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前，他是连糠都吃不上的城市贫民

■新中国建立后，他成为共和国一名特殊警卫，经历过“炮轰天安门”、“镇压反革命”、“清理妓院”等历史事件

在草岚子监狱看押反革命分子，枪决过妓院老板、土匪恶霸

■在北京动物园，他乔装打扮，端盘子、卖茶水、做冰棍

■“潜伏”全聚德两年，为的是暗中保卫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从华天饮食公司退休，同事仍不知他真实身份

■他甘愿埋没在普通人当中，半个世纪以来，鲜有人知道他的传奇经历

新中国建立之前，邸培根家住在北京白塔寺一带。那会儿重男轻女，家里虽然穷，但因为生的是男孩，咬着牙也得办满月。有人瞅着邸培根病恹恹的小脸儿说，还办满月呢？能不能活都是回事。谁能想到，这个从小就“底子薄”的苦孩子，长大后竟成了北京市公安总队的一名战士。邸培根平静地说：“是解放前的苦难给我添了劲儿，是党的恩情给了我勇气！”

蹬洋车往草岚子监狱送窝头

他换四所小学，念书七、八年毕业

1933年9月3日，邸培根出生在城市贫民家庭。小时候，邸培根个头小、体质弱，但为了吃饱肚子，什么都得干。他拣煤核、卖烟卷、卖烂酸梨、蹬洋车。“放学回来，先掀笼屉，一看里头是空的，甭问，今天没辙，喝两口凉水，算是吃了。有时，跟奶奶一起给父亲交完车份儿，从车场里拔点苋菜，用热水焯焯，算一顿饭。”

开始蹬洋车时，邸培根小学还没毕业，屁股都够不着车座子。早上四点来钟起来，借人家的洋车拉车站。那会儿，他还给草岚子监狱送过窝头。他想不到，几年后，自己会成为北京市公安总队的一名战士，在草岚子监狱提审、看押建国初期几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

“草岚子虽然简单，但很有历史。国民党在这儿关押过许多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像薄一波、彭真等人。没想到新中国建立后，我一下扎到那儿去了，有时站在监狱门口就想起蹬洋车那会儿的事。”

邸培根小时候体质很差，更加上生不逢时，苦难的童年与当亡国奴的滋味儿搅和在一起。

“日本占领时期，一家六七口人，就指着我父亲一个人拉洋车挣钱，挣不来，一家人就只能喇嘛鼓——扛着。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吃的都是混合面儿。这混合面，吃了不是拉稀就是解不出大便，拉稀也不敢让日本人知道，否则真把你往石灰池里扔，说是消毒。我身体本来就弱，那会儿都管我叫‘细脖大脑壳’。”

因为在家里排行老大，又是男孩，再穷也得念书。于是，邸培根换了四所小学，念了七、八年才毕业。“开始上的是简易小学，就是官办的小学，破桌子破椅子，连老师都穷了搭棱的，就在现在政协礼堂的后边。”

加入北京市公安总队

提审班一律双家伙

新中国成立后，军管会和这一带拉洋车、蹬排子车、卖烤白薯的群众打成一片，开始时大家吃的都是救济粮——莜面、小米，天天跳霸王鞭、大秧歌，每家的饭桌都摆在大街上，高兴！

“后来开始陆续找工作。北京市公安总队招人，我就加入了北京市公安总队。一月给150斤小米，算半供给制。我们一团住在大红门一带，10个月训练，住老乡家，每礼拜两顿白面，剩下就是高粱米、小米。每礼拜四下午吃馒头，固定的，上午的小米丝糕，就没人爱吃，不言语但都憋着下午的馒头。炊事员也有办法，把刚蒸得的馒头折进大笸箩里，将上午剩下的丝糕往上一扣，执行排长一吹哨，党员、团员要是抢不着丝糕，礼拜六的组织生活会你算是没法儿过了。我那会儿什么都不是，但也抢丝糕，有馒头都不吃。我们那会儿穿的是边区鞋，实衲帮儿，一针一针扦的，结实！但发的鞋有大有小，这边儿捅一眼儿那边捅一眼儿，拿带儿一穿，一系，美得很哪，边区的！冬天一身棉袄，夏天一身单衣。发了薪金，买一尺漂白布，撕两个袖口，两个领子，绷在衬衫上头，老是白的。装备还不错，一水儿三八大盖儿，机枪是歪把子。10个月洗了三回澡，澡堂子的水跟豆汁儿一样。”

