、警、宪、特、党部机关和租界巡捕房。他还跟很多青帮大小头目交上了朋友。可以说父亲在特科工作时，是特科最辉煌的时期。一天，一个和我父亲关系不错的法租界巡捕房里的头儿，在街上碰到我父亲，还说：“哎，王先生，国民党让我帮他们个忙，要抓一个叫陈赓的人，你认识吗？”“嗯，听说过。我帮你留意着点。”父亲一笑，回答道。“好，那就拜托您了。您是能人，好办事！”说着，他还用手拍了拍“王先生”的肩头。他哪里知道眼前这位“王先生”就是他要抓的陈赓啊！

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亲还当过几天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后来，他在谈及此事是还说：“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党叫我去和上海的大流氓头子、青帮大头目杜月笙交朋友。我与他的关系处得很好。上海的三教九流都知道我和杜老板的关系不一般。上海解放前，地下党要他留下。他说，我不会去台湾，但也不想留在上海，要到香港去度晚年。由此可以看出他和蒋介石的矛盾。上海解放后，为稳定上海局势，稳住上海的三教九流，中央就叫我挂名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杜月笙在香港听说后，还通知他在上海的徒子徒孙，不要闹事，并要积极配合‘陈局长’抓捕国民党留下的地下特务。”

父亲的这个大将是一仗仗打出来的

386旅被美军称“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将军衔。他的这个共和国大将，绝对是一场仗一场仗打出来的。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父亲在鄂豫皖苏区，就以善打硬仗，名扬红军内外了。他先后担任过红四方面军13师38团团长、12师师长，率部参加了黄安、商（城）潢（川）、潢（川）光（山）战役，均取得了重大战果。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父亲任红军干部团团长。这个团是由约2000名学员组成的。他们一路屡克强敌。特别是在土城之役中，干部团打出了神威。另值得一提的是，干部团在长征路上，还未间断过学习和训练。在不断向各部队输送“毕业”学员的同时，又不断吸收新学员。长征路上办教育，枪林弹雨中搞训练，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

红军到达陕北后，父亲又担任了红一师师长。山城堡之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同国民党中央军的最后一场大仗。红一师担任了主攻任务。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父亲担任了129师386旅旅长。10月，386旅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配合正面防御的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当时，日军正全力进攻娘子关的国军守军。21日，386旅夜袭长生口、蔡家岭；26日、28日，又在七亘村叠伏日军，毙敌300多人，轻松化解了娘子关的国军之困。这一仗充分体现了父亲不拘一格的战法，父亲说：“打仗这个事，就不能照搬教科书。你学了那些正规战术，为的就是不按照那些正规战术来打。”

386旅越战越勇，又相继取得了神头岭、黄崖底、长生口、长乐村、响堂铺、香城固之役的胜利，打得日军是恼羞成怒。后来他们的坦克上都贴上了标语“专打386旅”。这说明日军是被打疼了，也被打急了。

神头岭之战，是让人叹为观止的一次伏击作战。当时，129师师长刘伯承命令385旅的一个团佯攻黎城，引诱潞城的日军来援，386旅在中途设伏，给予歼灭性的打击。父亲领命后，就和参谋们商量这个仗应该怎么打。父亲说：“潞城有日军3000多人，我们的兵力少，馒头太大，要没个好地方打伏击，是吃不掉它的。”大家围在地图前，议论纷纷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指向了神头岭。因为从地图上看，那里有一条深沟，公路从沟底通过，是个打伏击的理想地点。父亲问：“神头岭的地形谁去看过？”没一个人吱声。父亲就说：“这不是纸上谈兵吗？走，咱们先去看看地形再说。”大家到实地一看，全傻眼了，公路不是从沟底通过，而是在一道山梁上，路两边光秃秃的，根本没有可以用来隐藏部人的遮蔽物，只有以前晋军留下的一些破旧工事。就在大家都感到十分泄气时，父亲一挥手说：“走，回去再商量商量！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想吃猪肉还怕找不到杀猪的地方？”.

