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称他为著名实业家、爱国老人、中国建筑历史学家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尊他为启蒙老师

■他是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

■他是把北京从封建帝都变成现代城市的第一个设计师

■他把封建祭坛变成京都第一公园

■他是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

■他是原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的姥爷

如今，你要问到中山公园游览、休闲、观看各种演出的老百姓，谁是这座公园的创始人，绝大多数人都说不上来。他就是朱启钤。提起朱启钤也许老百姓不知道，但他与一些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提起这些名人老百姓可能知道。周恩来总理称他为著名实业家、爱国老人、中国建筑历史学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尊他为启蒙老师。他是原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的姥爷。他是袁世凯时期的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而他最大的贡献是，把北京从封建帝都变成现代城市的第一个设计师，把封建祭坛变成京都第一公园——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日前，记者走访了中山公园，听公园的退休职工讲述了中山公园的创始人——朱启钤鲜为人知的故事。

他热心公益

改祭坛变公园

姜振鹏在中山公园工作30多年，对公园的创始人朱启钤有着较深的研究。记者随着姜振鹏漫步在公园的小路上，听他讲朱启钤的故事，仿佛时空穿越回了上世纪初。

据姜振鹏介绍，朱启钤1872年出生在贵州紫江（现开阳县），1964年去世。他在北洋政府5任交通总长、3任内务总长、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之后，朱启钤潜心于古建筑、市政及企业发展，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建筑保护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也就是在这时，他创建了京都的第一座公共公园——中央公园。1949年自沪返京后，任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全国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

“为什么要建公园呢？”在当时，时局不稳，高官们都在为自己考虑前途的时候，身为当朝大总管的朱启钤为什么有此举措呢？记者不解地问。姜振鹏说：“他接触过欧美的文化，有超前的想法。他认为，民国仍沿袭着旧的制度，不但与时代要求不符，而且阻碍了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更不利于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1913年，他任交通总长时，一次在故宫午门执行任务，看到阙右门外社稷坛场地恢廊，古柏参天，殿宇崔巍，并且前临干道，后滨御河，地处内外城中央。但由于数年废置，蒿草遍地，坛户饲养猪羊，脏乱不堪，感到这样的好地方，荒废闲置实在可惜，想建公园。但这是宫廷禁地不能如愿。1914年，他任内务总长后，借一次机会，提出了社稷坛开辟为公园的要求，并得以实现。姜振鹏说：“朱启钤发动绅士、商人捐款，将社稷坛开辟为公园，命名为‘中央公园’，又名‘稷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中央公园是北京城内最早开放的公园。昔日的榛荆遍地，荒凉不堪的社稷坛，被他改建成一座山水晖映，亭榭错落，古柏葱郁，繁花似锦的城市园林。在京都之地，为老百姓提供了一方陶冶身心，弘扬文化的乐土。”姜振鹏自豪地说：“当时的中央公园各种文体、娱乐、健身设施在北京市是比较齐全的，甚至比现在的有些公园还齐全。那时，他就有超前的想法和做法了。”这是朱启钤热心公益事业的体现。

他依坛造景

以诗情画意入园林

姜振鹏说：“我也是学园林建筑的，在我看来，当时的朱启钤建园思想到现在还有借鉴意义。”朱启钤的建园方针是“依坛造景”、“以诗情画意入园林”。记者与姜振鹏走到社稷坛旁，他说：“中山公园至今保留着社稷坛，同时以社稷坛为中心，发展中山公园，这也是朱启钤建园思想，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改变。”

朱启钤建园时保持社稷坛原有建筑布局和建筑风格，保留了五色土坛等古建筑。在对公园的景物设计和兴造上，因地制宜地挖池引水，筑圃栽花，就山植树，建轩馆亭榭，楼廊桥坊等古典园林建筑。在园中还设置了服务游人的餐饮、商店外，设置了供游人参观、活动的卫生教育馆、图书馆、书画展室和增进健康的儿童体育场和行健会。朱启钤看到圆明园遗石被攫取，盗卖。他选择了比较奇异的兰亭碑屏、青云片、青莲朵等遗石，移至中央公园。这不仅使社稷坛庙和圆明园的名石古迹得以永久保存，同时也为新建公园增加了景观，丰富了游人的观赏内容。

姜振鹏说：“节约建园经费也是一大亮点。”按当时的常理推测，建园最少需要10万多大洋到20万大洋。但在朱启钤的主持下，只花了6万大洋。朱启钤倡导、邀集军、政各界，绅商98人为发起人，向热心公益人士及书画团体募捐。两次募捐获款5万多大洋。朱启钤自掏腰包捐款大洋1000元。朱启钤对于募捐款，不滥花一分钱，尽心尽力的用在建园上。

姜振鹏说：“朱启钤为建设发展中山公园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对公园的兴衰进退，时时牵挂于心。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还经常到公园巡视，见有不当之处，即向公园负责人提出。他总是谦虚地说，公园之振兴全仰群策群力，通力合作，非我一人所就。”

他被周总理称为

中国建筑历史学家

姜振鹏说：“建中央公园只是朱启钤在建筑方面成就的一点点。”在朱启钤的诸多业绩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对北京城区的建设和改造所作的贡献。在他担任清末巡警厅厅丞时，谋划设立城市消防系统布局，首创了北京城的市政基础建设。进入民国时代，朱启钤在退位的清廷还盘踞紫禁城三大殿之后的后宫时，主持把中南海南侧的宝月楼下层改造为“新华门”，开

辟成大总统府的正门。他还主持打通了府右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开拓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他当时提出《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获准后拆除了正阳门瓮城的东西月墙，两侧开设新门；新筑两条宽20米的马路并开辟人行道；修建排水暗沟以防止夏季雨水积聚；全面翻修箭楼，迄今正阳门箭楼中西合璧的独特建筑装饰风格，就是那时的成果。在朱启钤的诸多贡献中，尤以把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一项专门学术，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并亲任社长。

朱启钤督办修筑的津浦铁路，至今仍是我国最繁忙的铁路大动脉之一。他任董事长的中兴煤矿公司，是当时仅次于抚顺、开滦的全国第三大煤矿。他在上海创建的中兴轮船公司，是我国首家以民族资本兴办的远洋轮船公司，解放后成为新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基础力量。

姜振鹏说：“朱启钤与周恩来还有来往。”朱启钤年长周恩来近三十岁。他们二人在不同的时代都担任过政府总理。周恩来尊重朱启钤。朱启钤佩服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前夕，朱启钤全家寓居上海。他的挚友章士钊来京参加国共和谈时，周恩来亲自请章士钊劝说朱启钤回返北京。朱启钤接受了周恩来的要求。上海解放后，周总理特地派朱启钤的外孙章文晋把他接回北京，住在东四八条的住宅里。

195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到东四八条111号看望朱启钤。周恩来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启钤知道不知道。朱启钤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你叔父是我的门生。”周恩来笑着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同辈了。”

谈话时，朱启钤因耳聋经常打断周恩来的谈话。家里人就向他摆手示意。周恩来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嘛！”

朱启钤对家里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有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