1949年10月，邸培根因为积极要求进步，加入了较早一批共青团，次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军训结束，邸培根所在的北京市公安总队一团奉命到西什库教堂旁边的草岚子监狱执行看押任务。

“我所在的提审班一律双家伙，在原有配枪的基础上，又配备了短枪。10个月中，我们负责提审、看押、押送、执行。那会儿白天出操训练，晚上提审、站岗，最多时工作14个小时，班长瞅我实在不行了，就叫人换我休息一会儿，顶多是上趟厕所，或抽棵烟。班长转一圈又看见我，问怎么还在这儿？我说又换回来了。后来领导看我们实在太累了，才允许解开风纪扣，把帽子摘了，再后来，也可以坐着了。夜里饿了，剩什么吃什么，可中午就一锅菜，能剩下什么？审讯员有夜宵费、香烟费。后来，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吃了，吃牛肉面。”

中山公园里逮捕反共游击纵队

看押反革命从没害怕过

邸培根在草岚子监狱执行看押、提审任务时，见证了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

“审讯‘炮轰天安门’案件主犯，我正好当班，执行枪决时，我从草岚子出来了，是在大街上看见的。房山有个反共游击纵队，胆子大到——大白天的，把所有军师旅团营的干部都聚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开会，跟共产党叫板。咱们很快就把来今雨轩围了，全捂在里面。还有九宫道的头子，要面南背北登基做皇上，都准备好了，娘娘什么的都封了。我们形容这人儿，就是一块炖肉上面搁一丸子。后来把他家全抄了，他的太子、娘娘们都到草岚子‘会合’了。”

虽然那时看押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警力、装备很一般，但邸培根说他从来没害怕过。

“我执行过一个大土匪，从草岚子出来，到前门五牌楼那儿，他要说两句，我们开的就是吉普车，把棚子拆了，三根梁儿，我们站在中间这根梁后面，一个执行手、两个搀扶手，加上司机。走到前门大街，他要说两句，你怎么办？我就说：都到这会儿了，你还折腾什么？还嘟嘟什么？他拿出土匪劲儿说：你们哥儿几个到时候干净利落快，让我少受点儿罪。我说：这不结了，你瞎说一通，图什么呢？还有一次在永定门外枪毙地主、恶霸、保长，走着去的，有一个地主大高个儿，胳膊有碗口粗……”

枪毙害过五条人命的老鸨

血溅了他和同伴一身

当年封闭妓院时，邸培根和战友们还没进城。等他们进了城，妓院基本上清理完了。

“我们赶上了对黄树清、黄宛氏的判决，这对恶霸夫妻手上有五条人命。那天，我们三人一组，负责对黄宛氏执行死刑。枪决头一天晚上，来了一个老太太，个儿不高，穿着蓝左襟儿大袄，青裤子、青飘带、青鞋白袜子，解放脚，头上系一块毛巾，脸儿朝里，我没看清楚，当时我下岗了，不知道她是谁。第二天宣判完，给她解了铐子，用机吊绳绑起来，这种绑法儿，犯人要是乱动，在后面一拽，就得哈下腰。当时群众一呼口号，我想把她头上的毛巾胡撸下去，结果她趴那儿了，晕了。我和战友架着她上吉普车，轮流用腿顶着她屁股，因为她站不住，个儿又小。我敢说这条押赴刑场的线路是历史上最长的，从府右街出草岚子前门儿，就是现在北大医院和妇产医院当间儿这一块儿，过去是一条大胡同。刑车出来奔北海，从北海一直奔东四，从东四沿街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奔东单车子开得很慢。从东单拐过来，奔公安街。天安门头里就是公安街。从公安街一直奔前门。所有过去的妓院都转到了。群众啐唾沫、薅她。让她下来走！绕过她住的赵锥子胡同，最后到永定门城根底下执行。她还是站不起来。我俩就揪着她。执行手没法动她，说好喊‘一二三’，可刚喊了一二——，枪就响了。枪子儿多快呀，躲不开，血溅了我和同伴一身。那会儿枪毙完了，得把人翻过来，看看气儿断没断，没断，照着腿肚子一踹，让那口气出来。打得好，一口气出去了，打不好，气就窝在那儿。我瘦小，她软不拉几，怎么都翻不过来。刑场可不等你。班长说，你怎么着啊？我说，她软不拉几的，翻过上边儿翻不过来下边儿。我们班长就这么一揪肩膀想把她拽过来。劲儿使大了，脑袋盖儿一下子就甩我们身上了……我们三人回来赶紧刷衣裳，恶心巴拉的，怎么也刷不干净，直到换装……”