回到营地，大家都说肯定是不能在神头岭打了。那就选别的地方吧，可是选哪儿好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了半天，也没得出个结论。父亲终于开口了：“我看，这一仗还是放在神头岭打！”大家都很吃惊，大眼瞪小眼地看着父亲，想听听他接下来会怎么说。父亲喝了口水，这才不慌不忙地说道：“不要一说打伏击，就想到深沟陡崖，天底下哪有那么多深沟陡崖？神头岭的确不是理想的打伏点，但日本人同样也会这样认为，必然麻痹。我看路两边的那些旧工事，还是可以用来隐藏部队，只要伪装做得好，敌人很难发现。打伏击讲的是出其不意，还有比在这里设伏更出其不意的吗？山梁狭窄，我方兵力固不易展开，但敌人的兵力更加不易展开。”说着，他把手杖往两张桌子上一架，问：“两个人在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谁先下手谁占便宜。”“对呀！只要我们能够做到突然、勇猛，这不利的条件，就只是对敌人不利，而对我们有利了。”大家一听豁然开朗。

果不出父亲所料，这一仗我军胜得毫无悬念，共歼敌15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百余辆，还缴获了大宗的军用物资，仅骡马就有300余匹。枪声停息后，公路上全是日军尸体。父亲拿起一台缴获的照相机说：“我们可以拍些照片，给报纸、杂志发表，让全中国、全世界知道，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下场！”那次，父亲还很危险，仗打到一半，他就跑到前面去了，一颗炮弹落在他身边，将他的手杖都给震飞了，但就是没有炸着他。当时在八路军访问的美国军事观察员卡尔逊在了解了386旅的情况后，曾说：386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当时，父亲手里也有一张庞大的情报网。1942年夏天，父亲就是根据我军设在长治的一个情报站送来的一份关于日军即对我太岳抗日根据地发起一场“铁滚（即铁壁合围）大扫荡”的情报，作出了留下小股部队和民兵与敌人周旋，主力部队深入敌后“大闹天宫”的决定，使2000多日军和1000多伪军既没在根据地占到任何便宜，老巢又频频告急，只能草草收场。

还有，电视剧《亮剑》中有个李云龙率独立团伏击日军战地观察团的情节，那不是瞎编的。当时，有个伪军司令，名叫陈涛，是我军临汾情报站安插在敌营里的一颗钉子。1943年10月，他报告说一个由180名日军军官组成的战地观察团将在24日上午从韩略村经过。于是，父亲就派了一个团，在韩略村设伏，打掉了这个观察团，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一名、大佐联队长六名和一百多名中队长，仅三人脱逃。此战令日军华北驻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大动光火，亲自跑到临汾，撤了驻扎在那里的日军第69师团中将师团长清水的职，并扬言：“就是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吃掉这股共军！”他又派了2000多日军，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在韩略村附近搜寻了好几天，但却一无所获。

不久，日军第69师团，准备成立一个情报班，还有意让陈涛去当班长。父亲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一定要让他千方百计当上这个情报班的班长。”当时有人提出：一个伪军司令所能发挥的作用怎么也比一个小班长要大得多吧。可是父亲却说：“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情报班，虽然它名声不大，机构也小，但却是一个搜集日军情报十分难得的位置，他在这个位置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可比一个伪军司令大多了。” 

解放战争开始后的1946年，父亲率太岳纵队两个旅7000余人，克长子县城，下长治北关，歼敌1万5千人，活捉阎军第19军军长史泽波和炮兵司令胡三余等将官多人。

上党战役后，太岳纵队，改称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父亲任司令员。7月初，父亲以其灵活多变的战术，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闻夏、同浦、临浮战役的胜利，歼敌5万余人。

临浮战役结束以后，4纵又和王震指挥的2纵一起，发起了吕梁战役，有力地配合了彭德怀在西北的作战。

1947年8月，父亲统领陈谢兵团（由4纵、9纵和第38军组成）8万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和刘邓、陈粟两路大军一道，开辟了中原解放区。

1948年3月，父亲又率部协同华野主力一部先后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战役，全歼了国民党军青年军第206师，并俘虏了该师师长、蒋介石的宠将邱行湘。他也是父亲在黄埔时的小师弟，进一步改变了中原战局。11月，淮海战役打响，父亲的部队无论是在使国军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陷入重围的截断津浦铁路南段的战斗中，还是在围歼号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黄维兵团的战斗中，都出色地完成了总前委交给的任务。作战中，父亲还不忘利用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关系，向国军上层将领展开政治攻心。如敌14军军长熊绶春是黄埔三期生，父亲就写了封信，让在前期战斗中被我军俘虏的他的参谋长带信回去，劝他投降。但就在他正在犹豫之时，总攻开始了，熊被乱枪击毙。打扫战场时，父亲特嘱手下，一定要找到熊的尸体，“好好埋葬，立个碑，以后他的家人来找，也好找到……”

（下转12版）

□特约撰稿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