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老两年多没来了，但我总觉得那走路缓缓熟悉的脚步声，就在不远的地方。

回想起来，我和他已相识很久了。1985年的时候，建委工会从我们水厂借调一人去帮忙，可巧单位就推荐了我。当时建委工会的潘卓夫主席五十四五岁，穿着一内里有羊毛掉了一个纽扣的布袄子，他不爱说话，埋头写材料时一坐就两三个小时。他听说我喜欢写点新闻稿件，便介绍我认识了报社的秦宜民老师。更记得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烧开水，不慎把电水壶芯子烧裂了。我见潘主席进门时，很是紧张，潘主席见了笑着说：不怪你，我先前写材料时也烧坏过电水壶芯子。你可能又琢磨稿子了，等会我让马师傅拿去配去。

潘主席平和宽容的几句话，让我记住了他多年。直到2004年，平头百姓的我在离他家不远处摆了一个小摊，才有幸又接触到他。他的穿着依然朴素，冬天似乎还穿着20年前的那件旧袄子。只是下身穿的更笨壮了，肥肥的羽绒裤内衬有拉毛裤子等。他的耳朵明显得背了，我和他说话时需要贴得很近，有时甚至要用笔写给他看。那段时日，我和他谈的话题多是做小生意的。他问我每天能挣多少钱？我说有时还可以。“可以就好。”这是他常鼓励我的话语。

2008年秋天，我家中突发了一件事却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那年10月，我78岁的父亲一夜间乘鹤离去了。过后有月把时间，潘老到我摊前时，我看着他不由地更想起了父亲。我捂着一汪泪水低下头去，他劝导我说：“过去的事就算了，人迟早都要走这一步的，虽说你爸走的急了些，但最终也没受大罪，你要想开点……”其后，我的手机经常收到他关心我的短信息，渐渐地我和他似乎成了父子般的朋友。

有一次，他有20多天没有发短信息来，我不放心地给他家打了电话（他耳朵背听不见手机声）。他老伴说，老头子的气管炎又犯了，他去医院吊水了。一个近80岁的老人，去医院方便吗，我骑车赶到那里，他已往家走了。还有一次，潘老到我那玩，发现我的手非常吃力地写着字，便问我，这大拇指怎么肿得这么厉害？“骑车摔的。”“到医院检查了吗？”他又说：“不能大意呀，不然拇指残了就麻烦了。”接着，他从家里拿来两盒消炎药，非要陪我去医院拍个片子。

2010年10月的一天，不常打电话的潘老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帮他发个传真。他说近日整夜睡不着觉，先前认识外地的一位中医，想请中医给开些药吃。我骑车到了他家楼下，走路没劲的潘老要我骑车带他一起去发病情传真。我反复提醒他要坐稳了，别栽下了。这样，在复印店里接收了对方传来的药方，我又把他送了回去。

之后，潘老失眠仍很严重，夜夜不能入睡，病中急躁的他叫我带他去某医院治疗，我扶着他来回坐公交车开来一种药。其后他发来短信说：“现在睡眠好多了，可就是咳嗽不止……”我回复说：“您注意保暖，慢慢来吧。”

不想没过多日，潘老便舍我而去了。那时，我心里就跟痛失父亲一样难受。出殡那天，我没有亲自送行，只站在凛冽的风雪中，在他家楼下的马路边，默默向他鞠了一躬……

□韩国光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