先负责陈云安全

后在国际俱乐部学当“服务员”

离开草岚子，邸培根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们一团成立了侦察排，专门为中央首长做路线警卫。侦察排要人，要求必须可靠、指导员能打保票的。指导员跟我说，好好干，可别砸了锅。我们住在东单一拐弯第一条胡同的大院里，负责陈云同志安全。首长一动身，公安部、警卫局就通知我们领导，我们就往外跑，扮什么的都有，蹬三轮儿的、做小买卖的。我什么都不会，就穿一身破衣服，两只破鞋，戴一破蓝帽子，找一木匠的折尺，耳朵上架一个木匠用的宽笔。每天给我们5毛钱经费，够吃一斤素炒饼的，大碗茶2分钱一碗，实报实销，喝几碗报几碗。吃饭得听排长的命令，过时才能吃，不告诉你，就回家吃去。那时候就希望过时，好吃那半斤炒饼。现在老伴一炒饼，我就想起那会儿了。路线警卫好处在于隐蔽性强，坏处是到夜深人静，尤其冬天刮着西北风，路上都没人了。你还在这儿转悠，就会有‘武装’盯上你。那会儿不通气儿，我们身上没证明，也没有武器，只身一人，就靠眼睛踅摸来踅摸去。时间长了，换一换人，但线得接上。有时跑得呼哧带喘，也有误的时候。陈云同志的车好认，苏联的大吉斯，有时从电车上看见，过去了……呆会儿，排长骑着自行车来了，告诉你等着，还是回去。”

做了一段儿路线警卫，邸培根又被派去担任会场警卫工作。“担任会场警卫，衣服、头发就得弄整齐点儿，也给衣服费，但后来发觉比较容易识别。那会儿，毛主席、周总理最烦的就是一到哪儿去后面跟一大堆警卫。怎么办呢，就又成立了会场区队，相当于一个排，一班男生，一班女生。为了解决化装的问题，我们出了不少笑话。后来让我们学服务。我到北京市委对面的国际俱乐部，学了三个月，搞卫生，擦地、擦门环子、刷厕所，端碗、端盘子，还学一点配酒以及西餐上菜的礼仪。我们是从公安部，通过外交部过去的。一般人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那三个月是历史上最美好的享受。学完之后，经理是民主人士，跟我们头儿商量，能不能把他们俩留下，我们这儿也需要可靠的人做安全工作。那会儿还找大学生教我们英语。但我们老跟人犯刺儿，瞅人跳舞觉得下作，看吹号的扭来扭去，心说，等我得势，先抽你个大嘴巴。当时想，我堂堂一个警卫战士，跟洋奴在一起，丢份！留恋那儿的生活，但看不惯那里的人。人家诚心诚意地留，我们却哭着喊着非要回去。培训后，经的事就比较多了，凡是中央首长、中央书记处举行的国宴，我们几乎都到。毛主席、周总理，所有中央首长，我都见过，不是我有成绩，而是因为我的工作特点，我得守着他们。”

“潜伏”全聚德两年

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后来，中央首长的活动变得比较分散，安全保卫工作也随之调整。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深入基层，喜欢和群众打成一片，特别反对身边警卫跟随，每次外出从来不打招呼，但北京市又要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因此北京市政府想了一个办法，在中央首长经常去的地方派出“常驻警卫”，脱下军装，与所在单位职工一起生活和工作，单位同事都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担任着中央领导的警卫任务。

“因为我学过服务员这一套，就派我到西郊公园，就是动物园。我们几个兵，跟着一个参谋，接过北京西长安街一个餐馆和北海的一个饭馆，在西郊公园猴山那边建了一个大众食堂，作为暗点，我们通过园林局进去的，同时去的还有派出所、管理处，白天各干各的，到一定时候，秘密联络，秘密开会。”

邸培根在西郊公园做“常驻警卫”时，毛主席来过一次。“平时，大家老想见毛主席，主席真到了跟前儿，反倒不知道了。毛主席就那么闯闯地一个人走。等主席上车、回头时，才有群众发现，一喊，都知道毛主席来了。我们在公园里弄了一摊儿茶水饭点什么的，首长要来，告诉你一声儿，（安全）就归你了。平时，我提着大茶壶，沏茶倒水，安排饭，干部当管事的。我不仅学会卖茶，还做了好些日子冰棍儿，那会儿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冰棍儿挺不好做的，我现在肠胃不好就是那时候吃冰棍吃的。”

1954年1月，上级主管部门派北京公安总队的苏文质到全聚德做经理。随同他秘密派往全聚德做“常驻警卫”的还有邸培根和刘德堂。

“当时全聚德已经公私合营了。中央首长、外宾都去，但不好进车，保卫工作很难做。领导琢磨着让谁去呀？就又琢磨到我了。在西郊公园，提个茶壶，散座儿还能应付，可全聚德是正规的山东馆儿，咱以前干的都是样子活啊……最终，领导还是让我去。一个干事、我，还有刘德堂，我们三人通过信托公司进入全聚德。记得还告诉了派出所，说我们二科要进几个人。当时也没怎么欺生，因为我们随工方进去的，有经理在那儿呢。刚开始我在前面提茶壶、看座儿，一比就不行了。老职工一个人看好几个座儿，我看不了。上班时站着看人家吃饭，下班了也不能离开，第一是工作需要，第二是我没家，一间屋子半间炕，没地方住。因此，我24小时都在店里。睡觉，八个方凳儿一并，就是床。早上起来铺盖一卷，往楼梯那儿一搁，摞齐了，毡子一盖。当时全聚德走菜的梯子直上直下，服务员都横着走，属螃蟹的。我那会儿已经归公安局四处管了。”

白天看座儿的同时，邸培根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晚上做记录，定期向上级汇报，叫“日记月报”，两年多的“常驻”，全聚德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保卫或食品卫生责任事故。

华天饮食公司退休

同事仍不知他真实身份

1954年，邸培根被安排转业。除了一张转业证，什么都没有。半个世纪过去，许多人依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邸老反复说自己只是一个小兵，从北京市公安总队转业到地方，他毫无怨言，只是觉得自己一个小兵却享受了干部的待遇，心里有些不踏实。“当时按我的条件应该复员，干部才转业呢，可能是因为工作需要，给我这个小兵定了一个22级，于是跟公安机关之间就成了一种关系，而不是直接从事这个工作。后来我当过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我是从华天饮食公司退休的。身体的底子薄，腿、心脏和肾，现在都不好。我当年所在的北京公安总队实际上就是现在武警的前身，可惜，我们这一段儿历史，没人去写。”

邸培根的老伴儿赵玉卿是全聚德历史上第一位女服务员。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从河北曲阳老家来京探望给公安总队一位领导带小孩的母亲，赵玉卿见到母亲就不想回去了。母亲托那位领导给女儿找个工作，干什么活都成。领导考虑到赵玉卿出身好、政治上可靠，就把她推荐到全聚德工作。1954年5月，梳着小辫儿的赵玉卿来报到。男师傅都佩服她冲破世俗观念的勇气。1956年1月，邸培根和赵玉卿喜结良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赵玉卿不仅端菜、做服务，而且还代替忙不过来的厨师为客人片鸭子……

总结自己的一生，他用了三个字“苦与乐”；评价功过，他说：“我永远是个小兵。”话语中重复最多的一个字是“吃”，就这么直白、就这么干净。城市贫民是他的底色，在这上面，爱与恨，激情与平静，便都有了根据。

□特约撰稿 夯石